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到儒家，多数人都会觉得儒家是我们中国特有的文化的主流，并且在五四激进派看来，是中国问题的根源。这也是为什么五四的时候要打倒孔家店，把中国的坏文化的根割断，我们才能拥抱西方的民主和科学的原因;而另外一种常见的说法，认为中国传统政治是阳儒阴法，表面看起来主流是儒家，但骨子里面是法家。我不同意这样的说法，我觉得中国传统的政治是儒法互补。因为儒和法有各自的局限，中国传统政治的成功恰恰在于儒和法的互补，包括道家、佛教的一些文化上、社会上的支撑，这是中国传统的特点。
回到儒家是中国特有的主流文化的说法，这是对儒家的一个原始想法的背叛。因为孔子、孟子从来没有觉得儒家这一套东西，是只为自己国家设计的，为鲁国或邹国设计的。他们是为所有华夏人设计的。华夏最开始指的是文明人，所有的文明人都叫“华夏”。所以他们觉得这套东西华夏人都要去遵守。《论语》里面还说，孔子想要去夷狄的地方住，并且说：“君子之居，何陋之有？”就是说君子过去以后，哪怕就是蛮夷、不文明、不开化的人听了君子的这套说法以后，也会接受。这才是儒家的“原教旨”，即自认为是一套普世价值，只要是人都可以接受，不用限定文化、种族，大家都能接受的一套东西。我是在这个意义上讲儒家。
在普世的意义上，现在流行的另一套说法是中国哲学是处理心性道德修养的。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读读《韩非子》，《韩非子》里没有任何正面处理心性道德修养的问题。在我看来，儒家其实也是政治哲学在先的，心性问题是处理政治问题的副产品。与此相对，比如，海外新儒学代表人物刘述先说，儒家分三类：一类是精神性的，就是他们自己那套心性儒学;第二类是庸俗的，就是民间信仰，是“封建迷信”;第三类是“政治化”的，在他看来，儒家在政治层面不过是给封建专制做帮凶的。海外新儒家的这种态度，表面看好像是保守的，但实际上对以儒家为基础之一的传统政治是否定的。所以他们一般讲儒家讲传统的时候，只愿意从心性的角度去讲，从精神层面的角度去讲。
为什么连所谓的文化保守主义者都如此排斥传统的政治层面？这跟对传统的判断有关系，认为传统政治一片黑暗，一无是处，标志性的说法就是“两千年的封建专制”。那么，什么是封建制度？中国历史上有文本记载的是“封建亲戚，以藩屏周”，是西周的开国者天才地创立起了这么一套军事殖民制度。商帝国是个大帝国，而周帝国是在商国附近的一个小国。所以当时即使周国在牧野之战中意外地打败了商，也只能控制周国原来的地方和商国首都附近的一小块地方，而大多数以前服于商帝国管理的势力对周采取的是一种敌视的态度。所以周国是处于一种群敌环视的状态的。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周的先祖武王和周公想出了一套天才的制度，就是封建制度。“封建亲戚，以藩屏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自己的亲戚派去当时周国控制不了的地方封土建国。大家看国这个字是方框围着，其实建国就是建一座有城墙的城，把自己保护起来，同时慢慢去殖民周围的土地和人口。
怎么去发展、殖民、扩土周王是不管的，由诸侯自己去做。这是封建制度的精髓之一。封建制度实际上是一套军事殖民制度，为了让这套军事殖民制度在那个时代能够成功，必须允许诸侯有极大的自治权。当然周王建立诸侯国的时候是有战略考虑的，一般都是在战略要地，成群地建，建两三个，互相之间能够援助，以防外来势力的威胁。
所以，封建制度是鼓励自治的，不是专制的。只有在诸侯任免、继承上发生问题时，或者比如诸侯要去支持周王打仗，或周王领导一些诸侯去救或者惩戒另外一个诸侯的时候，这个时候诸侯有义务去帮忙，周王就有干涉诸侯国事务的合法权利。除此之外，周王没什么权利去干涉诸侯国内部事务。
一个诸侯国开始就是一座城。诸侯国做大了以后，就原样照抄，按照周国的办法继续去干，把自己的亲戚、朋友分封到下一级的统治单位里面去，所以就有了大夫。大夫做大了以后，就让自己的家臣再管理一个城。春秋时代的鲁国有三个最有实力的大夫家族，即所谓三桓。这三桓每个家族都有不止一个城。所以封建制度其实是一级一级分封代理的一套制度，像一个金字塔一样。周王在最顶层，他有自己直接管理的一小片土地，而对整个周帝国的管理是通过这些诸侯。往下再分到大夫，大夫分到家臣。所以周帝国看来是个大国，实际上是分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共同体。
大家理解了封建制度的本质以后，就会知道封建制度不能搞专制，而是要鼓励下边的人去发展。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封建制度和专制扯不到一块去。后来秦帝国建立以后，采用的是郡县制。秦始皇有合法的权利任命郡县各级官员，这才是真正中央集权的、带有专制色彩的制度。所以如果非要说中国专制的话，秦以后的郡县制是有很强的专制成分的。但是郡县制恰恰是封建制垮台以后出来的替代品，所以无论是从名词含义还是从历史发展来看，“封建专制”都是自相矛盾的说法。
