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社会法是产生于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介于公法与私法之间的法域系统。在近代欧洲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为了缓解社会矛盾，追求公平正义，从道德角度思考法律建设，关注弱势群体，是催生社会法的重要力量。由于各国具体经济状况、文化背景、政治生态不同，欧美各国社会法的设立尽管存在着差异，但其在稳定社会生活、公平社会分配、兼顾弱势群体利益等方面的成功经验，对推动中国社会法建设有着重要启示。
[关键词]社会法 道德建设 市场经济
法律与道德同属于现代社会上层建筑的内容，共同为经济基础服务。二者既相区别又相联系，世界各国都在致力于如何使二者更好地结合以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社会法的出现和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为二者的结合开辟了道路。按照《元照英美法词典》的解释，所谓社会法是指“对具有显著社会意义事项立法的统称，例如涉及教育、住房、租金、保健、福利、抚恤养老金及其他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法律。作为一种社会调控手段，社会法以维护和实现一定社会秩序和正义为使命，它与其时代的主流道德观念相互重叠渗透，共同成为社会文明进步的价值尺度的一部分，且在发展水平上互为标志和说明，共同维护着社会稳定。社会法的形成始于福利国家的诞生，在欧美国家历经百年实践。从伦理学角度总结概括其经验教训，意在对我国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管理道路有所启示。
一、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社会法形成过程中的道德因素
(一)追求公平正义――社会法产生的原动力
一般认为，欧美国家是一个法治的社会，道德主要是通过宗教信仰以及公民教育实现的。其实不然，社会法的产生和发展就是法律和道德相互结合，共同作用的结果。任何一个能够延续持久发展的统治者都深知法律和道德建设的相互作用，法律对道德的价值表现在它有助于道德规范、道德目标的认识、把握和落实，能强化人们对道德的遵守，促进公民德性的养成，法律对恶的惩治能弘扬正气，推动良好道德风尚的形成；道德对法律的价值作用表现在道德是法律的前提和基础，良好的道德有助于降低法律实施的交易成本，为公民遵纪守法打下良好基础。在法国大革命时期，道德的社会正义理论就被涵盖在社会契约之中，并通过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理念被具体化、制度化，形成了在法律中得到体现的资产阶级所谓代议制以及三权分立等契约价值。“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代表了资本主义迄今为止最为璀璨的价值观念，影响并促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法的诞生。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所推行的社会改良主义，就是在有限放弃对私权过分保护，更多强调国家与社会利益的理念下制定的，旨在维护并提高公共福利，实行国家资本对经济的主导，规定公民广泛享有受教育权、工作权、休息权等社会权利，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二)平衡社会关系――社会法发展的催化剂
在资本主义成长过程中，竞争和淘弱本性使其突破了一切精神道德禁忌，将一切都变成了赤裸裸的“物”的关系。资本将人的劳动和人本身“异化”，人对人的剥削甚至“物”对人的剥削充盈于各个角落。这种在人性与道德上缺少缓冲和回旋余地的“丛林法则”式剥削给欧美国家的政府和少数大资本家带来巨额物质财富积累的同时，也激化了社会矛盾，引起了平民的强烈反抗，给以选举代议制的政府管理带来极大冲击，甚至引发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在长期的矛盾冲突和政治博弈中，如何平衡和整合社会关系，联合各种社会力量，有效管理社会和缓和阶级矛盾，成为摆在每个政府、每个政党面前首当其冲的任务。社会法作为非公法、非私法的特殊系列法律，是以人格平等为基本思想对弱势群体进行保护，对强势群体进行约束，在这种平衡社会关系的需要中逐渐发展起来的。1883年，德国政府建立了以《疾病保险法》、《工伤保险法》等社会法为代表的社会保障制度，并于1975年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最完备的《社会法典》；1935年，美国通过了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保障法》；1948年，英国推出了一系列带有社会保障性质的法律。
(三)重塑资本主义道德――社会法的不断完善
资本主义国家社会法诞生后，根据实践的需要不断完善，这一完善过程是与其国家伦理精神相一致的。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指出：“国家实现了伦理理念与伦理精神，即它是现实中的伦理概念与其定在的统一。它作为一种精神，在自我反思过程中扬弃了抽象法与道德的片面性，达到了自由的理念。”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为了保障其制度的相对稳定，必然需要运用国家权力对符合自身利益的道德价值体系进行重塑。21世纪的资本主义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进一步加强，资本积累的结果是财富主要集中到大型或超大型经济实体(主要表现为大型跨国公司)的手中。资本的过度集中，社会财富的失衡正成为经济危机的导火索。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中凸显的社会分配不公、世界市场竞争中的歧视和不公等问题带来了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困境，也给正在效仿市场经济道路的国家带来极大困惑。因此，在经济全球化体系下重塑资本主义国家道德，保持资本主义竞争理念，焕发资本主义创业精神，必然需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险法、环境保护法、劳动法等具有社会法性质的法律法规。
