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就是西方自由主义阵营的盟主，美国总统理所当然是西方世界的领袖。但是对于奥巴马，这个问题却打了折扣。
以乌克兰冲突为例，俄罗斯与美欧在这一问题上的对抗无疑是冷战结束以来东西方之间最严重的一次地缘政治危机，但在2月初明斯克进行的外交斡旋上，却看不到奥巴马的身影。不仅如此，美国甚至没有派出任何一个重量级外交官参加谈判，西方世界的代表是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奥朗德。很明显，西方世界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地缘政治分工，这次的明斯克谈判只是最新的表现而已。
这一分工的主要原因，是奥巴马对美国在全世界充当“世界警察”的兴趣，大大不如其前任小布什和克林顿。相反，奥巴马的外交理念是他在2015年度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序言中提出的“战略耐心与坚持”。这一“奥巴马主义”一方面重申美国要领导世界，另一方面又承认美国在很多问题上实力不济或力不从心。因此需要建立广泛的伙伴与同盟体系。这颇有点战略克制与谨慎的味道，美国国内因此有不少人――特别是共和党对手批评奥巴马不过是在回避真正的战略问题。
从具体政策上看，奥巴马似乎真是没有“全球治理”的雄心。在世界政治最重要的三大板块中――中东、欧亚大陆与亚太――奥巴马真正关心的其实只有中东。
欧亚大陆的俄罗斯问题已经交给了德国领导的欧盟。
在亚太地区，所谓“再平衡”战略的调门喊得很高，但在具体投入上若有若无，不免给人虚虚实实的朦胧感。其实，“亚太再平衡”更多的是奥巴马第一任期国务卿希拉里及其他外交顾问之意，并非“奥巴马主义”的真义。
只有在中东，奥巴马才是真正希望留下外交遗产。但即便在中东，奥巴马外交也有极强的选择性，基本上集中在伊朗核谈判和打击“伊斯兰国”这两个问题上，不仅对传统的巴以问题没有什么兴趣（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正处于历史最低谷），连对伊拉克和阿富汗重建这种本应是美国收拾的烂摊子也不太热心。
以此观之，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战略实际上是对前任小布什政府的外交失败进行一系列“再平衡”的结果――不独亚太，对中东、欧亚大陆乃至拉美地区（与古巴关系正常化即是一例）都在进行“再平衡”，只不过在奥巴马心目中还是中东地区最重要罢了。
这一系列再平衡的结果，是欧洲不得不重新负起处理欧亚大陆地缘政治的重任。这一分工的变化在冷战时期是不可想象的――在亚欧大陆遏制苏联是美国冷战外交战略的核心。
现在，德国总理默克尔已经是实际上的欧洲领袖，需要处理包括俄罗斯、乌克兰、希腊债务危机等在内的一系列棘手问题。由于沉重的历史负担，德国领导人本极不愿意在国际事务上太过积极，更别说当头了，但这两年来的时局变化――特别是“奥巴马主义”的“战略耐心”――硬是把默克尔逼到了欧洲领袖的位置上。
在美德对中东与欧亚大陆分工的格局下，另一值得注意的变化是老牌大国英国影响力的急剧下降。无论是在中东还是欧亚大陆，几乎都看不到英国领导人的身影，英国似乎在国际政治中“消失”了。
英国的“离岸平衡”外交在近代欧洲外交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英国本身是现代文明与工业化的发祥地，又曾维持庞大的以殖民与贸易为使命的“日不落”帝国，这些都深刻影响了近代国际关系史的进程。虽然英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就开始衰落，但它深厚的外交底蕴使它总能发挥超出其客观实力的影响力。直到本世纪初期，布莱尔领导下的英国仍是仅次于美国的西方强国，其在伊拉克战争中的作用即是一例。但现在的英国首相卡梅伦却玩起了孤立主义，甚至提出英国是否应退出欧盟的问题。
美国强调耐心、德国不得不重新当头、英国基本消失――这就是这两年来西方地缘政治的新常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