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摘要：教育有很多目标和任务，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目标和任务是实现学生的身份建构。而在学生诸多身份中，教育不能只偏重于社会身份的建构，而忽视学生文化身份的建构。只有把学生文化身份的建构作为教育的核心目标，把合作型学习作为文化身份建构的最佳方式，我国教育才有可能摆脱困境。
论文关键词：教育 社会身份 文化身份 建构
在这个世界上，教育要完成的任务很多，但是有一项很重要、却又少被人提及的任务就是通过教育建构学生的身份。学校是使人社会化的一个专业场所，而人的社会化的标志是获得身份。不懂得如何获得身份，不遵循身份的约束和规则，没有自觉的身份意识，人是无法在社会中生存和发展的。因此，学校在教育中必须着眼于学生的身份建构。
一、身份及其价值
“身份”首先是一个实践问题，然后才是一个理论问题。从古希腊到中世纪漫长西方的历史时期，个人在身份上没有选择的权利，是被决定的。欧洲在中世纪时，家庭的地位决定其身份。贵族按照公、侯、伯、子、男划分等级，一旦继承了某一等级，则终生不变。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思想的进步，那种被决定的、等级制的和不变的身份受到质疑和反对。“‘身份’真正变成一个文化问题，是在文艺复兴运动确立起个人主义观念之后。由于‘个人’在社会活动中的主体位置得到彰显，作为区分‘个体’和辨认其社会归属依据的‘身份’，才成为公共思考的重要对象”。从此，身份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特别是从上世纪50年代末期，西方社会学家为了解决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创立了社会身份理论和认同身份理论，分别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研究身份问题。
虽然我国早在宋代就出现了“身份”一词（《宋书·王僧达传》中有“固宜退省身份，识恩之厚，不知报答，当在何期”），但是，“身份”的学理资源来自西方，来自于英语的“identity”，它本身兼有“身份”与“认同”两层含义。基于词源学的意义，有人认为，“‘身份’一旦被‘认同’为某种属性或者与其他属性相比，个体才据此确认他在一定社会群体中所处的位置”。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有人说，“身份是由一系列自我观点组成的， 这些自我观点是在特定的群体或角色中， 通过自我归类或在认同的基础上形成的”。从符号学的角度讲，有人说，“身份是与符号文本相关的一个人际角色或社会角色”。无论这些定义有多少区别，但是身份的基本特征是人所共认的，即“‘独一性’（uniqueness），身份是自我自觉的选择；‘延续性’（continuity），符合自我的一贯性；‘归属性’（affiliation），即从属于一定的社会组合”。
身份对于人来说是十分重要的。首先，一个人生下来就获得了身份。此后，在他的一生中，他的所有活动都离不开身份。这里的活动，既包括群体也包括独处，既包括行动也包括思维，甚至一个人死了以后还保留着身份，只不过他本人没有身份的意识而已。其次，身份的集合处和聚焦点便是自我。威廉·詹姆士说，“自我”就是“我所拥有的一切”。 例如身体、能力、房子、家庭、祖先、朋友、荣誉、工作、地产和银行账户等[5]。但“自我”并非上述内容的简单相加，它的形成必然伴随着主体意识的觉醒，而主体意识的觉醒，不仅带来了对身份的认同，而且带来了对身份的反思。再次，人的身份起初是被选择的（也有人认为，这种未被认同的身份还不能称之为身份），而由于自我的产生，形成了人的身份意识和身份自觉，身份方才成为人的自我选择。我可以选择承认此身份，抛弃和拒绝彼身份。但是，身份的选择同时与责任相联系，我选择、认同了此身份，就意味着我担当起与此身份相对应的责任和义务，也意味着我获得了归属感。
二、文化身份的建构是学校教育的核心目标
总之，按照上面的分类标准，人的身份大体上可以分为生物身份、社会身份、政治身份和文化身份。每个人都是这四种身份的综合体，他的所有活动都离不开身份的影响和作用。在这四种身份中，除了了生物身份是先天自然赋予的，且一般情况下不可改变之外（变性、增高属于例外），其余三种身份都是家庭、学校、社会教育和培养的结果，其中学校起着基础的、主导的、也是极其重要的作用。一个人从上小学到大学本科毕业，其间在学校的时间长达16年。这16年的教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为了教育和培养学生的身份，包括身份的意识、身份的期待、身份的定位、身份的技能和身份的认同。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我国教育，可以发现，不同的时代对身份的建构有不同的侧重，其中最具有对比意义的是“文革”极左时期的教育与改革开放以来的教育。在极左时期，教育主要关注学生的政治身份，非常注重培养学生对党、领袖和国家的忠诚及对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的认同，把学生的身份定位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而身份的教育和培养手段则是灌输阶级斗争的理论，即以人的阶级出身划定身份，强迫人接受所谓剥削阶级（包括他们的子女）与被剥削阶级（包括他们的子女）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其结果，无论是阶级斗争中的胜利者还是失败者，最终都成了政治阴谋的工具和牺牲品。 "