二、欧美国家社会法建设的经验教训
(一)欧美国家通过社会法的制定完成了对道德的规范性约束
道德不仅仅是公民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条件，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指出，道德对于市场经济具有极端的重要性，一旦道德坍塌，则市场经济也将不复存在。但在以“利己主义”为核心价值观的资本主义社会，单纯依靠人类的自觉和良知来实现道德建设是不现实的。资产阶级改良者开始按照资本主义的理性方式通过立法保护弱势群体利益和公共利益，于是产生了诸如德国“包括社会保险、社会补偿、社会促进和社会救济”在内的社会法，日本的以保护教育权、生存权、劳工基本权利等为核心的社会法等风格不同但基本思想一致的法律。相对于个人主义为核心的法律，社会法就是对建立在个人基础上的个人主义法存在弊端的反省，并以对其实施管制为主要特征的法律。在资本主义赤裸裸的交换关系下，在过于渲染个人英雄主义的社会竞争中，道德的善恶、是非、可行与不可行等软性约束不能完全自觉地成为人们的行为规范，只有建立社会保障法、劳动法、教育法、妇女权益法、公用事业法、未成年人保护法、老年人权益法等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具体法律，才能够对社会公众的基本生存权、教育权进行保护，对老人、孩子、妇女等弱势群体提供法律保障，对强势的个人主义进行约束。社会法实现了道德内化与法律刚性的结合，促进了道德的良性发展。
(二)欧美国家社会法的制定为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提供了可能
资本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从自由市场经济到干预市场经济再到新自由市场经济阶段。无论哪个阶段，市场经济始终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核心。市场经济中必然会涉及四个重要方面的问题：经济问题、社会问题、精神问题、土地及农民问题。其中社会、精神、农民及土地等问题的解决始终是由经济的发展来决定的，而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又是市场价值规律。价值规律最大的特点就是激励强者，保护不了弱者，甚至出现弱者更弱的局面。在资本主义社会无法克服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矛盾的前提下，资本主义社会始终是在拥有极高的劳动生产率和科学技术进步的同时，必然地存在着相对人口过剩，出现少数大资本家和大量贫困人口并存的贫富分化现象。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一方面借助价值规律的积极影响完善市场，继续开创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各种经济理论，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理论基础；另一方面，面对财富两极分化、垄断进一步加剧、资源配置中的浪费等价值规律消极影响，他们不得不在防止垄断、限制资本无限扩张、增加税收等方面下功夫，特别是在如何不影响市场经济条件下均衡社会财富、缓解社会矛盾上下功夫。在当代，资本主义进入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国家对社会财富的控制力进一步加强，在构建福利社会、向低收入甚至无收入者倾斜，为弱势群体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使其享有基本的生存权等方面有了雄厚的经济基础，这就为通过立法实施社会的公平正义提供了可能。可以说，各国社会法本着以人为本的原则，通过对公民的基本生存权、发展权、教育权、社会保障权的设立，从物质领域重塑公平，从精神领域恢复资产阶级的精神，从社会领域改善有产者和无产者的关系，从整个劳动力需要出发协调工业化和城镇化下农民失地后出路问题等方面，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寻求法律保障。
三、欧美国家的社会法建设对中国的启示
社会法是最与社会主义制度相契合的一种兼具道德促进与外部法制约束的法律。欧美国家社会法在促进道德建设，维护公平正义、推进社会和谐、正确处理社会矛盾方面的巨大作用，无疑对于当前我国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高社会管理程度和水平，解决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带来贫富差距等问题有着积极的启示。
(一)借鉴欧美经验，完善社会iX_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社会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目标是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体制必须是以完备的法制为基础的。必须承认，中国三十多年来在制定、修改、完善民法、刑法、经济法等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在加强社会保障、劳动者权益保障等方面的工作也有了较大改善。但是，我们在解决经济贫富不均，人均收入差距拉大，弱势群体利益等问题上，更多地是从对党员的党风建设、对公民的道德要求人手，却没有及时从法律上对未成年人、妇女、老人等特殊群体，以及失业人群、残疾人群、因工业化而失地的农业人群等弱势群体建立起科学、规范的法律体系。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方面，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实体；另一方面中国在“第一高速”的同时，也出现了“第一贫困”，市场经济的“失灵”效应加剧了社会矛盾，单纯依靠传统道德的软约束来保护弱势群体已经无法真正有效地解决弱势群体面临的生存权、受教育权、发展权、公平机会权等一系列现实问题。无论从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来看，还是从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来看，中国都需要借鉴欧美国家市场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需要对民众基本生存领域的权利和发展进行保护，特别是通过对未成年人、妇女、老人等特殊人群的利益加以保护。值得欣慰的是，我国已经着手和正在制定包括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妇女和消费者在内的法律，以保障其基本社会权益，但这一进程极其缓慢，很多领域仍处在初步探索阶段。