回到周秦之变，也就是先秦诸子面对的那个大变局。以前的封建制度崩溃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要重新建立一套制度，以适应新的政治、社会形态。也就是说，先秦诸子首先关注的是政治问题，不是个人层面上的心性道德修养问题。谈到政治问题，我认为有三个根本问题：第一个是政治实体的内在凝聚，就是任何的政治实体都要想一个办法去凝聚起来，包括每个机构（大学、单位、公司），都要有认同，通过一种认同有了内在的凝聚感，而不是一盘散沙;第二，一个大的政治实体，要有一套政治秩序，得有一帮人在管。那么这帮人凭什么是管理者呢？像陈胜、吴广起义时说的那句话：“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或者用现在的话叫作政权合法性。统治者的政权合法性何在，凭什么去选拔这些人，选拔的标准是什么？第三个问题是，这些政治势力之间发生冲突了怎么办，有没有一个原则在？我想这是政治里最根本的三个问题。
这三个问题在西周封建时代解决得很好，而且这个解决听来很简单，就是《左传》里说的话：“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是一个大臣的话，应该代表了当时对封建制的一种共同见解，就是国家大事就两件，祭祀和打仗。我刚才说的是三个问题，《左传》里说的更加简单了，就这两件事情。但如果大家想想的话，祭祀和打仗恰恰能回答我刚才说的三个问题。第一个是内在凝聚。周国看起来大，实际上是把一个大国分成一层一层的小的统治群体，周王管理诸侯，诸侯管理大夫，一级一级下来。周王与诸侯定期会盟，然后祭祀祖先，又或是打猎、吃饭、喝酒，然后祭拜。所以就是大家定期聚在一起联络感情。这是祭祀要达到的一个功能―内在凝聚。 另外一个功能就是要强化统治秩序，强化政权合法性。诸侯会问凭什么你能做周王，我不能做周王呢？祭祀要祭祀先祖，周王带着这些诸侯祭祀周国的开国者，而这个开国者是周王的祖先。而诸侯之所以能当诸侯是因为他们的祖先是周王的祖先给分出去的。所以祭祀相当于现任的周王对这些诸侯说，我之所以是周王，是周的开国者一路嫡传下来的，你们之所以服从我是因为你们的合法性来自于我的合法性，来自于我祖先给你们的合法性。类似地，诸侯和他们的大夫的祭祀也是要强调这样一种封建等级的合法性，强化等级秩序。诸侯国之间要是有纷争怎么办呢？周王是最后的调解者，这也是祭祀背后整个的礼法秩序所规定下来的，所以诸侯国之间是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的，因为有一个诸侯国之上的仲裁者，一个拥有合法权利并且也有权力的仲裁者。所以“戎”不是针对周帝国内部的，是针对外界的不服从周帝国统治的蛮夷。跟他们只有用打，没道理或者说没周礼可讲。
但是，周帝国垮掉以后这些办法实行不下去了。这是因为整个周帝国是建立在一个像金字塔一样的封建统治秩序之上的，周王在这个金字塔的最上面。西周灭亡的重要标志就在于周王失去了权力，西周最后的周王被杀掉后，国都迁到了东边，东周就开始了。孟子说过，得天子做诸侯，得诸侯做大夫。周王的合法性没有了，整个统治秩序也跟着垮掉了。在这种旧秩序的崩溃中，诸侯不尊重周王，大夫不尊重诸侯，家臣也天天想着去反叛大夫，这就进入了一种丛林政治的社会，每个人都为了自己的利益不顾一切想去消灭对方。当时每个人都遇到了哈姆雷特式的问题：存在或者死亡，就这两条路可选。要么消灭别人，要么被别人消灭。当然平民是没有直接参与进来，因为平民没有任何实力。在这种贵族的混战中，剩下了七个最不择手段的贵族集团，即所谓战国七雄。这七雄的每一个国家控制的土地可能都不小于周帝国的土地（因为周帝国统治的土地内经常是夷夏交错，而这些蛮夷的土地在战国是多被“华夏”吞并，所以看似是周帝国一部分的战国时代各大国，控制的土地面积可能并不比周帝国小），人口也不少于周国的人口（人口自然增长），但问题是周那么一个大帝国的统治是靠分封，而贵族的这一套体系已经彻底瓦解了。所以战国出现了一个新的国家形态，中央政府还在，王还在，但是下面的“代理”都没有了，整个政治组织被毁掉了。在这种国家形态下，每个国家的大小和周帝国比都在一个量级上，有着千千万万的陌生人，但他们之间没有封建宗族纽带。大家看《孟子》里齐宣王、梁惠王经常问孟子，我为什么要管我人民的事情呢？我不认识他们，我为什么要管他们的事情？内部凝聚的问题又被重新提了出来，而除非恢复封建的体系，这个问题就要找到新的回答。
