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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先秦诸家义利观及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义与利及其关系不只是中国古代思想家们探求的重要问题，也是人类社会中历史长久的话题。自先秦以来，不同的思想家从各自的立场动身，提出了不同的义利观。
一、义和利的含义
“义”（繁体为“義”）从汉字构造来看，是个会意字，是由“羊”、“我”的字意会而成的，《说文解字》中解释成“己之威仪”，也就是指，以“我”的力气，捍卫那些美、善、不祥的事物，保卫其中的价值，从而在言行举措，德行人品等方面，都表现出具有感染力以至威慑力的威严和声威，成为别人学习的道德典范。后来，经过逐步引申，义被进一步赋予应谚、标准、善等笼统的内涵，代表着社会生活中人们所追求最高道德。同时，在汉字中，“义”常常被写作“宜”，《中庸》解释为“宜也”，即“适合”的意义。《札记?祭义》也说:“义者,宜此者也”。“义”又和“宜”相通，行为的适合性在经过一定的“礼仪”表现出来。是指作为人，在一切行为活动中只能遵照去做，别无选择的最高的义务和义务。
“利”，也是一个会意字，由“刀”与“禾”组成, 在《说文解字》中的释义是:“从刀，和然后利。”意为以刀割禾，即用农具收割庄稼而有收获，取得利益、益处。所以“利”是指能满足人类生活需求的利益和功利, 可泛指一切利益，包括公利和私利。笔者以为义利关系本质上是道德价值和物质利益、公义与私利之间的关系，义利观就是如何对待和处置这些关系的思想观念。
二、先秦儒家的义利观
先秦儒家的思想主要以孔孟荀为主，孔子以为“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在孔子看来义和利是区别君子与小人的价值规范，以为义为君子的内在价值与固有实质，君子是取义，重义轻利；小人则趋利，利令智昏。孔子的观念为儒家学派确立了“重义轻利”的基调。继孔子之后，孟子进一步阐发了儒家的“重义轻利”观。孟子说：“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他在答复梁惠王时也曾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在义利关系发作抵触时，孟子的思想是“取义”为先，以至当义与生命发作抵触时，孟子思想任然坚持义为先，以至为义而放弃生命，“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孟子的重义轻利，以至重义轻生。荀子作为儒家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受孔孟的影响，也坚持重义轻利，先义后利的义利观，“保利弃义谓之至贼”（《荀子?修身》），“义与利者，人所两者有也，”（《荀子?大概》）．但在义与利之间，他并非完整扫除利，而是坚持义为先，利为后，倡导先义然后取利的价值导向。总之，在儒家看来，义是人立身的基本，道德价值高于物质利益，肉体需求比物质需求更为有益，倡导“义以为上、见利思义、以义制利”等道德准绳，即强调“义”的第一性。见到“利”要先想到“义”,契合“义”的行为才是应当做的行为。而“轻利”不等于不言利。在“利”和“义”的关系上，在两者相比拟时，“义”先而“利”后，并不等于说要“义”就不能要“利”。但孔子和孟子所指的“利”从总体上讲主要是代表统治阶级利益。在“义”和“利”的关系中，孔子、孟子强调“义”的第一性，在不违犯“义”的前提下，也指出追逐“利”的合理性，但他们又有安贫乐道的意义。
三、道家的义利观
道家主要以老子为代表,老子主张取消义利，从道德上超越了义利讨论，也就是说我们首先要理解老子对“德”的划分，他把“无为”之德称为“上德”，把“有名”之德称为“下德”，那么传统意义上的义利之辨就不能适用于老子的义利观。老子以为“下德”会使人失“道”，“大道废,有仁义;聪慧出,有大伪”(《老子?第十八章》)，“失道然后德,失德然后仁，失仁然后义，失义然后礼”(《老子?第三十八章》)，所以只要由“下德”转变为“上德”才干完成其“道”的回归，在他看来仁义是世界变坏的一个意味,进而主张无为, 既没有任何仁义的社会形式，“无为之治”,“不尚贤”,“不贵难得之货”，以至主张“绝仁弃义，民复孝慈”(《老子?十九》)。所以才有了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八十》) 。在这样的社会里，有利而不用利，有仁义而不知仁义。所以道家的义利观固然是完整承认义利，但是从他们超越仁义的角度来看，也是一种道德的更高追求，有其积极的一面。
四、墨家的义利观
墨家的开创人墨子以为:“义者，利也”(《墨子?大取》)，强调义与利的统一，求利即是谋义，取利即是尚义。
他提出“兼相爱交相利”(《墨子?耕注》)的准绳, 所谓“兼爱”，就是上至国君，下至百姓，都不能只知自爱，而要相爱。墨子强调人们要爱人如己，人们应当“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中》) 能这样爱人如己，就会“处大国不攻小国，处大家不乱小家，强不劫弱，众不暴寡，诈不谋愚，贵不傲贱。”在此根底上的“交相利”准绳是“兼相爱”准绳的详细反映和施行，“爱人者，人亦从而爱之；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墨子?兼爱中》)，从而进一步强调利不但不非义, 而且义利并行，即“义”与“利”没有先后之分、轻重之别。墨家的义利观上升为治国方略则认“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墨子?非乐》) ，这里的“利”是“公利”也即“义”，所以墨家的义利观是树立在把利国利民之利视作义的根底上的, 把个人私利与整体利益相分离，把“利天下”的公利与义同等起来，把道德评价的规范与行为能否有利于别人和社会分离起来，它强调忘我无私，利人利国，主张兼相爱交相利，以完成大同的社会道德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