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以孔丘为代表的先秦儒家从“礼治”、“德治”和“人治”三个方面提出了一整套治理国家的法律思想和主张，对中国封建的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研究他们的法律思想并客观地进行评价，推陈出新，其中积极的思想主张对当代我国的法治建设具有借鉴作用。
【关键词】先秦儒家；礼治；德治；人治
距今2000多年的春秋战国，社会处于大变革时期，传统的神权和宗法思想观念已不能完全适应时势，不同阶层、不同阶级的思想家站在自己的地位和立场提出不同的看法和认识，由此产生了各种思想流派，如儒、法、道、墨等，史上称之为“百家争鸣”，其中儒家是形成最早、影响较大的其中一个学派。“儒”，原本是指专门从事教育和执掌礼仪的人，由于当时有个叫孔丘的人长期招收门生，以相礼为业，传授知识，很快成为“儒”中的突出代表人物，后人把孔丘创立的学派称为儒家，儒家代表着当时登上政治舞台的封建贵族利益。以孔丘为创始者的先秦儒家提出了一整套关于“礼治”、“德治”和“人治”的法律思想。在中国建设法治国家的今天，分析研究以孔丘为代表的先秦儒家的丰富法律思想，在此基础上进行甑别和合理取舍仍具有现实的作用和意义。孔丘法律思想以仁、礼为核心，其主要表现在：
一、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
关于“仁”的学说，是孔丘思想的核心，也是他法律思想的出发点，在《论语》中，孔丘对仁有很多的解释，如“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孔丘把孝、悌、忠、信、恭、宽等他认为的一切美好的品格，全都涵盖在他的“仁”之中。他认为“仁”是最高尚的道德，最完美的人格。
最能表达孔丘“仁”的含义的还是“爱人”。孔丘的“仁者爱人“并不是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相反，他主张“爱有差等”。孔丘的“爱人”有亲疏之，必须从亲及疏，由远及远，首先必须爱自己的亲人，特别是父兄，他在伦理关系中强调孝、悌，这是周礼的“亲亲”原则在父子兄弟家庭伦理关系中的具体化。孔丘的“爱人” 有等级之分，等级不同，“爱”的内容也不同，孔丘要求下级服从上级，不犯上作乱。孔丘的出发点是维护周礼的“尊尊”原则。孔丘的“爱人”有“君子”和“小人”之分，孔丘作为贵族的代表，他所说的“君子”是指当时的贵族，在孔丘看来，“仁”作为一种高尚的道德品质，只有贵族们才有，而对劳动人民的爱则是和“使”联系在一起的。在《论语.阳货》中孔丘有曰 “惠则足以使人”，“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
二、维护宗法等级的“礼治”制度
在孔丘生活的年代，西周的礼已成过往，可是孔丘仍然竭力维护周礼，竭力倡导“礼治”，他所说的“礼”是指西周以来所形成的一整套礼节仪式、典章制度和行为准则。基本的内容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宗法等级制度，当齐国的陈恒杀了齐简公时，孔丘“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论语.宪问》）。严格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孔丘认为弑君行为是不可饶恕的。孔丘反对公布成文法，认为公布成文法严重破坏等级秩序。孔丘从维护周礼的立场出发，在诉讼制度方面，他认为父亲包庇儿子的罪行、儿子包庇父亲的罪行是一种美德，主张“父子相隐”，即其所说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
为了维护周礼，孔丘还提出了“正名”的主张，所谓的“正名”就是以周礼为标准确定等级名分，以此来反对‘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现象。孔丘还对周礼提出损益主张，主要表现为把“仁”入“礼”，把二者结合起来，强调“礼”与“仁”的结合，从这一思想出发，孔丘反对暴政，认为“苛政猛于虎”，反对统治者向劳动人民横征暴敛，他强调“敬事而信，节约而爱人”，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择可劳而劳之”。“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 论语.尧曰》）。从“礼”与“仁”的结合出发，孔丘反对周礼的人殉制，指出：“开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孟子.粱惠王上》） 。
孔丘维护向往周礼，强调“礼治”，反映了他思想的保守性，但是，孔丘认为周礼必须要修改。“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孔丘对周礼的有所损益表现在把“礼” 和“仁”二者结合，并在此基础上同情劳动人民，要求减轻剥削，反对横征暴敛，反对人殉，这是他积极的一面，在客观上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孔丘以“王道”统一天子的思想，对于后来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统一法制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三、“德主刑辅”和“以德去刑” 思想
