摘 要：儒家思想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之主体，源远流长，其对于构建中国人精神家园、建设中国和谐社会和化解当下各种文明冲突等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儒家在其历史演变中，日益发衍出的契合封建集权统治的思想，对于当下民主时代儒家思想的传承是一个极大挑战，故儒家思想必须进行现代性转化，以契合民主时代的需要。儒家思想与现代民主思想并无根本的矛盾，儒家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所有社会都要面对的，而且儒家提供的解决问题的思路也可以成为当代社会的重要参考，加之儒家文化的传承对中国崛起具有特殊的意义，使得儒家思想具有进行现代性转化的巨大空间。儒家思想的现代性转化需要从儒家思想本身及其生存发展的现实条件两大方面、多角度地进行思考，方能较全面地解决这一问题。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思想;当代意义;现代性转化;传承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互联网时代的‘慕课’选择与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14JD710050）资助。
作者简介：封德平（1970-），男，重庆人，西华大学政治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哲学、宗教、中国传统文化。
就文化根源而言，儒道同源，儒道分立乃春秋以后之事。在儒家演化的历史进程之中，其自身亦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不断与封建制度相呼应，进而逐渐成为封建王朝治国之正统。至近代以来，在中国追求变革图强的过程中，“打倒孔家店”之声浪汹涌，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遭受了致命的打击，而改革开放以后，人们逐渐重视传统文化的建设，于是才有了儒家的再次兴起。但长期与封建王朝相契合的儒家思想在民主时代的今天，还有意义吗？如果有，那是什么意义，什么层面的意义？发挥这种意义又需要什么条件？在当今时代，这些条件还能具备吗？对此，本文试作分析。
一、儒家的精神要义及其当代意义
儒家长期以来作为封建王朝之官学而存在，且有一整套制度与之匹配，如宗族、科举、乡绅制度等，在当今民主社会时代，这些制度都已成为历史。那儒家思想还有存在的空间和必要吗？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得搞清楚儒家思想到底是什么，其源与流如何，其次才是这些思想的当代意义问题。
第一，儒家的精神要义。任何思想流派都有它的问题域以及相应的解决之道，儒家亦然。儒家祖述尧舜，面对纷扰不断的人世间，儒家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人世间为何会出现礼崩乐坏？人的理想生存状态是什么？如何才能到达人的理想生存状态”等问题，而这些问题基本上都体现在“儒家的理想及儒家理想的实现路径和方式”之中。所以，下面我们就从儒家的理想及其实现这个角度来分析儒家的精神要义。
其一，儒家的理想问题。理想有个体理想和社会理想之别。就个体理想而言，儒家讲的是君子之道，以“圣人”为目标。儒家认为人人皆可为尧舜，学习并践行“成圣之道”的人，就被称为“君子”。但圣人之境至高至远，简单来说，就是达到“道”与“仁”的境界，之所以这里将“道”与“仁”共用，主要表明儒道同源，但目前学界没有太注意到这一点，其实《论语・述而》中讲“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即表达了这个思想。“道”深远广大以至于无法言说，借老子的话说“吾不知其名，故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正因“道”太过高远，于是只能讲“德”、讲“仁”。而“仁”的意思被用得最多的是“仁者爱人”，但这仅仅是孔子对樊迟的回答，并不是全部内涵，孔子是因材施教，对不同的学生回答的侧重点不同，所以每个回答都体现了“仁”的某个侧面，但都不是全部，所以就有了后世对“仁”的不同解读。实际上，关于“仁”的思想涉及三个层面的关系，即身心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天地万物的关系，这三层关系反映在个体心灵层面，体现为平和、宽厚、谦恭、孝悌、忠信、恻隐、民胞物与、仁爱万物等内容;而就结果来看，则可有三层和谐，即个体身与心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天地万物的和谐，达此三者即是一种与自己、与外物高度和谐的自由生存状态。