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谈4篇，主持人：张光芒）
主持人语：长期以来，传统贞节观的文化影响始终或显或隐地存在着，并对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20世纪初至今，百年中国文学的性别叙事非常发达，这不仅与人们性别观念的更新和解放追求息息相关，同时也说明贞节观问题本身便充满了极度的复杂性和不可回避的重要性。我们聚焦于以贞节观的嬗变为核心的性别叙事，不仅可以从一个侧面考察文学史的流变轨迹，而且可藉此透视国人文化心理的蜕变过程与复杂态势。这里所谓性别叙事是一个较宽泛的说法，既可以包括婚恋叙事、情爱叙事等侧重于文化心理层面的创作文本，也可以指涉性爱叙事、欲望叙事等更重视身体与人性层面的文学写作。但不管这类叙事侧重于哪一种层面，贞节观总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存在。有时它是祭坛上的供品，有时它又是罪恶的渊薮；有时它被弃如敝屣惟恐不及，有时它又成为挥之不去的梦魇；它时而是内在的心魔，时而是外在的猛兽。它以各种各样的形式与不同的性别叙事纠结于一身，形成了复杂而多元化的审美景观。
正因如此，对于贞节观与文学创作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对作家作品的阐释，而应该转到对近百年来文学创作中的贞节观嬗变过程的考察与评判上来。如此研究，一方面，能够发现贞节观并非凝固不变的观念，而表现出变动不居的动态性，并显现着百年来中国社会时代的变迁；另一方面，可以有效考察贞节观是以怎样的方式进入文学而又如何清晰呈现出来，从而最终形成研究者对贞节观的独特审美感受。这也是本期推出的4篇笔谈文章尝试深入探寻的问题。
在新世纪的今天，传统与反传统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也不仅是一个文学史问题，同时更是一个不得不正视的现实问题，是一个在“存在与选择”中不断被刷新的文化命题。惟其如此，贞节观与性别叙事的探讨具有了尤其重要的现实意义。这4篇笔谈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关于该论题的理论角度与分析方法，丰富了文化探究的张力空间，但在整体上难以达到系统性，各个观点亦有值得商榷之处，但愿能够以此抛砖引玉，引起更多的关注，从而将这一论题推向深入。摘要：如今，文学创作与贞节观问题的研究已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仍有值得探究的空间。《身份焦虑与道德困境――论晚清小说中女性的社会规训及其逻辑》从“‘内外有别’：角色认定与身份焦虑”与“‘贤妻良母’：道德困境与国民生产”等两个层面深入地剖析了在民族国家话语体系的规训之下，晚清存留的传统女性身份观念对于小说女性书写的影响及其逻辑过程；《雅俗文学的重新区隔――1990年代性叙事的文学场》则从雅俗文学重新区隔的视阐出发，详尽地挖掘了1990年代性叙事在政治场逐步淡出而经济场逐渐浸入的文学场之存在状况；《贞节观的泛化与畸变――新世纪小说的一种考察》发掘了新世纪以来小说中贞节观的泛化与畸变，由此考察了作为道德文化现实一种的“羞耻”的沦落及其合法化的确证问题；《20世纪中国留学生文学中的性爱观念考察》则聚焦20世纪的中国留学生文学，并对其中呈现的从反传统的先锋前卫到重个人的趋利世俗、从“性自由”到“性放纵”等“性爱”观念形态进行了细致阐述。
关键词：百年中国文学；性别叙事；贞节观；社会规训；身份焦虑
中图分类号：1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14）03―0107―04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女性相对于男性而言，一直是作为社会主体的“他者”而存在的。女性只有在作为男性的依附时（比如“某某的母亲”“某某的妻子”等），才具有身份标识，往往没有独立的身份，被记住姓名的女性是很少的。女性，在某种意义上说并不是被历史遗忘，而是根本就没有历史。因此，人们普遍有这样的共识：“人类进入文明史后，女性一直被掩没在历史的黑洞里。妇女的解放，女权的伸张，比起母权制的丧失――女性世界性的失败来，要漫长而艰难得多。”无论是迫于或是迎合男权，女性自身也往往按照男权社会的要求来塑造自己。这一情况到晚清有了根本性的变化：一方面，国族危机中，女性解放作为一种启蒙与救亡的手段，开始具有历史的正当性，由此，女性解放被纳入国族叙事；另一方面，西学东渐，男女平权、人性自由的观念被引入，使得女性争取个体自由便具有了基于现代权利意识的合法性，由此，女性觉醒被纳入现代性叙事。于是，现代性历史使然，在晚清社会，女性解放与觉醒、婚恋自由与自主，便自然地成为一种潮流。
