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历史经验表明,相对宽松的经济环境不利于形成“新常态”,相对紧缩的经济环境才有利于“新常态”的形成。一旦宽松的逻辑(相对宽松的经济环境)和改革的逻辑捆绑在一起,“新常态”还怎么产生?答案是无从产生。这就是为什么“两个根本性转变”只闻楼梯响不见美人归,二十年来迟迟不落地的根本原因。相对紧缩的经济环境再配上“壮士断腕”般简政放权的决心,将是有效推进“两个根本性转变”、促进供给根本改善的一组绝配。有了二十年“两个根本性转变”所奠定的产业基础和市场基础,再加上打虎立规(威),“新常态”便俨然生成。“新常态”在恰当的时候以恰当的方式表现出来,取得了多年想得而又求之不得的结果,让我们看到它有可能取得1989-1991年那样成功的治理经验。开弓没有回头箭,“适应新常态,开创新局面”是必然的选择,而改革是推动发展的制胜法宝。
〔关键词〕 新常态;两个根本性转变;三期叠加;宽松;紧缩;经济环境
一、 “新常态”的主要特征
但是,无论哪种表述,着眼点都离不开转变增长方式这一根本点,这是一个必备条件。只有围绕这个根本点展开,才谈得上良性的、可持续的状态,才能称之为“常”和“新”,如果仍是沿着粗放型的旧有的增长方式发展,面对与日俱增的资源瓶颈、环境污染、劳动力成本上升压力,势必难以为继――既然旧的增长方式难以持久,那就成不了“常态”,更别提“新常态”了。①
二、相对紧缩的经济环境才有利于“新常态”的形成
1.“新常态”长期没能形成的根本原因
“新常态”是“两个根本性转变”的目标及其重要成果。既然如此,从提出“两个根本性转变”到另一只靴子落地(指“新常态”)花了整整20年时间,这个过程是否显得过于漫长?
的确如此。然而,如果我们对这20年经济发展历程和宏观调控经验稍加梳理,便不难发现,这一过程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在这20年里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都有了,即相对宽松的经济环境并不利于 “新常态”的形成,而相对紧缩的经济环境才有利于“新常态”的形成。
“新常态”之所以姗姗来迟,根本原因是很难形成一个相对紧缩的经济环境――旧的增长方式受不了相对紧缩的经济环境;没有相对紧缩的经济环境,旧的增长方式又没有了转型的压力,根本无法改变。既然旧的不能去,新的就来不了;反过来,新的不能来,旧的也就不会自动离去,这就落入了一种难以自拔的恶性循环和路径依赖之中,而且这个僵局很难打破。这跟计划经济时期“放乱收死”的历史周期律所遵循的逻辑是一样的。〔5〕
2.从山穷水尽到柳暗花明的“治理整顿”
如何跳出这一逻辑陷阱、打破历史周期律,达到“新常态”?新旧之间的直通车是没有的,只能采取迂回包抄的办法,为此需要做很多前期准备。
从1988年开始实行的“治理整顿”其最初的效果并不理想①,反而进一步激化矛盾,成了新的焦点,阻力重重,难以全面推行,更难以深入持久。其中,最突出、最棘手的问题是引爆了“三角债”,将隐性的国有企业、地方财政债务危机显性化,变成现实危机,结果,国有企业、地方政府成了清理“三角债”的重灾区,全国皆然,东北尤甚,以至于作为老国有工业基地的东北地区从那时便开始滑坡,从此再也没能恢复从前的地位,史称“东北现象”。1989年“治理整顿”得以顺利推进,取得了理想的紧缩效果,并在1989-1991年期间,形成了一个有利于“新常态”的相对紧缩的经济环境,包括市场对紧缩政策的预期,这对经济行为起着至关重要的导向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历年GDP增速
3.百尺竿头只差一步的“软着陆”
不难看出,1995、1996年也想重复1989-1991年的成功经验,塑造相对紧缩的经济环境,以便更有利于“两个根本性转变”。但是, 1989-1991年的经验中毕竟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几乎是不可复制的。因为在此前的1988年,对于“治理整顿”还有着较大的内部意见分歧,与之相比,1996年更难以取得一致意见――所谓成功“软着陆”,言外之意不也有着重新放松投资和信贷的意思与要求吗?