当然，每个层面的心灵境界与和谐状态都有一个程度问题，而且，实现的难易也不同。比如孝敬父母、友爱兄弟相对比较容易，但像对待亲友一样仁爱他人则相对较难，而推及万物，甚至万物一齐、与道合真则相当难。这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地放弃“小我”，成就“大我”，甚至“无我”的过程，这与道家和佛家修炼思想是完全相通的。所以“仁”的境界是有层次的。对多数人而言，太高了就达不到，故只能退而讲“义”、讲“礼”、讲“智”、讲“信”，由低到高，这实际上走的是“由德进道”的路子。只是儒家立足于人伦社会，表达方式也不同于道家，但最终的走向是一样的，高层次的“仁”就是“道”。[1]当然儒家没有突出这一点，儒家立足于人世间，“敬鬼神而远之”。而儒家既然立足于人伦社会，其“仁道”之社会理想即是“大同世界”，这种社会的现象描述可见于《礼记・礼运》，就其本质而言，它无非是指一种私心淡化、道德高尚、以民为本、为政以德、和谐美好、和而不同、各得其所的社会，即生活美好、社会和谐、各得其所的社会，甚至可以简言之为“和谐社会”。
其二，实现“圣人”和“大同世界”的路径和方式问题。儒家理想的实现路径集中体现在“内圣外王”上面，个体生命不断进行自我的道德修养属于“内圣”之道，而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代表以实现“天下大同”的过程则属于“外王”之道，这体现了儒家“由德进道”“为政以德”的路子。具体而言，儒家倡导从个体生命的历练为入手点，以“仁义礼智信”①为自我修为的标准，不断去践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之道。同时，儒家认为，若人人都能践行“圣人之道”，日积月累，就会实现大同世界的社会理想，也就是说，大同社会的出现是靠以身作则的圣人君子们开创出来。这样一个“内圣外王”之道也就是《大学》总结出来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过程。以此观之，儒家政治理想和社会理想实现的基础是“仁政”，“仁”的载体是“人”，以人为基点，所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是也，这样“由德进道”“为政以德”的路子就明晰地表达了出来。 但是儒家在其理想的具体实现方式上具有因人而异、因社会环境而异、因时代背景而异的多样性特点。比如孔子的不少弟子都向孔子请教关于“仁”的问题，得到的回答却是因人而异的。孔子对颜渊说“克己复礼”就是仁;而对子贡的问题“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孔子的回答则不但予以了肯定，而且还把这种行为抬得很高，说“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可见对颜渊强调的是个人修养，而对子贡的回答强调的是广利他人。所以面对子贡的另一问题“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孔子表示：管仲是不拘小节而通达大义之人，成就了“一匡天下、泽被万民”的千秋伟业，这样的人就是仁者，这是把仁的境界进一步推到了不拘小节而广利天下的高度。再比如，儒家倡导“为政以德”，但尧舜禹夏商周以及此后的汉唐等不同的时代实现“德”的具体方式却又在不断调整，有禅让、有分封、有中央集权等不同制度下的“为政以德”，这也表明儒家在实现理想的具体方式和制度条件上具有弹性、多样化特点。而正是为了能实现不同制度下的仁的理想，儒家思想又不断地变化着它自身，于是儒家思想有了先秦子学、汉代经学和宋明理学的转换。先秦子学是儒家思想的“源”，其后的各种变化皆属于“流”，“源”相对稳定但“流”却是变化的，而且应当变。
第二，儒家思想的当代意义。当我们澄清了儒家思想的精神要义及其源流关系之后，儒家思想的当代意义就可迎刃而解。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日益认识到：文化是民族的血脉，只有站在中国本有文化的基础之上，推陈出新，中华民族才可能实现它的伟大复兴。总体而言，儒家“仁道”思想“内圣外王”，努力实现三层和谐关系，这对于中国人精神家园的构建、中国和谐社会的建立和当下各种文明冲突的化解都具有重要意义。