在国家治理方式上，孔丘极力提倡“德治”。“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论语.为政》）。以孔丘为代表的儒家在统治方法上主张“以德服人”，反对“以力服人”。奴隶主贵族根据“礼不下庶人，刑不下大夫”的思想和原则，认为“ 折民为刑”（《尚书.刑》），认为统治劳动人民的唯一有效的办法是刑法，是暴力。孔丘则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 ，他强调“德化”和“礼教 ”的作用，即“礼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恶而不自知”（《礼记・经解》）。“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论语・尧曰》。孔丘在提倡“德治”的同时并不放弃“刑”，而是 “德” “刑” 并用，只是二者相比较，他强调的是前者。在孔丘的法律思想中，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以德去刑 ” 和“无讼”思想，“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论语・子路》），在孔丘看来，实行“德化”就可以“去刑”。“先教后刑”、 “德主刑辅”和“以德去刑”是孔丘法律思想的主要特点。
孔丘的“为政以德”，强调“德化”和“礼教” 的“德治”思想，提倡“德主刑辅”和“以德去刑”的法律思想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但这些法律思想有很多合理内核，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对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仍然具有借鉴作用。
四、“为政在人”的“人治”思想
孔丘在提倡“人治”和“德治” 的同时，还主张“举贤才”，“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 （《论语.子路》），他认为只有“贤者”才能把国家治理好，“文武之政，不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这就是所谓的“人治”或者说“贤人政治”，孔丘的人治思想较之于周礼的“亲亲”原则即“任人唯亲”原则有进步意义，他还主张不分亲疏选拔人才，“近不失亲，远不失举，可谓义矣”（《左传・昭公十八年》）。
孔丘在他的“人治”思想中强调当权者必须是自己行为端正，当权者自己本身应该有德，他认为有道德的人当权，国家就有希望，无道德的人当权，国家就没有希望。“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子路》） 。孔丘提倡“人治”的同时并不是完全不要法律，但是法律的作用在孔丘看来很微小，国家的治理主要取决于当权者是否有德和是否贤明。
孔子作为儒学的创始者，在继承古代优秀文化遗产的基础上，深入研究历史与现实的政治问题和法律问题，构建起儒家法律思想的理论体系，奠定了儒家法律思想的理论基础。它以“仁”、“义”为基本内容，以伦理为本位，以人道为中心，高扬人本主义精神。孔丘的法律思想由“礼治” 、“德治” 和 “人治” 三个方面组成，这三个方面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联系的。他的法律理论学说对古代法律思想产生了深远的。他主张的 “为国以礼”、“德主刑辅”、“宽猛相济”等法律思想是成为秦汉以后的历代封建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法律思想，孔丘在论述“法”与“人”的关系时，将统治者个人置于“法”之上，这一思想，经过战国时期孟轲、荀况和西汉董仲舒等儒家的继承和改造，成为封建社会正统法律思想的主要内容，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影响了中国的整个立法、司法活动。
孔丘的法律思想是在中国本土形成的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思想，对于今天社会发展而言，这种思想仍有其现实意义，应在扬弃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孔丘的法律思想，尤其是在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过程中，仍有必要以孔丘法律思想中的“仁、义、礼、智、信”作为法律制定和制度建设的价值基础，把法治和德治结合起来，使两者更好地发挥其治理国家的功能，在不断吸收外国先进法律思想的同时，还要借鉴传统儒家法律思想的精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