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黎元洪是民初政坛上的重要人物，他的一生中有三次显著的身份转变。在武昌革命期间，黎元洪从封建主义旧官僚转变为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者；在继任中华民国总统时期，他从一个表面的革命者内化成一个民主共和的拥护者；在其晚年，黎元洪则从一个活跃于政府舞台的政治家转变成一位民族资本主义实业家。黎元洪的一生极富传奇色彩，也充满了矛盾和争议，我们应客观全面地认识和评价这一历史人物。
[关键词]黎元洪；武昌起义；身份转变；辛亥革命；民国总统
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有研究黎元洪的著作问世。沈云龙的《黎元洪评传》是时间最早的有关黎元洪的专著，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辛亥革命研究的兴盛，黎元洪作为“开国三杰”
（1）之一，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关注。总的来说，有关黎元洪的专著基本上都是按照时间顺序依次记叙黎元洪从出生到去世的个人生阶段的主要事迹记载，有关黎元洪的文章大多是对黎元洪某一时段、某一历史事件其态度的研究，而没有明确划分出黎元洪的人生各阶段的身份转变，将其跌宕起伏的一生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探讨和评价。另外，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民初政坛的主要人物孙中山、黄兴、袁世凯等的研究大都比较透彻，著述颇丰。但对同为“民初四巨头”之一黎元洪的研究却较为薄弱，殊为可惜。有鉴于此，本文将试着从宏观长时段的角度对黎元洪人生中三次身份转变的具体表现其评价问题进行比较系统的阐述。希望能避免对这一特定时期的历史人物作超时代超阶级的苛求，客观地认识这一历史人物，为长期以来社会大众对黎元洪的认识误区做出一些新的解释。
一、从清军将领到首义都督，转向革命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正式爆发，揭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身为清军协统，黎元洪自然不赞成革命，但他也未进行镇压，而是好言相劝。起义成功后，临时推举出的革命领导人资望尚浅，不足以号召天下，黎元洪“在湖北不负人望，且甚得军心，此时出任都督，最为适当”
（6），便这样被匆忙而仓促的推上革命的历史舞台。但是，随着革命战况捷报频传，革命局势日趋明朗，黎元洪心中的天平逐渐倾向于革命。黎元洪先是剪掉长辫以示同清朝决裂，与革命为伍的决心，接着当众宣布：“我前天未决心，昨天也未决心，今日上半天还未决心，这时是已经决心了，无论如何我总算是军政府的人了，成败利钝，死生以之。”
（7）黎元洪还致函为海军提督的恩师萨镇冰，劝其归顺革命潮流。他在信中对于革命的评价颇高：“不但在中国历史上视为创见，即各国革命史亦难有文明若此。”
（8）由此可见，武昌首义成功后，通过仔细分析革命形势和个人利益得失，他决定走向革命。但需要注意的是，他这时的身份转变是匆忙而仓促的，因而不可避免的具有一定程度的投机性。
黎元洪从清军将领到首义都督的转变可以从以下的两个方面分析。一方面，黎元洪有特殊的人生经历，湖北军中有很好的威望和人际关系，使他本身具备了转向革命的条件。就其个人经历来说，黎元洪出身于近代新式学堂，追随洋务派首领张之洞，三次出访日本，接受了不少新思想。从其个人威望来说，黎元洪是鄂籍名将，新军中旧部众多，而且开明谨厚，素得军心，在社会上有很好的名望。正如他的长子黎重光所言：我父在湖北军中有较高威望，常年住在营中，不克扣军铜，士兵与他的关系很好。
（9）一位革命党人也说：“黎平日待兵较厚，爱惜当兵文人，又属鄂籍将领，只要推翻满清，革命成功，似无不可。”
（10）另一方面，起义的领导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没有产生一个公认的领袖。等到计划泄露被迫仓促发难后，当时革命的主要首领们，孙中山、黄兴不在武汉，蒋诩武、孙武声望不够，刘公等人避匿不出，其他人资望低浅，无以负大任，革命阵营出现了“群龙无首”的尴尬状况，黎元洪就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机遇面前被推上都督位置的。
二、从首义都督到民国总统，拥护共和
三、从政坛大总统到商界企业家，投身实业