儒家思想对于中国人精神建构与和谐社会的建立的重要意义主要表现在：其一，儒家的理想始终是一面旗帜，插在了道德的制高点上，是人们调整其行为、化解其矛盾的标准，同时也指引着社会的前进方向，这是所有古老文明都必须具有的。若没有这样一种“遥不可及”、却又充满吸引力的理想，那人类也就看不到希望，崇高的、遥远的理想有其独特的现实意义。虽然儒家并不能完全独自解决形而上的精神家园问题，但它也是一种重要的资源。其二，儒家的道德标准并非只有遥不可及的终极道德，其丰富的阶梯性内容，使得它具有极强的现实性和亲和力，普通老百姓看得到、摸得着，比如“诚实信用”的道德要求就一直贯穿着人类的现实生活，“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对当今的教育也有着重要的启示，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其三，儒家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对人类社会生活的精辟理解，无时无刻不给人以启迪。如“巧言令色，鲜以仁”（《论语・学而》）;“德不孤，必有邻。”（《论语・里仁》）;“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论语・为政》）;“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论语・泰伯》）;“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孔子家语・颜回》），等等，这一切都可能成为中国人精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发挥其调节人伦关系的独特作用。
另外，儒家对待异质文化，总的思路采用的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的“和而不同”的法则，这对于化解当今不同民族族群文化冲突是一种重要的精神资源。各民族族群及其文化的差异是肯定存在的，其间必有矛盾，但只有承认主体间的矛盾可以“并育”“并行”，才可能和平、和谐相处。古代中国正因为奉行尊重与包容的“和而不同”之道，才使得儒、释、道及伊斯兰教等力量相安并立上千年。这种具有调和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信仰功能的思想，对当今社会，不管是国内的族群文化冲突，还是国际间的民族文化冲突的解决，都是难能可贵的精神资源，对构建和谐中国、和谐世界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儒家思想的局限及其现代性转化的必要性
儒家思想虽然具有如上所述重要意义，其作为人类精神文化的一个部分，侧重于人精神自由和人类社会秩序的构建层面，但它并不能解决这些层面的所有问题。特别是在当今民主时代，其不断发展出来的与封建王朝高度契合的思想局限性就更为明显地呈现出来，这种局限性主要反映在其思想本身和它与现实社会的矛盾两个方面。
第一，儒家思想对其“圣人”理想的确认理由阐释不足，使得它对人们的感召力受到影响。儒家想要让人们都能践行君子之道，但就个体生命而言，人们通常都会思考“我为什么一定要以‘圣人’为人生之追求？圣人也好，凡人也好，都会死亡，那圣人超越生死的终极意义又在什么地方？”诸如此类的问题，对儒家而言，无法真正回答。孔子对弟子说“未知生，焉知死”，采取了“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回避了这类问题。而后世朱熹等人构建出“天理”等理念，并发展出一套体认功夫，也主要是对佛、道思想及其修炼方法的借鉴，但由于并未能对形而上之境有如佛、道两家般极高远、深刻和详尽的体认和阐释，故并未实质性地解决这种问题。历史上这类问题主要是交由佛道二教来完成的，于是导致了儒释道三家相互为用，各有侧重，共同完成了人在精神和社会生活上的安身立命的问题，单靠儒家，无法根本、普遍性地解决这种问题。
第二，就儒家关于礼乐仁和、天下大同理想的实现路径来看，具有较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儒家走的是“由德进道”的路子，主要是意图通过道德的提升来实现美好的个体与社会理想，这忽视了人的物质需求不断扩张的现实，也缺乏对现实社会生产力水平提升的重视，没有看到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对不断增长着的人的各种物质文化需求的满足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如果天下之人并非是普遍践行“君子之道”的人，那天下大同又怎么可能实现？且就现实而言，“圣王”理想也始终是可望而不可即，儒家思想更多的是沦为了历代王朝统治社会的工具。自经董仲舒改造后的儒学成为官学之后，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一代又一代新儒家都把生命的历程铺设在“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人生追求阶梯上，但他们多数都无法真正做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下》），而是不断挖空心思地讨统治者器重，奔命于不断攀登仕途新高峰的苦苦追求之中，儒家所期望的“圣王”一直难以出现，即使出现，也仅仅是昙花一现，最后以失败而告终。 最后，儒家思想和近代以来开启的民主理念和制度有不少冲突，这给儒家的生存空间带来了严峻的挑战。