事实上,相对紧缩的经济环境在质疑声中又坚持了两年(1996-1998,但1998年下半年爆发了东南亚金融危机),到1997年还在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最后决定将车贷、房贷列入重点支持对象,将汽车产业、房地产业列入支柱产业。此后,汽车制造、房地产业便一直没有离开产业结构的中心位置,并发挥着顶梁柱作用。
到1998年,国内相对紧缩的经济局面再也难以支撑下去了。国际上由于爆发了东南亚金融危机,“保八”成了头等大事,相对紧缩的经济环境不能再坚持,需要进行根本性改变,否则将影响就业和稳定。于是,宏观经济政策顺势改为财政、信贷双刺激,紧缩也一变而成为宽松的经济环境。
试想,宽松的经济环境怎么可能有利于“新常态”的形成呢?总需求一旦扩张,经济环境宽松了,对于每个企业而言,似乎都有着无限广大的市场,此时还有多少企业会在质量、品质上下功夫呢?削尖脑门跑资金、跑项目才是头等大事,至于产品升级、产业转型之类的长远打算,必然暂时封存起来束之高阁。
回头看,正是由于1989-1991年、1996-1997年有相对紧缩的经济环境,因而能够在调整产业结构、规范市场行为、企业行为、行业行为方面取得较好效果,使“两个根本性转变”能够掷地有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一举扭转过去一直想改而改不动、改不了的被动局面;相形之下,相对宽松的经济环境是不可能取得如此效果的。
4.新十年留下的宝贵经验与深刻教训
根源何在?一言以蔽之,“两个根本性转变”的落脚点不在于对产业、对市场如何规划调整,而在于有没有相对紧缩的经济环境,后者是决定性的、致命的条件(充要条件)。如果经济环境相对宽松,企业和市场就没有迫切转变增长方式的压力和动力,哪来的“两个根本性转变”?而2003-2007年期间的经济环境应该说是相对宽松的。
为什么这么认为呢?因为降速未必会有“新常态”,但升速一定不会有“新常态”。2003-2007年经济增速仍在10%以上,且有不断加速的强劲增长势头,这就不能算是紧缩,产业结构也不可能在你追我赶、大干快上的情形下得到调整或转型。由于速度没有降到位,增长方式转变不过来,所谓“又好又快”实质上仍是一条腿走路,“快”字当先。
三、既然相对宽松的经济环境不利于“新常态”形成,为什么政策上还要长期坚持
1.相对宽松的经济环境有利于改革
相对宽松的经济环境有利于改革,这个理由很充分,主要是基于1980年代中后期和1990年代前半期的经验,以及对当时形势的判断,认为相对宽松的经济环境有利于改革。
我国最初的改革举措是放权让利,无论是企业改革还是财政改革都是如此。②当然,这种做法也是冒着很大风险的,如果放权让利不能在短期内大见成效,意味着一旦财政吃紧,特别是中央财政吃紧,不得已时需要依靠增发货币过日子,这样会造成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事实上,在治理通货膨胀问题上确实出现了宽和紧、严和松两种意见、两种政策的严重对立。政策宽松一点,虽有利于改革,但通货膨胀尾巴高翘(如1986-1988年两度出现通货膨胀);政策紧缩一点,虽暂时压制住了通货膨胀,但改革的空间也因此压缩。这种特定历史阶段所形成的政策跷跷板,造成改革和治理通货膨胀之间的对立,且只能“二选一”。有鉴于这个阶段的特殊状态,“新常态”根本无从谈起。 到1994年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形成以后,上述对立局面得以逐步缓和、缓解、冰释前嫌。而只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消除二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将二者协调起来,做到刚柔相济,方能谈得上“新常态”。在通货膨胀状态下,根本不可能产生“新常态”――只有相对紧缩的经济环境及其预期,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二者之间的拉锯战――这意味着要经历短期内极其痛苦的转型、转变。
应该说政府当时就很清楚自己的处境,必须要在“长痛”还是“短痛”之间做出选择。问题在于,如果没有特殊、特别的理由,哪来那么大决心和毅力承受、忍受相对紧缩的经济环境?别的不论,来自产业的压力、财政的压力、就业的压力就让“短痛”难以承受,最终迫使政策释放较为宽松的信号。所以相对宽松的经济环境是多方合力推动的结果,至于“长痛”,则只有慢慢消化了。如此一来,“新常态”被无限期地推向了一个更遥远的未来,成了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标。
2.相对宽松的经济环境是多方合力推动的结果
由于改革的对象是计划经济体制,改革的立足点也是计划经济体制,这就带来 “改革的悖论”。一方面,如果我们立足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很难破土而出。资源全部控制在计划经济手上,哪有市场容身之地,哪有市场纵横驰骋的空间,还轮得上市场做主?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一下子破除计划经济体制,又将立足于何处?那时期尚未有市场经济,我们该立足于何处去破除计划经济体制?且破除计划经济体制意味着破釜沉舟,没有了立足之本。
