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新常态”成为经济学界讨论热词，然而，随着起推动作用的顶层设计的结构化，起基础作用的经济的新常态化，中国政治亦步入新常态化轨道。
一、政治新常态的具体内涵
“新”代表着一种与以往不同的变化，“常态”则表明这种变化的持续性、长期性，“新”是一种动态，而“常态”则是动态发展中的相对静态。
我把中国政治新常态概括为两点：
1、以反腐败为表现形式的“吏治”的常态化；
2、在“良法”前提下的“善治”的常态化。
二、先秦法家思想与当今政治新常态
（一）韩非子“吏治”思想与当今以反腐败为表现形式的“吏治”
1、反对“近习私说”
现代官僚制中往往难以杜绝“跑官要官”现象，前期出现的“刘志军案”，近期新华社点名的“秘书系”“石油系”“山西系”等，纵观这些腐败案例，可以看出越是大的窝案，越是有着“小人物”在起着关键作用，如丁书苗等，而这些小人物都有一个共性，即通过与大人物的私人关系获得隐性权力，从而传承运营权场。被新华社点名的“秘书系”更是力证，秘书的本质是一个全面的辅助性机构，其协助领导决策而其本身不能决策，但由于其与领导的特殊关系而成为了第二权力，从而为诸如“跑官要官”、建立依附性派系等腐败行为提供温床。当然，国外亦概莫能外，如仍在发酵的韩国青瓦台红人干政的“秘书三人帮案”等。韩非子在几千年前便意识到这个问题，其主张君主应与“近习”保持距离，并予以警惕。
2、主张“使贱议贵”
现代政治哲学与政治实践均讲求权力的制约与平衡，以防止官员专权腐败，在人治社会，应对权臣的手段便是培植另一个与之分庭抗礼的权臣，令其相互牵制，在法治社会，应对专权的举措便是制定一套制度约束，而韩非子对这种权力的制约与平衡是持反对态度的，韩非子认为用培植权臣的办法制约权臣如同以虎搏狼，因为新培植的权臣如果胜出，他将变成需要被制约的另一个权臣，如果不能胜出，国家与统治者将要面对至少两个权臣，国家与统治者所面对的威胁有增无减。
3、“形―名―情”三位一体与“言―事―功”三位一体
韩非子在选官方面坚持“形―名―情”三位一体原则，与儒家主张人性本善不同，法家主张人性本恶，人情趋利避害，故对人对事不能只看表面，需要不断的进行审查“参验”。“形”，即外在的真实表现，“名”，即人们表现出来的有利于己的社会标签，韩非子认为“凡治天下，必因人情”，“情”乃人之实情之意，总而言之即官吏要表里如一，且符合人性。
在对官吏的考核与授官方面，韩非子则坚持“言―事―功”的三位一体，“事”，即所面对的危机、问题，“言”，即针对危机、问题官吏所献谋策，“功”，即应对危机、问题的最终结果。韩非子的逻辑是，当国家治理方面出现需要处理的危机、问题时，统治者问计于臣吏，臣吏献策，统治者根据臣吏的解决方案进行评估，对采纳了的方案所对应的官吏予以授职，授予官职后，统治者还需对臣吏进行考核，即“言”与“功”是否一致，在这里，“言”既不能太过大于“功”，也不能太过小于“功”，否则，无论最终的危机是否解决，官吏都要受到惩罚，“言”>“功”，则臣吏容易空谈邀功而误国，“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