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巫文化是在远古时代形成并影响至今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不仅对古代的政治、军事、文化产生广泛影响，在现当代社会中依然有着相当的影响力。20世纪，巫文化得到反复的书写和生动呈现。从革命年代作品中的被打倒被摒弃到和平年代作为一种新的文化符号出现，巫身份的转变不仅体现了人们思想意识的转变，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文化的开放和多元以及作家文化自觉。
关键词：巫;身份转变;文化自觉
巫文化是人类古老神秘的文化现象之一，因“巫觋”为核心展开宗教活动而得名。巫是人与神对话的媒介，负责人与神之间的沟通，以歌舞为手段来祈求神灵降临到人间。中国巫文化源远流长，“不但以其原生或次生形态大量存在于许多少数民族中，而且以其各种升华、变态形式保留在汉文化中，广泛影响中国几千年的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及文化活动”对古代的政治、军事、文化产生广泛影响。中国在五千年的文明中，有着数不清的革命运动，而这些运动很多是借助巫来展开的。司马迁《史记陈涉世家》：“乃行卜。卜者知其旨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行卜是巫术的一种形式。农民起义的领导者首先找巫师进行占卜，采取手段使百姓认为起义是上天的安排，从而获得他们的拥护。人们可以利用巫文化为革命做理论准备，以巫或神的名义发动群众，达到自己的目的。既然巫文化在革命战争中有如此的作用，是不是巫文化从古至今一直都是革命利用支持的对象呢?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风雨飘摇，战火连绵，有志之士纷纷揭竿而起，参加革命，救中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中。巫在这时的革命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这些革命也是依靠巫术发动的吗?答案是否定的。“建国初期，巫文化一度被视为封建迷信的糟粕，受到简单粗暴的对待。”这个时期的巫师成了反革命的代名词，革命者鼓吹“尊重科学、破除迷信”的口号，他们捣毁巫师的“巢穴”，烧掉他们进行巫术活动的器具，把巫师抓起来进行思想教育，让他们在劳动中进行改造。在古代的革命运动中，巫以神的身份出现从而获得群众的拥护。但是20世纪革命者不再依靠迷信的神来发动群众，他们树立新的神———“民主与科学”，使科学获得人民的认可。在这个过程中，革命者必须把旧神———巫狠狠的踩在脚下。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描写革命的作品中，巫成了丑陋、落后、愚昧的对象，是革命者领导人民群众打倒的对象。
王鲁彦的《菊英的出嫁》讲了中国农村在巫文化影响下农民的奇怪的举动。作品中主人公菊英妈对冥婚制度深信不疑，当菊英“长到”十八岁时，她决定要给她“成婚”。于是就有了作品中的闹剧。菊英的棺材被送到男方家里，当然她要嫁的男子也是已经死去的人。跟着棺材被送过去的还有菊英妈倾尽家产为菊英置办嫁妆。冥婚制在当时农村非常得普遍，农民认为在这个世界已经死去的人，在另外一个世界却还活着，作为家长或监护人，亲人在这个世界没有过上好日子，理应让他(她)在另外一个世界好好活。显然这种思想是愚昧的，他们信仰鬼神之说，对来世抱有幻想，把来世的美好作为今生生活的寄托。这是巫文化在中国农村的表现形式之一。作者带着浓浓的批判色彩来描写菊英出嫁时阴暗可怖又极具铺排搞笑的画面，让人在阅读时产生强烈的视觉和心理冲击。山东作家冯德英的《迎春花》是一部以革命斗争为题材的经典作品。作品以生动形象的笔触塑造了一个反革命女巫形象———冯寡妇。她与人通奸，在地主的挑唆下以替丈夫治病唱神的名义把丈夫蒋会运活活折磨死;四十多岁的人了依旧“穿红挂绿、搽脂抹粉”;不让儿子参军，拖儿子后腿;给老东山“治病”，差点把人治死……种种劣迹，被作家细致生动的描写出来。作者在创作的时候已经给冯寡妇带上落后、愚昧、无耻的帽子，所以她的种种劣迹显得真实可信。赵树理在《小二黑结婚》中塑造了三仙姑和二诸葛两个巫师形象。革命作品中描写的这些巫成了落后、愚昧、欺骗人民的典型。和平年代作家不再从意识形态方面对巫文化进行书写，而是把重点转向巫在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等方面来探讨和书写。中国当代作家在文学创作的过程中喜欢利用传统文化作为素材，将作家的创造性思维与传统文化相结合，创作出既神秘又深刻的文学作品，其中巫文化元素是深受作家青睐的文学元素。