这是一个相当严重的系统性危机。破旧是为了立新,如果新的尚未破土便早早地终结旧体制,会出现青黄不接的体制真空、权力真空,不仅不能发挥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各自的优势,反而使两方面弊端结合。这恰是压垮前苏联以及俄罗斯的最后一根稻草。以 “休克疗法”为例,不仅没能增加有效供给,而且将分配和再分配制度搞乱了,这是俄罗斯社会迅速两极分化的根源,无论对短期增长还是长期增长都极为不利,导致“短痛”与“长痛”并存、“短痛”更痛。
相形之下,“双轨制”无疑是一种积极稳妥的权宜之计。但是,一旦确立了“双轨制”,由谁来执行呢?这里面涉及利益动机、积极性、主动权问题。凭什么给你开口子而不给他开口子?谁能决定给谁或不给谁?而且在资源紧缺情况下,计划指标(配额)倒手之间就能赚钱,凭什么要肥水外流?结果无非是两种极端情形,要么不积极、不作为,要么有活跃的幕后交易。对于决策者而言,不开口子无市场可言;开了口子等于是在纵容腐败。无奈之下,两害相较取其轻,有黑市总比无市场要好,否则改革的步伐一步都迈不出去。
正是基于这种改革逻辑,一时间,“双轨制”成了腐败温床。谁手中握有配额,谁就能发财;谁手中掌握大量配额,谁就能发大财。结果便是,没有双轨制,不可能有市场;而有了双轨制,不腐败谁有积极性?“双轨制”成了灰色地带和纵容腐败的温床。最好的例证,是那段时期突然冒出无数“倒爷”,在市场上层层加码转手倒卖紧缺物资,无形的利益链条由此形成。“倒爷”本身就是“双轨制”市场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起着主导资源流向的作用。资源全部“招拍挂”、全面放开价格的“休克疗法”是否能够有效地遏制腐败现象?恐怕收效甚微,甚至还会给腐败行为披上合法外衣。身子在计划经济体制内,双手却伸到了市场,如此一来,既能支配计划垄断的权力,又能享受“合法的”市场利益,同时还能规避市场风险,何乐而不为呢?从最初倒卖紧俏物资(计划经济时代所有物资都是紧俏的),到后来企业改制、上市、MBO,始终伴随着权钱交易、权力资本化的影子。但是,如果要清算这部分历史,必然影响经济增长;反过来,反腐也导致官员不作为。这就使得腐败行为更加有恃无恐,让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制度最坏的方面结合到了一处。有鉴于此,当时有无数人抛出了“腐败有益论”、“腐败是改革的润滑剂”等论调。〔7〕
与之相应的必然是相对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以及相对宽松的经济环境。松绑的逻辑跟上述改革的逻辑是协调一致、此唱彼和遥相呼应的,其结果是让近水楼台(接近资源或靠近资源支配权)的那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与此同时,相对宽松的经济政策还能起到“消化”改革成本、“缓解”社会矛盾、“和谐”经济关系、“熨平”经济周期的作用――既然对双方都有利,就不会缺乏彼此合力推动它的动力。正因为如此,宽松的呼声越来越高。
3.宏观调控政策宽松化的第三个诱因来自外部环境
四、定力所驻,“新常态”不期而至
1.打虎立规(威)取得一箭双雕的效果
总而言之,一旦宽松的逻辑(相对宽松的经济环境)和改革的逻辑捆绑在一起,“新常态”还怎么产生?答案是无从产生。这就是为什么“两个根本性转变”只闻楼梯响不见美人归,二十年来迟迟不落地的根本原因。
然而,这个貌似强大的理由却通过打虎立规(威)迅速土崩瓦解,一个貌似很难实现的“新常态”就这么顺利地实现了。这不禁令人唏嘘不已。可见,“新常态”不是达不到,而是想不想达到的问题,即敢不敢碰硬、敢不敢触动内核、怕不怕雷爆的问题。 总之,实现“新常态”不是能力问题,而是态度问题。以前标榜的所有压力,无论是经济压力、政治压力还是舆论压力都在高高举起的反腐拍子面前形影销遁。毫无疑问,打虎立规(威)起到了一箭双雕的效果。一方面,它直指旧有的增长方式的症结,对政商勾结机制起到釜底抽薪直接抑制效果;另一方面,由此产生的相对紧缩的经济环境又能有效地促进市场良性健康发展,从根本上扭转 “两个根本性转变”想转变而转变不过来的被动局面。
相形之下,任何其他举措都顶不住来自四面八方的说情和与日俱增的压力,尤其是财政压力、就业压力。
“新常态”在恰当的时候以恰当的方式表现出来,取得了多年想得而又求之不得的结果,让我们看到它有可能取得1989-1991年那样成功的治理经验。
2.目前最大的压力来自“为官不为”懒政怠政的消极反应
以行政为主导的旧的增长方式难免不被腐败所裹挟,因此,打虎立规(威)几乎不可避免地会遭到“为官不为”懒政怠政的消极抵制。一些基层干部抱怨,现在“环境”不好,不干是等死,多干是找死,与其主动找死不如干靠着等死。“为官不易”成了“为官不为”的挡箭牌,而这本身就是需要扭转的政治生态,和有待转变的增长方式的重要内容。
而自改革开放以来,从未出现过美国经济趋善时我国经济反而降速的情形,这不符合外贸依存度不断提高时的基本规律(尤其是在中美之间),因此不能不令人担忧,成为当前迫切需要扭曲的局面。②如果我们将时间轴延伸到发生金融危机的2008年,对“反转信号”会看得更清楚。美国在金融危机发生一年之后,制造业ISM指数开始趋于活跃,此时中国在“四万亿”刺激计划的拉动下制造业PMI指数也很活跃,但到了2012年5月之后变得不温不火,以后,中美两国制造业呈现反向走势,如下图所示。