近代以来，中国经历了一段极其屈辱的历史，在面临亡国灭种的艰难岁月里，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不断反思进程中，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被部分人彻底否定。新文化运动中，“打到孔家店”的声音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及至新中国成立之后，反孔批儒也绵延不断。综观反对儒家的声音，其中最主要的观点认为，儒家是和封建社会专制制度相匹配的，其“仁义道德”“三纲五常”强化的是封建皇权，这与当今“民主”与“法治”理念和制度的要求相去甚远，所以，必须打倒。至于其它如压迫妇女（如妇女“三从四德”之规定）、禁锢思想（如八股取士）等，虽与巩固皇权有关系，但都属于次等理由。另外，儒家思想大量被误解、误读，比如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简单地解释成了君臣父子尊卑有序的服从关系，②这样一来，儒家似乎当然就与现代民主精神相背离了。
长期以来儒家思想契合了我国封建王朝统治的需要，获得了官学的地位，虽然它也存在着其自身思想的局限性和诸多负面效应，但如果把儒家放到中国历史的大背景之中来看，其对世道人心的净化和社会的稳定发展都是功不可没的。但近代以来，儒家所契合的封建王朝相对于资本主义社会而言，大为落后了，在中国追求民主与科学的强国之路上，儒家思想连同相应的制度设计都被视为落后的代名词，受到了无情的批判，直到今日，都未能恢复其应有的地位。客观而言，儒家既然作为封建王朝的官学存在长达2000多年，那其诸多思想和制度设计就必然会被深深地打上封建社会制度的烙印，其众多理念都是为适应特定时期封建统治的需要而提出，与当今民主时代的要求必然会有诸多相悖的地方，在思想和制度设计层面都必然要求对其进行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现代性转化，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儒家就只能被历史所抛弃。
三、儒家思想现代性转化的可行性
由上可知，儒家思想必须进行现代性转化，但儒家思想又能否进行现代性的转化，其可行性空间在哪里？笔者认为，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够进行现代性转化，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儒家思想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所有社会都具有的，并不仅仅为封建社会所独有，而问题域的持续存在性是儒家思想能够进行现代性转化的首要条件。近现代以来，不少人之所以否定儒家，主要就是认为儒家思想属于封建糟粕，维护的是封建集权统治，已经不能适应现代民主社会发展的需要，甚至以“吃人的礼教”称之。实际上，这种现象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少人没有能够从问题域的角度来思考儒家的合法性，也就更没有从儒家思想的“源”与“流”的区分角度进一步思考儒家思想的合法性，也就看不到儒家进行现代性转化的可能性。根据前面的阐释可知，儒家关注的核心问题可以理解为“人如何在世俗社会中安身立命，如何实现个人与社会的高度和谐自由”，由此发演出了一套儒家“仁义道德”之学，而关于“道德”的学问是任何一个人和一个社会都必须面对的，所以这也就是儒家思想能够进行现代性转化最重要原因。
具体来说，从儒家的内在思想结构及其思想流变来看，儒家思想包含有“道”与“术”两个层面，“道”的层面不能变，只能完善，但“术”的层面却可以变，且本来就在变。儒家思想的最核心内容是“成圣之道”，体现为“仁”，外化为“德”，推而广之而有“以德配天”“为政以德”等治世理念，故有“内圣外王”之说。此“外王”并非仅指君王，而是能行“成圣之道”的君子，君王为外王的情况仅仅是其中之一。至于后世儒家思想对先秦儒家思想的变革，更多的体现了为统治者服务的“术”的特点。汉朝董仲舒的儒家思想已经是吸收了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而建立的一个具有“天人感应”特色的思想体系，其曲解孔子之处也较多。其在《春秋繁露》中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总结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要求臣、子、妻必须绝对服从于君、父、夫，君臣父子之间双向约束关系被简化成了臣对君的绝对服从，形成了“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思想理念。这种背叛民本思想的儒家学说一直被历代封建统治者所推崇，后来的宋明理学也没有能够真正回归到以民为本这一核心价值理念。后世儒者把“内圣外王”之“王”寄托于君王，促进了封建集权的日益强化，以致发展出了高度集权的专制统治，走向了儒家原初“贤人政治”的反面。历史发展到了今天，民主时代已经开启，儒家就必须抛弃或变革其契合于封建统治的“术”的思想，在儒家“仁”的基础之上发展出适合于民主时代要求的新的“术”，这即是儒家思想进行现代性转化的重要内容。