不过，这股潮流并没有我们现在想象中的那种绝对性，虽然一个社会中激进的声音总是最容易被人记忆的声音，但晚清不同地域、不同人群对待这股潮流不同的态度以及这潮流本身发展所展现的不同程度，还是值得人们注意。如地域上，作为开时代之先风的上海，对待新思想、新观念是相对宽容的，因此上海的各种女性解放运动都盛行，而妇女观念也自然十分开明，同为大都市，皇城北京则又相对保守一点；又比如社会阶层上，虽然在知识精英阶层，男女平权观念被广泛接受，但在底层尤其广大乡村，人们在这方面却依旧拖着一根长长的传统思想的辫子。这在当时是人人都必须面对的常识局面，但多年后的今天，大量赞颂晚清女性解放、男女平权、婚恋自由的研究论文与著作表明，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人们对这个历史过渡时期的复杂性缺少尊重，对已经形成的绝对性观念缺乏必要的警惕，研究态度上也缺乏一种“同情的理解”，这无疑极大地限制和影响了人们对历史认识的准确度。基于此，本文主要剖析在民族国家话语体系的规训下，这根“辫子”对晚清小说女性书写的影响及其逻辑过程。
一、“内外有别”：角色认定与身份焦虑
晚清女性解放潮流使女性逐渐摆脱了传统“三从四德”的社会伦理规范，打破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闺训。放缠足，兴女学，使得原本相对对立的“德”与“才”的场域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了，女性慢慢从“德”的传统道德域进入了原本为男性专有、代表“才”的知识域。这种趋势连男性都是认同的，在小说《黄绣球》中，黄通理在妻子黄绣球一番“滔滔不绝、话头不断”的男女平权观点的阐释之后，“歪着脖子点头”说：“古人说‘三从四德’，那‘从’字，我又同讲率由旧章的书理，要来翻案了。这不是光叫女人服从的意思，是那为父为夫为子的，本是个有德育、有才识的国民，故而为女为妻为母的，也要信从了。……说到可从的从，自然不可从的就不能从了。……所以三从的‘从’字，只好讲作信从，不是什么服从。”这样，就将男性的霸权身份给解构了。可以说，男女平权在晚清开始成为一种“知识”，女性越来越不可能仅仅被规范在私人领域，她们开始进入公共领域，废缠足的“天足运动”和走出闺阁进入女学等社会性运动，逐渐打破了女性“身体”作为惟一存在意义的魅惑。 然而，与此同时也有一个极重要的相关问题并没有很好地厘清，即男女的社会角色定位问题。自古中国男女秉承“女主内，男主外”的角色分工，《周易・家人卦》便有“女正位于内，男正位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的说法。在中国，男女角色定位往往关涉的是人们的世界观与宇宙观，《周易・系辞上》亦有“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之说，因而天地阴阳，世间男女，只要“天――地”这种格局依旧是绝对性主次关系，那人们观念中与之“合一”的“男――女”角色定位也就不会相对化、理性化，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如小说《黄绣球》第二十二回一开始，主人公黄绣球就表达了她的宇宙观：“自古说天尊地卑，把男女分配了天地，近来讲天文的，都晓得天是个鸡蛋式，不是什么圆的；地就包在天当中，算是蛋黄，不是另外一块方的。这就天地一气，没有个高卑分得出来。”显然，接受西方知识的黄绣球已经不再是“天圆地方”的宇宙观，这“鸡蛋式”宇宙观让她对男女关系的平等观念有了一个“天理”上的依据。只是在这种观念下，还隐藏着一个解构男女平权的角色定位，即黄绣球依然很自然地认同传统中女主内男主外的关系：“照这样说，要把男女分配天地，女人就好比蛋黄，虽是在里面，被蛋白蛋壳包住，却没有黄，就不会有白有壳。”在黄绣球看来，在这种“鸡蛋关系”中，作为蛋黄的女人要比作为蛋白蛋壳的男人更重要，这与当时的女权运动是相关联的，使得她具有明确的女权意识。