改革开放以后，那种极左的教育方针被抛弃，新的教育方针被确立。1995年颁布的《教育法》中规定，“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从身份建构的角度说，这一段话明确地说明，教育应该着力于人的社会身份的建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以社会身份为培养重心的教育，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因为社会身份的核心是人的专业技能，于是，小学和中学教育偏重于知识，甚至在高中阶段就早早分科，为未来的专业教育作准备，大学教育夸张一点说则成了专业技能的培训基地，目标只有一个，就是为了将来就业，而情感、理想和信仰的教育，则无论在中小学还是大学，常常缺失，或者被边缘化。于是，当这些学生离开学校，获得了教师、医生、会计、工程技术人员等身份之后，他们中有的人缺少道德底线，有的人处理不好人际关系，有的人没有归属感，更普遍的现象是，对于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感到迷茫，甚至成为身份光鲜而精神空虚的行尸走肉。究其原因，恐怕是因为我们的教育忽视了文化身份的建构。
所谓“文化身份”，有人把它定义为“人和他所生存的世界作为文化环境之间的被意识到的联系。利用这种联系，他得以作出关于其生活意义的解释”。还有的人说，“我们或者可以把‘文化身份’定义为‘一种有共同文化’的、集体的‘一个真正的自我’，它反映了共同的历史经验和共有的文化符码，为我们提供了变幻的历史经验之下稳定不变和具有连续性的意义框架”。如果说社会身份是显性的，则文化身份是隐性的。穿着白大褂的是医生，穿着军装的是军人，而一个人的文化身份是没有明显的外在标志的，它是躲在社会身份后面的隐性身份，只有当社会身份的人在活动、在表现的时候，才能捕捉到他的文化身份。如果说，社会身份是变动不居的，而文化身份则是相对稳定的。一个人一生可以尝试不同的职业，但是文化身份一旦形成，则保持相对稳定性，一般不会轻易改变。你可以有不同的职业，但你在不同的职业中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方式却是一致的。如果说，社会身份是具有实践和操作特性的，文化身份则是具有精神和思想特征的。在实践和操作中，人一不小心就会成为工具和手段，成为一个“异化者”，只有文化身份，特别是健康的文化身份，才能使人从工具还原为主体，从手段还原为目的。人不仅要知道“我在做什么”，而且应知道“我为什么这样做”，从而使求真、向善、尚美成为人的坚定信念和不懈追求，并且在这种人生价值的实现中得到幸福和满足。所以，只有文化身份的教育，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人”的教育，才是学校教育的核心目标。
三、合作型学习是文化身份建构的最佳方式
现实已经证明，那种以社会身份的建构为学校教育的主要甚至唯一目标的教育，是一种短视或者说是失败的教育。当下教育应该着力于学生的文化身份建构，在此基础上进行社会身份的建构。为此，我们应该选择文化身份建构的最佳方式。
学生文化身份的建构是一个系统而复杂的工程，它当然需要全校的教职工为学生的文化身份建构作出表率，需要任课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用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去教育和引导学生，需要通过请进来和走出去的方式，从社会上那些英雄、劳模身上得到精神的激励和境界的提升。但是，文化身份的建构不能总是建立在外在的灌输和模仿的基础上，它需要在实践中形成、巩固和提高。所以文化身份的建构，最终只能是在学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日常学习中去实现。
有人会说，学生每天都在学习，他们的文化身份不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吗？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因为学习有不同方式。综观古今中外学生的学习方式，有人把它归纳为三种，即自我型学习、竞争型学习和合作型学习。社会学家经过考察和比较，发现在三种学习类型中合作型学习最具优势。因为，“自我学习型方式没有为学生间的互动提供机会”。“尽管竞争型学习能够激发学生更加努力学习，但也应该注意到所有学生的学习进度并不一致这一事实。把学生贴上成功者和失败者的标签，不但会加剧这种事实，而且会使那些表现差的学生产生自卑感”。只有在合作型学习中“学生都表现出有较高水平的成绩和推理能力。他们重视所学的课程，有较强的自尊心并且培养了很强的人际交往技巧”。合作型学习被认为有以下五个基本要素：“1）积极的相互的信赖”；“2）个体责任”；“3）合作技巧”；“4）面对面的互动”；“5）小组反思和确定目标”[8]。这倒是与当代新课程改革中的“自主、合作、探究”不谋而合。可见，合作型学习是一种最佳的学习方式，它也是一种最佳的文化身份建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