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治哲学的两次转变析论 西方政治哲学的两次转变析论 西方政治哲学的两次转变析论
柏拉图以灵魂的等级差异理解人群分化的必然性,并且按照这种天然的必然性来构建理想国的统治秩序。正义就是自然秩序规定的各得其所,各司其职。亚里斯多德的《政治学》也是从所谓天生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出发的,在那里作为奴隶的人只是所有物,一种会说话的工具而已。并不从事工具性劳动的男性公民成了民主政治的主角,奴隶劳动使他们从物质生产领域中解脱出来过上了“政治的生活”,追求“高尚和正义”。每一个具体的人都依据其本性在等级秩序的系列中占据着相应的位置,正义和善就是确保这种立足于等级划分的“自然”秩序,以达到内在灵魂和外在社会关系的和谐。
将经验现象抽象为超验原则,要求经验的实践符合这种超验原则和绝对理念成为西方前现代政治哲学的基本逻辑。汉娜?阿伦特看到了西方政治哲学传统这一开端,并揭示了这一开端的基本性质。她说:“哲学家先是在政治面前转身离去,随后,他们又转身回来,把他们自己的价值标准强加于人间事务,这便是政治哲学传统的开端。”即便在苏格拉底的貌似民主的辩证对话中,结论也不是商谈得出的共识,而是先在的真理。助产士并不产生婴儿,只是让已经存在的婴儿诞生出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些哲学家认为,哲学沉思优先于政治实践,它事关理念,而不是多元的利益和意见。
这种立足于抽象本体论的思想逻辑,确定先在和外在“存在”对现象界的统治,已经为西方中世纪的基督教世界奠定了思想基础。也就是说,中世纪的神学政治在原则上与古希腊政治哲学是一脉相承的。从巴门尼德的存在,到柏拉图的理念再到基督教的上帝,之间有跳跃但没有根本的障碍。狄德罗就指出过:“将近三千年前,雅典的哲学家就已经把我们叫做‘圣言’的叫做‘道’了。”关于希腊哲学与基督教的关系,海德格尔追溯到更早的赫拉克利特。他说:“赫拉克利特论逻各斯的学说起了新约全书约翰福音第一章索伦的逻各斯的前驱作用。逻各斯就是耶稣基督。……‘随着真理以耶稣神人的形态现实显现出来,希腊思想家关于逻各斯支配一切在者的哲学认识就被确认了。此一证实与确定就指明了希腊哲学的经典性。’”
上帝作为绝对存在,作为本源创造了世界万物和人类。他将像牧羊人一样照管这个由他创造的世界。尘世统治的君权是神授的,尘世生活的意义指向超验的上帝之城。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说,我们自己、上帝自己的城,是献给上帝最神奇、最好的贡品。“我们看到一位致高的上帝按照他的恩典统治着一座服从的城,所以她不能祭祀别神,只能祭祀上帝。由此带来的结果是,在属于这座城并且服从上帝的所有人那里,灵魂统治着身体,理性在合法的秩序中忠实地统治着各种恶德。”上帝就是至善,“上帝是一切事物最聪明的创造主和最公正的规范者。他创造了人类,作为一切属地事物中最伟大的装饰,他把某些与今生向适应的善赋予人。”神学政治不过是人格化了的柏拉图主义,一种超越力量对经验世界的统治。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导论》中肯定说,尼采说得很对,基督教就是人民的柏拉图主义。上帝就是巴门尼德的“存在”,是柏拉图的理念。超验的力量要经过尘世的中介,教会以及世俗政权成为上帝实施其意志的力量。在这样的政治世界中,服从、忠臣、驯顺是基本的要求,而不是自由平等。