但黄绣球的这段话，更重要的意义便在于对这种传统男女角色的结构确认上：女性依旧处于社会结构“里面”的位置，被“蛋白蛋壳”的男性所包围着，也就是说，女性依旧是这个社会结构的“内人”。显然，黄绣球的这种男女平权的观念，看上去是强调女性的重要，要求女性的解放，但实际上并未真正动摇“男外女内”的社会角色结构和传统道德体系。事实上，哪怕是女性在一定程度上参与着“外面”的事务，其社会角色也还是与男性严格区分，比如晚清女学，一方面既要开社会风气，同时又不悖“中国懿嫩之礼教”，于是女学虽为男性精英倡导，却往往在日常的教学与管理工作中，排除一切男性，仍不破“男女大防”。如早在1897年，发表在《时务报》上为第二年开办的上海经正女学而制定的《女学章程》中，这“中国第一女学”的“立学大意”第一条便规定：“堂中一切捐助创始及提调教习，皆用妇女为之。”晚清女学，虽其命在新，然其道却旧。
显然，晚清女性的“身体”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解放，得以尝试着参与各种公共事务，但道德观念上并没有完全突破传统的框架，也就是说，虽然女性已经逐步由“德”人“才”，但事实上并未脱离“德”的道德域，由此，其社会角色还不属于社会公共领域，处于“走出家而未离家”的状态，这是晚清社会女性解放运动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面向。晚清时期的确有大量的知识精英们在推动着女权运动，要求女性与男性达到事实上的平等，要求女性完全抹去社会角色的分工，成为“女国民”。如岭南羽衣女士的《东欧女豪杰》、海上独啸子《女娲石》、王妙如的《女狱花》等小说中，女性往往充满革命激情，以救世为己任，个个形象之坚毅、抱负之远大，与男性革命者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小说均激烈地追求男女在公共领域里的平权，为此甚至将女性的角色男性化，与男性在公共事务中一较高下，对于这些女性形象而言，“德”与“才”这两个领域的边界已经被彻底打破。相比女权派激进的变革要求，更为普遍的还是在对角色分工的认同与对伦理道德的尊重，甚至在这些观点激进的叙事中也隐含着这一矛盾。当然，既在一定程度进入公共领域（身体公共化），试图参与公共事务，又不摆脱传统道德的要求（观念道德化），很容易就造成了女性身份的焦虑。虽然这种道德驯化不免有女性自身的自我认同，但事实上，女性的身份焦虑主要是来自社会的道德规训。如《未来世界》中，对那些试图参与公共事务女学生，有人就这么评价：“现在的一班女学生，表面上看起来虽然甚是文明，那实在的内容却是十分臭败，竟没有一个女子，可以当得‘女学生’三个字儿的人。”就是那些颇有豪侠之气的女性，也并不能在社会结构中与男性取得身份上的平衡，如《女娲石》中，金瑶瑟曾在日本美洲留学，可谓学贯中西，见识广博，然而最终的救国救民方式让人颇为感叹：舍身为娼，当歌妓，借此接近并杀掉那些腐败无能政府官员。金瑶瑟们参与国族救亡还是无法和男性一样参政与革命，而是在公共领域使用女性身份，通过“性”来参与革命，这只能赋予革命对象更多的强权感，这也正是女性在“解放”的过程中焦虑所导致的。相对开明的张之洞在《劝学篇・内篇》中这样说：“西人爱敬其妻虽有过当，而于其国家政事、议院、军旅、商之公司、工之厂局，未尝以妇人预之，是西国固有夫妇之伦也。”张之洞试图通过解构女权思想来源，对女性作出符合传统女德的身份界定。
这种造成女性身份焦虑的“中体西用”式的思维方式和社会规训，同样也体现在不同的传播领域和传播手段上。1909年上海改良小说社印行了一部小说《中国之女铜像》，小说是根据当年轰动一时的“胡仿兰因放足逼命于翁姑”这一社会公共事件写作而成。作为现实新闻事件，其通过新闻传播很快激起民愤，胡仿兰立刻成为一个反抗旧道德的女性先锋形象，然而在小说里，主人公则成了一个讲求修身，恪守“忠孝节烈，礼义廉耻”的典型传统女性，形象完全发生了变化。对这一转变，夏晓虹有这样的分析：“新闻报导及诸信中清晰可见的那位锐意前行的女志士，在小说作者笔下，已减损许多锋芒。第一回末尾为书中主人公胡仿兰定下的基调是：‘热心女学，守旧礼法，开新智识，到死不变’。因而强调其为‘第一文明女子’，认为‘女界中能学得来他，女学便可真个进步了’。显然，由小说重塑的胡仿兰形象，已成为作者心目中理想的女性的典范，作品之取名‘女铜像’，亦存此意。”