长期来看,“新常态”需要能够增加新供给。增加新供给取决于两个要件,即由过去的资源型、粗放型、环境污染型的不可持续的增长方式转变为集约型、创新型、环境友好型的可持续发展的增长方式,但其支撑点在于能否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这也正是“两个根本性转变”的精髓和它所实施的内容。
对于前半句好理解,对于后半句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旧有的增长方式不也是立足于市场的吗?毕竟,自从1994年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始算起,或者从加入WTO算起,二十多年来我们都不再是生活在计划经济体制中,市场规模和容量不断扩大,并越来越具有基础性地位和决定性作用。然而,市场经济为什么没有带来预期的增长方式转变呢?问题就在于,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市场?是相对宽松的市场还是相对紧缩的市场?相对宽松的市场本身就没有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而仅仅是政府干预过多过深导致的结果――同样都强调市场机制与市场功能,但不同的经济环境所得到的效果却是截然相反的:相对紧缩的经济环境有利于增长方式的转变;相对宽松的经济环境则不利于增长方式的转变。这是历史反复证明了的规律。
问题的核心在于如何才能得到相对紧缩的经济环境。如果既不能痛下决心,也没有坚忍不拔的毅力,更不愿意担当紧缩的风险,又如何能够塑造应有的经济环境?如何能够扭转以往的增长方式呢?
3.如何夯实“新常态”的基础
“新常态”欠缺的是相对紧缩的经济环境。现在,通过打虎立规(威),相对紧缩的经济环境便立刻创造出来了,因此必须牢牢把握这一稍纵即逝的难得机遇,夯实“新常态”的基础。
相对紧缩的经济环境再配上“壮士断腕”般简政放权的决心降低准入门槛,缩减行政审批权,打破众多行业的行政性垄断,扩大市场选择的范围。,将是有效推进“两个根本性转变”、促进供给根本改善的一组绝配。新一届政府在这两个方面大做文章,形成掎角之势,必然是吸收了以往成功的治理经验,尤其是1989-1991年、1996-1997年的经验,并有意识地加以补充完善的结果。假以时日,必将从根本上改善供给,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
可见,政策的导向变了,过去重点在于如何规划布局产业,如何实施优惠和补贴计划,如何刺激产业投资;现在则变成如何在相对紧缩的经济环境中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从过去如何铺摊子,变成今日精打细算过小日子。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更加突出了市场地位,强调它的“决定性作用”〔9〕,这意味着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的着眼点和重心有了根本性改变。
总之,“新常态”的出现鲜活地表明,一个相对紧缩的经济环境是如何产生的,以及相对紧缩的经济环境如何有利于“新常态”的实现。
4.股市爆炒背后折射的国情民意
回顾当年寻找新的增长点,由于来得比较急,一哄而上不计其余、不计后果,没有通盘考虑便进行“顶层设计”,最典型的是汽车和房地产,由于跟城市规划不配套,发展起来之后即面临疏堵治霾的难题。所以,有时候不遗余力地补漏反会捅出更多更大的漏洞,这是得不偿失的;为了局部利益而牺牲总体利益,更是不可取的。
五、结束语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冲刺阶段,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进入深层矛盾凸显的深水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正处于攻坚克难的爬坡阶段,反腐败斗争呈现两军对垒的胶着状态。但是,开弓没有回头箭,“适应新常态,开创新局面”是必然的选择。适应新常态首先要认识新常态。总的来看,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向善的基本面没有变;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没有变,改变了的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是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关键时刻应保持战略定力,狭路相逢勇者胜。改革是推动发展的制胜法宝,只有通过变革打通道路,才能释放经济发展潜力。
〔参考文献〕
〔3〕桁林.跨越新经济鸿沟〔M〕.北京:中国宇航出版社,2003.
〔5〕刘国光,戴园晨,等.不宽松的现实和宽松的实现――双重体制下的宏观经济管理〔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
〔6〕刘国光,刘树成.论“软着陆”〔N〕.人民日报,1997-01-07.
〔9〕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