根源于经验的观念抽象外化为超验的本体及原则,以绝对真理的形式确立对经验世界的统治。在这一过程中,作为超验的存在推动和提升着实在的领域,对于存在的理解由实然引入了应然的逻辑。海德格尔深刻地洞悉了历史的这一进展,他说:“在是建基于思之中的,在却被应当提高了。”所以在“对在的限制”中,“应当”画在“在”的上面。当然,这个“应然”是以超验的必然名义出现的,生活的应然原则确立在经验生活的外面,政治经验的领域指向超验世界,超验的本体成为经验世界意义和价值的源泉。社会历史的发展被看成是超验原则的展现和向超验领域的接近,是由“自然”或神意规定的命定过程,而不是实践中由人创造的生成过程。
在政治上,很多理论家将柏拉图主义看成是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的思想基础。以柏拉图主义为思想基础的西方传统政治哲学,不论是古希腊的德性政治,还是中世纪的神学政治都是以超越原则的统治为基础的。因此,对这种超验德性政治和宗教政治的批判,成为现代政治哲学得以确立的起点。在现代政治哲学中,人及其实践获得了基本地位。现代政治原则是以古希腊人本主义精神复兴的形式出现的。肯定“人是万物的尺度”,以世俗的经验性批判超验的本体和价值预设,从绝对主义专政统治中解放出来,完成了政治哲学思想的一次根本变革。现代性的本质是一种新的政治哲学确立,其根本原则可称为经验存在对超验抽象的扬弃,真理、正义、公平等等都还原到世俗的立场上。世俗世界被承认为唯一真实的世界。政治就是这个世俗世界本身的存在方式和存在现象。
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谈到近代哲学开端时说,基督教将绝对至上的内容放到了人们心里,这个内容作为神圣的、超感性的东西与现实世界隔绝。“在宗教生活的对立面,矗立着一个外部世界,即自然界,人的心情、欲望和人性的世界,这个世界之所以有价值(在基督教看来),就仅仅在于它是被克服的障碍物。”黑格尔认为,这两个世界的隔离是中世纪搞出来的。狄德罗曾经有一个十分刻薄的说法,上帝的产生是因极端仇恨人类而想出来惩罚人类的方法,使人们将妄想看得比他们的生命还重要,而对于这个妄想本身却永远也看不透。现在看来,人类新的转向就是从这样的超验妄想中解放出来,确立此岸世界的一元论,确立尘世的世俗原则。
按照施特劳斯的阐释,人类文明的现代转向在政治哲学的层面由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率先开始了,因为在那里发生了超验道德原则在政治生活中主导地位的彻底颠覆。施特劳斯说,古典学说把握道德政治现象所依据的是人类的最高德性或完美化,哲学要确立经验生活的绝对原则,最后却与经验的生活相冲突,成为世俗生活的桎梏。马基雅维利提供了一种新的关于哲学和政治的观念:“这个新的哲学定位取向的标准,是人们在现实中如何生活,而不是人们应该如何生活。……这个标准的象征,是那个野兽形象的人,而不是那个上帝形象的人:它理解把握人类时所用的,是一种低于人类的视野,而不是一种高于人类的视野。”也就是说,不再从超验的标准和原则理解政治生活,而是从经验实际状况把握政治。马基雅维利的立场蕴含了现代政治哲学的根本原则,表明的是经验世界对超验原则的反叛,要求政治回到现实的、因此也就是世俗的立场上,肯定人的世俗自由和世俗权力。这一过程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等重要的历史事件中逐渐明确起来。
对于现代,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说:“人类已经感觉到真实的‘精神’的和谐和关于现实即关于世俗的生存的一种良知。‘人类精神’已经站在它自己的基础上。”在这一新的历史阶段,“我们已经看到,世界肃静下来到了政治的秩序,同时,‘精神’也提高到一种更广泛、更具体、更高尚的人生阶段。‘圣寝’———‘精神’的死东西———和‘超世界’已经不再吸引人的注意”。世俗性对“超世界”的否定,表现在艺术、科学和宗教之中。黑格尔批判了教会的腐败,批判了宗教中对于权威的奴性顺从和对奇迹的荒谬迷信。他认为宗教改革高擎“自由精神的旗帜”,“是光照万物的太阳”。现代世界的“理性”和“人道”精神,实际上是对“神义论”愚昧、迷信和专制的反叛。无神论者霍尔巴赫在《自然体系》说过:“最有害的事莫过于劝人相信存在着一种超自然的存在物,在这种存在物面前,理性必须默不作声,为了成为一个幸福的人,你就必须为这个存在物牺牲尘世上的一切。”启蒙主义通过颂扬理性,批判宗教对世俗生活的统治,要求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确立人自身在生活中的主体地位,而不是将自身奉献给那个想象的超自然存在者。