不同的传播方式针对着不同领域的人群，同时产生着不同的话语方式。在公共舆论领域，知识精英掌握话语权，因此不难想象这些思想先进的人们为胡仿兰被旧道德所害而感到莫大的悲伤与悲哀，胡仿兰的死很容易激发他们对社会变革的责任感，这样一来，激进话语不难占领公共舆论界；而小说，则可以面对各个知识水平阶层的人们，甚至是一些底层识字不多仅能阅读小说的民众，这些人的观念显然不能与知识精英相比较，因此，无论是作者本身即是这么看待胡仿兰事件，还是为了迎合更广泛的受众，小说所传递出来的道德观念似乎更具有普遍性。显然，晚清小说虽受舆论影响，却又不同于新闻的话语方式，正是因为其所面对的更多的是依旧在很大程度上受传统伦理所规范的普通民众。这种差异就是到了五四时期，也依然存在，比如张竞生“科学”性话语与“审美”性话语在公共领域的双重失败。可以想见，这种差异在一个很长时期里存在，由此导致的女性身份焦虑也会是一个长期值得关注的现象。 在晚清这个新旧交替的时期，这种新思想与旧观念之间的冲突，往往使得女性在自身身份的确定上进退维谷，身虽在“女德”外，心却依旧被束在樊笼中。
二、“贤妻良母”：道德困境与国民生产
晚清社会从官方到民间，女性解放虽使得“身体”走出了家门，走向了公共，但更多的其实并不是成为到外面闯世界的男性化国民，而是成为一位培养、支持现代国民的“贤妻良母”。1907年3月，清政府学部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与《女子师范学堂章程》颁布，从此，中国女子教育才算是从制度上确定了自己的合法性。不过，无论是女子小学堂还是师范学堂，对女子教育的目标均是养成其“女德”，如《女子小学堂章程》的“总要”第一条便规定：“中国女德，历代崇重，今教育女儿，首当注重于此，总期不悖中国懿嫩之礼教，沾染末俗放纵之僻习。”而课程设置方面，除“国文”、“算术”、“格致”等知识性课程之外还有“修身”与“女红”，其中“女红”所占“每星期钟点”仅次于“国文”居第二位，每星期6钟点，显然“总要”教育目标决定了学堂的课程设置，而这样的设置体现的对女性养成的期望正可谓传统之“德”与现代之“才”的兼备。把“女子小学堂教习”作为培养目标的女子师范学堂，更是对“女德”培养有所要求，其“总要”规定：“今教女子师范生，首宜注重于此。务时勉以贞静、顺良、慈淑、端俭诸美德。总期不悖中国向来之礼教，与懿之风俗。其一切放纵自由之僻说（如不谨男女之辨，及自行择配，或为政治上集会演说等事）务须严切屏除，以维风化。”“修明家政，首在女子普受教育，知守礼法。”由此可见，社会公共领域还是不允许女子参与事务，为不伤“风化”，女性依旧被规训在“温良恭俭让”的道德樊笼里，这教育目标反映了官方的意志，也不能不说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社会要求。虽然女学的倡导本身已是女性解放的一大进步，但明确规定以《烈女传》、《女训》、《女孝经》、《内训》等作为修身教材，其“进中要守”的意图亦十分明显，并不打破“男外女内”的社会角色定位，仍旧将女性的价值定位为“修明家政”，其教育目的在于培养勉学持家之“贤妻”与完善家庭教育之“良母”。如《黄绣球》第25回，李太史与一官员谈及黄绣球的女学堂，那官员对女学堂颇有赞誉，然而这赞誉却是建立在黄绣球的女学堂“大约不过教女孩子们认认字，学学针线，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基础上。虽然女学堂的开办，本身就是黄绣球男女平权观念的体现，但女学堂要想取得广泛的支持，还是必须谨慎地遵循传统道德，只有给人们“也没有什么流弊，倒还安安顿顿”的印象，才能契合他们的接受度。黄绣球在这个“度”上把握得很好，以至于那官员竟也要将自己的女儿送入女学堂。因此，很显然晚清作为女性解放标志之一的女学，其合法性是以“女德”得到尊重为前提的。
然而，这里的“女德”并不等于传统的“妇道”，此时的“贤妻良母”并非完全遵循传统的妇女伦理，是在排除了“三从四德”等绝对性伦理之后，以传统儒家中一些符合女性社会角色的闺训为基础，接受西方女性平权观念冲击而形成的一种具有明确现代性别意识的伦理规范（这种伦理规范，很大程度上是兴起于对女性“天职”认定的论争，同时又受到了明治维新后日本社会的女性观念的影响）。显然，从传统的“妇道”约束到“贤妻良母”的道德要求，其实是一种改良性的进步――这点往往被人们忽视。这种进步是被现代民族国家的巨型话语体系所规训而逐渐形成的，有两方面的道德要求：其一是妻德，这种德性要求女性确认自己妻子的角色，其重心还是在丈夫身上，虽并不再是“夫为妻纲”，但其责任还只是立足家庭，帮助与完善丈夫；其二则是母权，这是一种来自女性生育功能的社会权利，但更是一种基于民族国家的道德要求，指向的是国民生产与养成。这两个面向，正是梁启超在《倡设女学堂启》中开篇所言：“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