莫言、韩少功、阿来、迟子建等作家是描写区域性文化的圣手，他们在作品中表现了当地的风土人情，并且分别描写了魔幻现实主义下的巫文化、楚湘地区神秘的巫文化、藏地巫文化以及东北额尔古纳河一带的萨满文化。这些作品展现古老神秘的巫文化对他们创作的影响……莫言在《丰乳肥臀》中成功塑造了三姐“鸟仙”形象。随着三姐“成仙”，她的面貌、行为、表情、思想都越来越像一只鸟，甚至能够完全进入鸟的境界：“她侧低下头，像鸟儿梳理羽毛一样咬咬自己的肩膀。她的脑袋转动幅度很大，脖子像转轴一样灵活。”楚湘地区的文化是一种神秘文化，巫文化在楚湘地区极为盛行。韩少功的《爸爸爸》就是体现了楚湘地区“打冤”的习俗以及“卜筮”的传统。在神秘文化的影响下，当地居民不相信自己械斗的实力，反而相信占卜的结果;阿来的《尘埃落定》中，土司家族中两种重要的人物，一种是巫师，另一种则是祭祀性质的喇嘛。作者在这两种人物身上用笔墨较多，但是分析作品可以看出，喇嘛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对未来的占卜和祈福上，而更受土司青睐的是巫师。当时麦其土司与汪波土司两个部落之间爆发的罂粟战争，最后却变成了神巫们的斗法。交战时，双方巫师各显神通，为对方制造各种灾难。他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将巫师的法力表现到了极致。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可以说是一部巫风氤氲的优秀作品。作品中的萨满具有神性又具有人性。“额格都阿玛”是个有丰富感情的萨满，他在作法时是个巫师，能够通神，在平时他是“我”的伯父，并且深深地爱着我的母亲。当别人有困难时，他会牺牲自己的利益去救别人。这样的萨满是《额尔古纳河右岸》中萨满的共性。由此可见，当代作家在描写巫师的时候与革命年代已然大不相同，他们更加注重从民俗文化的角度去描写巫师形象，而不是去想是否迷信，也不存在政治上的教化作用。从革命小说中的巫形象与巫文化的书写到改革开放后直到今天巫形象与巫文化书写的转变显而易见。而这种转变体现了人们思想意识的转变，也体现出开放的文化和作家在创作过程中的文化自觉。在改革开放的社会环境下，政治对文学的影响越来越小，作家们在创作过程中对巫文化进行正面描写不再受到政治上的处罚。当代社会，作家有了更加广阔的创作空间，自由度大大提高，这使得作家在创作中将民俗文化进行深入的挖掘，力图展现丰富的社会文化画面。改革开放以来，国外的文化更多的传入国内，作家充分的吸收国外文化的精华部分，在写作手法和写作题材上也多有借鉴。例如，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作家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传入中国之后，影响了大批国内的作家，梅尔吉亚德斯的巫师先知形象让许多读者难以忘怀。作家在创作中大量使用巫文化元素，这与他们所生活的环境和接触到的文化有非常紧密的联系。许多作家生活在巫文化浓郁的地方，巫文化与他们的生活紧密相连，在耳濡目染的过程中，他们对巫文化有着强烈的兴趣和深厚的感情。
出生于漠河附近的女作家迟子建，对生活在大山中的鄂温克族有着很深的情感，对萨满文化也充满好奇，她曾多次进山与鄂温克族人民交流，了解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宗教。莫言曾说过，他的文学素养在很大的程度上得益于小时候奶奶给他讲过的妖魔鬼怪的故事。同样，其他的作家能够将巫师的形象描写的如此栩栩如生，自然与他们的生活环境、兴趣爱好、亲身经历密不可分。巫文化作为一种文化遗产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维护和传承。在学习研究、维护和传承巫文化的过程中，我们要有一种辩证的态度。我们是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无神论是我们的世界观。在研究过程中要认识到巫文化具有迷信的成分，但是不能用迷信来抹杀巫文化在文学、社会学、民俗学上的巨大价值。巫文化就像一座无尽的宝库，等待着我们用正确的态度进一步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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