(二)借鉴欧美经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法
西方法制虽同属资本主义性质，但也因不同国家而有不同的形态，各自都有一套匹配本国国情的法制形态。当代中国在吸收和借鉴国外的社会保障法律法规的过程中，既要大胆借鉴资本主义发展市场经济的有益经验，对其社会法调整领域内有效的法治经验与成果注重引进与吸收，又要避免完全的移植、照抄照搬；既要借鉴属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法制度的内涵，又要充分考虑到我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实际状况。只有这样，才能在经过我国不同区域、不同领域充分实践、总结的基础上建立并完善我国的社会法体系。
中国国情，是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国情：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我们有了较好的经济基础，有了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适应的一系列公法和私法体系，有较好的法律研究、建设与执行的理论和实践。因此，现阶段的社会法保障体系的建立，首先要与市场经济相适应，按照市场运行方式构建法律体系；其次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体现社会主义社会和谐的本质要求，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目标；再次，要考虑我国现实社会生产力还达不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在具体法律条款上如诉讼、仲裁、适用程度等方面仍要因地制宜、量力而行。
中国国情，是在中国深厚传统文化影响下的国情：我国自先秦以来的法律体制均是以刑为主，刑民不分，公法居绝对主导地位。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承继了一切从国家利益出发的公法精神，并将公法渗透到全社会的每个角落。“私法精神”是改革开放以后才“闯进”人们生活的新事物，而“社会法”的概念即便在欧美发达国家，也仅仅是现代法治文明进程中的产物。虽然我们没有像样的社会法，但并不缺乏关注和保护社会弱势群体的理论与实践，只是这一理论实践是零散的、非系统的、非法律化的。因此，在制定公民的基本生存权等法律法规的时候，必须从中国传统文化理念出发，对中国传统立法精神和理念进行研究，对诸如“礼乐刑政，综合为治”、“情法结合，慎刑恤狱”等进行批判地继承，关注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协调，本着以民生为本，立法为民，才能建设好中国的社会法体系。
中国国情，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下的国情：当代中国包含社会法在内的整个法律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理论指导下的社会主义法的实践，马克思主义法哲学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法律制度、法律思想、法律适用及法律发展等法律现象的一般规律的科学，是关于法律现象的认识论、方法论及发展观的科学概括和总结，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法的理论，是制定中国社会法过程中彰显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和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基础。
(三)借鉴欧美经验，把法制建设与当代社会主义核心值体系建设相结合
社会道德形态是一种公共意识，一种集体认知、公众信仰、群体意识。一个组织，一个团体，一个社会，一个国家，都离不开社会道德形态。社会道德形态从精神上维系了一个组织，提供了一种集体认同的价值观。社会道德形态的建设，在凝聚民族精神，团结各阶层力量，通过舆论宣传影响社会发展等方面的作用是巨大的。欧美国家正是认识到这一点，他们通过社会法的制定，本着法治精神不断推进着社会法的发展，并将其与宗教、文化、公民道德建设共同使用，使二者相得益彰、互为促进。
在我国，借鉴欧美国家的这一经验，将社会法的建立、完善和执行与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统一起来，是推进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的重要内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当代中国主流道德的坐标参照，系统地反映了当代中国的主流价值取向和基本道德形态，它“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荣辱观体现了社会主义道德的根本要求。要深入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宣传教育，弘扬中华传统美德，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评选表彰道德模范，学习宣传先进典型，引导人民增强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荣誉感”，“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道德规范”。只有把法律的刚性约束和道德建设的软性力量相结合，二者才能完成法律的外部约束和道德的内化作用，使市场经济激励强者的同时又对公民的基本权利进行保障，达到均衡发展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