比较而言，在国族危机时刻，女子教育为“国民教育之根基”，相对于外在激进的革命要求，更多地要求女性完善内在的德性修身，以便担当“国民之母”的重任。最早金一在《女界钟》里说：“国于天地，必有与立。与立者，国民之谓也；而女子者，国民之母也。”可见，作为“国民之母”，在晚清亦被视为是一种天职所在。1907年2月，亚东破佛（彭俞）在《小说林》发表了小说《闺中剑》，小说共六章，几乎没什么情节，内容大多是作者关于教育、道德与女性作者所发的议论。作者在“弁言”这样说道：“是书宗旨在强种，强种之道在兴学，兴学又贵于普及，以成大同之化，故托名普如堂。欲求振兴，必先务本，是书所为专重德育，而注意于家庭之间，故托为课子。”（《闺中剑》原名《普如堂课子记》）在国族救亡叙事里，作者以“强种”为最迫切之事，按其逻辑下来，“强种”最终要落到家庭教育上来，于是作者又议论道：“家庭教育，非男子所及任，以其无时不当注意，殊形琐屑，且极委曲也，故是书又侧重女学。”这样一来，兴女学，最终的目标便是“强种”，兴女学在某种意义上不是为了女性自身，而是为了去“新”国民。
在1897年发表的《论女学》中，梁启超提出“推极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不学始。”在文中，他严厉批判“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妇道”伦理：“人有恒言日，妇人无才即是德，此Z言也。世之瞀儒执此言也，务欲令天下女子，不识一字，不读一书，然后为贤淑之正宗，此实祸天下之道也。”出于救国保种，针对时人“欲强国必由学校”的一般观念，梁启超认为“欲强国必由女学”，可见梁氏对女学之重视，只是他的逻辑还是孟子的“人有恒言，皆日：‘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因此，梁启超对女学的提倡，依旧脱不了女性不过是国族强种之“良药”的窠臼，同样将女性的价值定位在“母亲”的角色，在国族危机的时刻，为男性生育健康之子嗣、培养启智之儿女，则是女性在国族话语体系具有的合法性。在小说《黄绣球》中，黄绣球为了论证女性拥有与男性平等的权利，她这样说道：“男人当中的英雄豪杰，任他是做皇帝，也是女人生下来的。所以女人应该比男人格外看重，怎反受男人的压制？”显然，这种相比男性而言的重要性，却是建立在女性独有的生育功能上，而并非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上，在这点上，女性自身也是不自觉的――这种叙事虽然是出于男性作者的想象，然而或许亦道出了晚清女性的一个面向。 从以上论述中可见，晚清小说中关于女性的塑造，并不打破“男主外女主内”的角色定位，这在女性解放的社会思潮中往往造成女性身份认同的混乱，与此同时，小说体现出对女性道德的要求，是一种被改良过的“贤妻良母”式的规范，这种道德规范虽具有一定的现代性，但其意义仍旧被锁定在生育与养育的功能上。从现象倒推，我们便可以发现晚清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在女性解放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历史的“延迟性”逻辑：以男性为主体的小说作者在书写女性时，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将这种书写置于民族国家巨型话语体系之下，人们对女性的期望是生产合格的国民，“强种”的期望所带来的必然是“贤妻良母”的道德要求，而这种要求往往导致女性的社会角色依旧不能得到变革，在晚清现代性历史的进程中，于是造成了女性普遍的身份焦虑――她们并不知道自己那只迈出家门的脚是该继续还是要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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