第二，儒家所提供的解决问题的方案，在现代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性和可行性。儒家为了实现天下大同的理想，倡导君子之学，主张“为政以德”的“仁政”理念，这本无可非议。但在历史的流变中，“为政以德”的“仁政”理念日渐转换成了“以德治国”的“德治”理念，“德治”又日益变成了统治者治民的手段，而对统治者则是“刑不上大夫”，这显然背离了儒家“为政以德”的“仁政”初衷。于是随着统治者物欲的膨胀，社会日益失衡，贫富分化、王朝更迭、周而复始，大同世界的理想始终遥不可及。为此，在民主时代，儒家受到批判，甚至被抛弃，似乎理所当然。然而，批判者没有注意到他们所批判的仅仅是实施“仁政”的具体手段，而不是“仁政”理念本身，他们混淆了“为政以德”与“以德治国”的关系。
从治国模式和理念的角度来看，古代中国实行的是“天下”模式，包括“王天下”（以周为代表，实行分封制）和“家天下”（周以后的王朝基本上都采用的家天下模式，也即中国历史上的帝国模式）两种模式。[2]但不管是那种模式，都强调这个天下只能由“德者居之”，即要求“以德配天”。在理上来说，“道统”高于“政统”，故历代帝王通常都宣称自己的帝位是上天赋予的。但是这“天”是什么，它与“德”是什么关系呢？借用老子的思想进路理解，这“天”是“形而上”的存在，是终极性的、需要敬畏的“道”的范畴，但“道”于万物之中外显为“德”，人可以“由德进道”，如果人背离了“德”，也就远离了“道”，就会受到上天的惩罚。把这种理念用在统治者身上，就必然要求统治者所应具有的“德”一定是以天下之心为心，以人民群众为本位。所以，即使在古代社会，统治的合法性也是根植于民的，这与现代社会的民主精神是一致的。个人以为，事实上可以这样理解集权、民主与仁政的关系，在古代社会，“为政以德”的“贤人”政治主要表现为集权政治，而在当今时代，则更多地表现为“民主”政治。我们今天不能囿于古代儒家主张的“王天下”或者“家天下”的人治模式，“王天下”和“家天下”的人治模式都是时代的产物，是工具，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不得已而为之，儒家的目的还是借此以实现“礼乐仁和”之天下大同。而当今多种多样的民主模式也同样是工具，是今天这个时代更好地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工具。“天下”与“民主”模式背后都贯穿着“仁德”的要求，所以，儒家完全可以实现在当今时代的民主转换，从而获得生存发展的新空间。对此，我国学者赵法生也曾谈到：“原始儒家的民本思想与现代民主制度完全可以兼容和相通，民本是儒家的根本的政治理念，现代民主制度则为这一理念的落实提供了最佳的政治手段。”[3] 第三，儒家思想的现代性转化是中国崛起的现实需要。中国的崛起必须要有中国自己的精神家园的建构，而中国自身精神家园的建构又必须以本土文化为基石，不可能借用他国的信仰文化，这是大国崛起的现实选择。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之一，且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必然应当是中国建构自身精神家园的重要资源。中国崛起的现实需要确定了儒家的现代性转化问题必然能够获得国家的高度重视，这反过来无疑又会推动儒家的现代性转化。
四、儒家思想现代性转化的方略
儒家思想必须且能够进行现代性转化，但儒家如何进行现代性的转化？笔者认为需要从儒家思想本身和儒家思想存在的现实制度条件两大方面，多角度地进行思考，方能较全面地解决这一问题。
第一，对儒家思想进行现代社会的准确定位。现代社会民主制度的实施和科学的发达是两个重要特征，特别是前者属于社会制度层面，必然要求个体具有相应的公民意识，而公民意识的生起又必须具有主体独立意识、权利意识等与之相匹配的精神理念。而这些在传统儒家思想中，是不可能得到有效的阐发的，这是历史背景所决定的。所以，在当代社会，儒家思想就只能是众多治世思想中的一种，与其它各种思想共同成就一个现代社会，只是儒家侧重于社会伦常秩序的道德构建。