同西方前现代相比,现代政治哲学以“同质性”人本概念为基础。从古希腊的德性政治到中世纪的神学政治,都是从一种超验的观念出发的。虽然早期的基督教有平等思想,但到后来严密的教阶制中,等级差异占据了主导。现代观念认为,人天生平等,不受地缘、血缘、等第的限制,享有自由、平等的“天赋人权”。民主和自由不是以等级而是以打破等级概念为基础。这里的人,是赤裸裸的没有任何规定性的抽象“人格”,是一种法权人格。人被赋予了平等的权利和改变自己命运的自由,政治就是要扞卫和实现这种权利和自由,为人的自我实现提供空间,而不是保证不变的超验等第秩序。
现代思想认为人生而自由平等,现实的不平等是社会历史因素形成的,而不是一种命定的必然。因此,人们有权去改变不平等、不自由的各种统治制度。社会历史实际上被看成是人类活动的结果和过程。在这样的思想氛围中,现代政治成为自由政治和解放政治,是气势磅礴地改变现实的最为根本的力量。如果说前现代政治哲学以先验论证的方式巩固既有统治秩序的话,现代解放政治则是对僵化了的专制主义统治秩序的革命。问题不再是顺从虚假的超验秩序,将存在的意义指向超验世界,而是确立此岸生活的正当性和合理性,打破以超验名义进行的统治,将权力的来源还回到世俗的经验基础之上。
现代解放实际上是确立了以现代国家和现代公民为核心的政治原则。统治权从世袭的自然原则或神授的超验原则转向世俗的经验基础。个体权利优先观念的确立,在政治上表现为主权在民思想。这意味着政治权力失去了超验基础,其合法性被世俗化,并且经验化。现代政党制度、选举制度等等都体现并保证这种公共权力来源的世俗性。统治权失去世袭性和确定性,通过动态的选举确保政治体系的稳定,这就是现代政治状况。即便有些国家还保留着世袭君主制,即便民主选举的美国总统还要按着圣经宣誓,但其象征性的意义显然大于实际意义。国家已经成为世俗的国家,政治成为世俗的政治,人也就成为政治上的公民。
保证公民对于公共生活的参与权和限制公共权力对个体生活的介入是现代自由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现代政治作为解放政治,其基本的逻辑恰好是政治权力边界的划定,根本任务是解除政治权力对个人自由和日常生活的宰制,反对专制主义和集权主义。现代政治解放推翻了传统的等级制和极权主义,实现了人类文明的又一大进步。但这一解放的稳定成果恰好是对政治权力的限制和制衡,划定公共权力的边界和削弱国家的职能。国家职能通过“服务”这一概念被规定,形象地被比喻为“守夜人”。“小政府,大社会”成为对政治国家的基本要求。国家的任务变成了对于公共事务的日常管理,一种技术性的活动,它直接地指向经验的世俗生活,提供公共产品,而不再指向超越的领域,不管这个领域是道德的至善还是宗教的来生。超验观念的统治在政治领域决定性地崩溃了,道德修养、宗教信仰都变成个人的自由,也就是与政治无关的私事。政治由此变成了以超验价值无关的中性领域,一种以事实性和实在性为原则的活动。
如今,在专家治国体制的主导下,那个确保主权在民的选举制度等等,形式的意义也开始大于实质意义,在典型的情况下甚至变成了具有娱乐性质的定期作秀,全民性的政治游戏。从政治民主到“政治选主”,再到游戏性的政治玩主,现代政治制度的世俗化过程是否走到了极端的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