在被袁世凯软禁瀛台时期，黎元洪把注意力转向实业，开始从事实业投资。黎元洪伙同徐世昌及徐荣廷在湖北招集商股，商洽投资中兴公司，与二人共计投资200万元，这是他投资实业的开始，也是其实业投资中收效最大、投资最多的一个厂矿。
（18）
据有关黎元洪经济活动的资料统计，黎元洪先后投资的银行、厂矿七十余家，投资金融不低于三百万元。总的来说，黎元洪的投资范围非常广泛，包括金融、矿产、森林、造纸、食品、面粉、贸易、证券、保险等各个行业。
（21）从投资的地区看，包括东北、热河、河北、山东、河南、山西、湖北、上海、天津等十多个省区。黎元洪在革命前是一个封建军官，没有从商经验。辛亥革命后，他的从政之路走得并不平坦，对实业投资的兴趣也越来越大，以致最后将从一个政坛总统转变成商界企业家。
四、关于黎元洪三次身份转变的历史评价
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曾说过：“治史贵在知人论世，亦难在知人论世，其所以难，是由于历史具有复杂性。”
（26）以之告诫我们不要扮演任意褒贬死人的“阎王殿里的判官”，要用一种全面的眼光看待历史人物的功过。黎元洪作为民国史上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充满了矛盾和争议，从“首义元勋”到“床下都督”，从“开明谨厚”到“柔懦误国”，从“黎菩萨”到“泥菩萨”，从“投机革命”到“破坏革命”……可谓誉满天下谤满天下。太过美化或是丑化这个历史人物，都有失公允和客观，我们应该全面地评价黎元洪这个争议颇多的历史人物。
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这两种情况在历史上都不乏其例，以民国时期的风云人物为例，“孙中山之于辛亥革命，是英推造时势的证明；武昌起义之于黎元洪，是时势造英雄的注脚”
（27）。黎元洪不算是英雄，但他确实是时势所造就出来的风云人物。革命前他是名不见经传的清军协统，武昌起义之后，他被迫推举为首义都督，从封建旧官僚变为资产阶级革命者。民国政府成立以后，黎元洪作为“革命元勋”，两任大总统、三任副总统，反对光复帝制，拥护民主共和，从一个表面的革命者内化成一个民主共和的拥护者。晚年，政治上的不如意使黎元洪将事业重心逐渐转移到实业投资上来，从一个活跃于革命政治舞台的从政者转变成一位民族资本主义实业家。单就几次身份转变来说，黎元洪是睿智的，具有高度敏感的社会洞察力，所以他能够认清社会发展趋势，审时度势，适时的调整自己的身份，作出对自己最有利的决定。
当然，这个身份转变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甚至很有可能并非出自其本人意愿，但它的存在实不容置疑的。在刚刚被推为都督时，黎元洪是极不情愿的，甚至被逼的。因为，黎元洪毕竟不同于那些主动投身革命的人，对反清的叛逆举动不能不有所疑虑。但在革命党人的威逼利诱、革命形势迅猛发展的影响下，黎元洪又改变了其阶级立场，对革命的态度也由消极抵制变为积极附和。另外，我们也应该认识到，黎元洪虽然为人温和，善纳忠言，但他性格柔暗、缺少机谋，易被人挟制，在政治上难以有所做为。其两任正总统都是被强势军阀硬推着走马上任，他的就职是几股军阀派系互相妥协的结果，并无实权。就算是到最后投身于实业投资，也是在对政治官场心灰意冷后才做出的不得已的决定。因此，我们也要认识到黎元洪是被当下形势和革命历史潮流“推”着走的那种人，他身份性转变有其仓促性和不彻底性，他的选择“是势与利的选择，不是情与理的选择”
（28）。 历史的偶然性中常常蕴涵着必然性，突发性的历史事件下面常常隐藏着客观规律。我们只要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分析判断，还是能够解开黎元洪身份转变的谜团。应该说，黎元洪在武昌起义后虽然是被迫出任军政府都督，但他为武昌起义的顺利发展起到了无法替代的作用；他后来也曾在袁世凯“洪宪”帝制的闹剧中拒受王封、坚决抵制；在两任大总统时期与段祺瑞、曹琨军阀进行的斗争，也具有维护共和、反对封建独裁的动机。
（29）再考虑到黎元洪在生活上的西化，投身于新办实业浪潮等事实，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黎元洪既不是介于封建军阀与资产阶级政客之间的“中间型”人物，也不是旧势力的代表，而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员，在民国复杂的政治际变中大节无损，是个应该给予肯定的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