第二，儒家因为是立足于世俗社会而言道德净化，存在“形而上”阐释的不足问题。于是要么对儒家进行制度性宗教建构，要么让儒家与其它宗教，如佛教、道教等联合发挥效用，其中的取舍，当契合中国的现实。学者赵法生建议激活天命信仰，辅以圣贤崇拜和祖先祭祀，以对儒家进行制度性宗教建构，并以台湾一贯道和印尼孔教作为例证。[3]但笔者以为，把儒家定位为一种重要的道德教化思想，与其它宗教联合发挥安顿心灵、净化社会的效用的思路，更适合中国的现实国情。我国本就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不同宗教之间本来就有各种矛盾需要调和，如果再人为增设宗教，无疑容易添乱。相反，把儒家仅仅定位为一种思想流派，并积极推动，那就可以充分发挥儒家与各宗教协调配合的重要功能，其原因在于儒家立足的是“形而下”，在“形而上”的层面可以和各种宗教进行沟通、整合。至于民间是否把儒家当成儒教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官方对儒家的定位。其实台湾的儒家存在方式也并不主要是以制度性宗教的方式而存在。[4]
第三，推动现代儒者的形成。儒家思想的传承和发展有赖于践行儒家思想的群体，古代社会能够践行儒家思想的群体是多样的，儒生、官僚、乡绅、宗族成员等都可能成为践行儒家思想的人员，而他们构成了一个社会的主干，其中儒生是思想的引领者，作用特殊。在现代中国社会，儒家思想的现代性转化同样也必须有一批现代儒家思想的践行者，他们应该广泛地存在于各个行业之中，发挥榜样的力量，其中在知识界更应当有现代儒者的大量存在。国家可以通过一定的制度设计，引导现代儒者的广泛形成。当然，现代儒者不能仅仅是拥有儒家知识的学者，更应该是能够身体力行，努力践行君子之道的人。虽然现代社会的专业分工使知识界日益专业化，宗族制度和科举取士也成为了历史，这些似乎都摧毁了现代儒者形成的社会条件，[5]但笔者认为，靠信仰的力量、文化的力量，仍然可以推动现代儒者不断涌现，这是现代人仍然需要精神家园的缘故。
另外，儒家思想的现代性转化还需要注意以下三点：一是要在民主发展的进程中重建儒家思想。民主发展是基础，只有把儒家思想的重建放置于民主的基础之上，才能避免回到专制时代的儒家。二是在理论上澄清历史进程中的儒家思想的“道”与“术”。使人们认清儒家思想的“变”与“不变”的关系，自然能使儒家思想的源头活水流淌在现代民主社会的土壤之上。三是需要多渠道多方式地传播儒家“内圣外王”的核心精神，让它能够融化为广大老百姓的精神血液。思想的活力来自于生活，儒家思想只有生活化了，才具有源源不断的生命力。
结语
综上所述，儒家思想并不必然与集权挂钩，儒家思想也可以开出推进民主的新道路，集权与民主皆仅仅是儒家实现理想的工具而已（当然，反过来也可说儒家是统治者实现有效统治的工具，这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各取所需而已）。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可供选择的社会治理模式具有差异，有些时期只能开出封建集权的治国处方，这是由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进而决定上层建筑这一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所决定的。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农耕时代，集权统治是世界各地的常态，儒家如果不能与这一时期的集权统治常态相契合，那它就没有生存空间。另外，虽然我国长时间实行封建集权统治，但社会并非都是暗无天日，历史上存在的诸多开明盛世也有儒家的一份功劳。所以，在当今民主时代，我们只能反对那些经过了历史加工、变造，服务于皇权专制的儒家思想，但不是儒家的全部和核心。新文化运动中的“打倒孔家店”及此后“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运动中的“打倒孔老二”都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拂去历史的浮尘，儒家倡导的“仁爱友善”“信义和平”“和而不同”等思想仍然熠熠生辉。
注 释：
①孔子曾将“智仁勇”称为“三达德”，又将“仁义礼”组成一个系统。孟子在仁义礼之外加入“智”，构成四德或四端，孟子认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种情感是仁义礼智的萌芽，仁义礼智即来自这四种情感，故称四端。董仲舒又加入“信”，并将仁义礼智信说成是与天地长久的经常法则（“常道”），号“正常”。曰：“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贤良对策》）。
②孔子基于礼乐制度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治国之道。《论语・颜渊》载：“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孔子的意思是说：“做君主的要像君的样子，做臣子的要像臣的样子，做父亲的要像父亲的样子，做儿子的要像儿子的样子。”简言之就是“君仁，臣忠，父慈，子孝”的仁德之道。他描述的这种规则，对君臣、父子都是双向约束的，但现在却被普遍解读成了单向约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