另外一个问题是统治阶级的产生和合法性的问题。以前封建贵族统治的合法性来自周王本身的合法性。周王没有了，诸侯的合法性也就没有了。并且，战国的王也无法诉诸祖先的合法性。齐宣王就不能说，“我是齐宣王，因为我的爷爷的爷爷是齐王”，因为他的先祖不是齐王，是齐王手底下的大夫，篡位当了齐王。那么，别人就会说，如果你的爷爷的爷爷可以篡位当齐王，我为什么不能篡位？所以这个时候“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样的问题才被提出来。以前封建社会王侯将相确实是“有种”的，即有贵族血缘。到了战国时代，统治者无法再诉诸血缘上的合法性，所以这个政权合法性也被提了出来。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以前齐国、鲁国之间有问题的话，周天子出来做调解。现在周天子不在了，让谁来调解呢？因此，当时那些国家都是主权国家，虽然他们没有用这个两千年以后在欧洲才出现的术语。也就是说，这些国家的主权都不能被国家之上的什么政治实体合法地侵犯，周王不能再做最终的仲裁。那么，国与国的关系，靠什么来仲裁呢？
我想，先秦儒家其实是在试图回答这三个问题。儒家怎么去回答这样的问题呢？我们常听到的说法是儒家是保守的，孔子无非是想要恢复周代的礼乐制度。但是，按我的理解，儒家其实是打着保守的旗号干着革命的事业。他们表面上好像用了很多周代封建的术语，但其实把这些术语的意思都变掉了，所以儒家实际上是要重建一套制度。但是，以前那套东西不适用了，现在要根据什么原则去重建？所以孔子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仁”，即“仁”作为重建一套礼乐制度的基础。比如，他和弟子宰我有一个关于三年之丧的讨论。三年之丧应该是周礼的规定，是指贵族在父亲死了以后要守三年丧，三年内不能做官，不能吃好的喝好的。宰我说，现在已经礼崩乐坏了，只有那些守规矩的贵族才会守三年丧，而那些坏的贵族不会守。所以管理这个世界的好人越来越少，坏人越来越多，这样国家会更加乱下去的。这个三年之丧不能废掉，但可以改成一年。所以宰我实际上是一个改良派，他希望保有周代的一套制度，但是发现这套制度的一些规定对于维护现有制度的整体不利，就要去改掉。但是孔子却说，如果你不守三年丧，你父母去世以后，你吃好的喝好的，你心里安不安？宰我说，安。宰我走后孔子就说他不仁。这里孔子提出来的仁，指的是人对父母乃至他人要有基本的关爱，这就是仁，而这种关爱的情感应该成为重建礼教的基础。这好像是在恢复周代的东西，实际上孔子是要给出一套封建制度新的道理，新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孔子要建立一套新的制度。
孔子讲的更多的是仁，但孟子在仁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恻隐之心的说法。他说，你要管理一个国家，要实行“不忍人之政”，用现代话讲就是建立在同情心上的政治。为什么要提这个说法呢？这恰恰要回应齐宣王和梁惠王的问话：我为什么要关心我的人民？孟子的回答是你当王的原因（合法性）来自于你的不忍人之心，即最不忍心看别人受苦，也就是你的人民受苦你是受不了的，要去帮助他们。你要去保民而王，保护你的人民、关爱你的人民，这样才能配得上王的称号。那么，怎么能知道人会有这样的同情心呢？他就给出了一个很有名的例子证明人都有这个心。他说，想象一下，如果你突然看到一个小孩子马上要掉进井里去了，你心里会不会怵惕恻隐？这是四个独立的单字，但是它们的意思比较接近，就是说人心里的那种难受与紧张。这个例子设计得很巧妙。第一，他举了小孩子的例子，小孩给我们的印象都是天真无辜的。要是换个成人，并且比如是昨天刚批评过你的一个处长，你可能就从恻隐之心到幸灾乐祸了;第二是乍见，因为如果你仔细看看，发现他是那个处长的孩子，可能又会幸灾乐祸起来。在这么巧妙的设计下，恐怕每个人都会承认，他的心里会难受一下。 如果我们把每个人都有的恻隐之心，也就是孔子说的仁的发端，好好地“养一养”，养到足够大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关心爱护陌生人，甚至动物乃至世间万物。孔子讲仁和孟子讲的恻隐之心，最终目的是要为战国时代新出现的广土众民的陌生人的大国提供一个内在凝聚力的办法。以前在西周封建制度里大家都是熟人，而现在都是陌生人。孟子讲的恻隐之心，指向的是陌生人。一个人拥有最大的“恻隐之心”，才有资格当王。但是，孟子上面所说的人皆有之的恻隐之心只是一个小小的萌芽，它如果要承担社会凝聚的任务，就要被培养。怎么培养呢？儒家发现了一个最好的场所，就是家庭。因为家庭是每个人都有的，是给人提供关爱养育的场所。同时家庭又是每个人学会去关爱人的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场所。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小孩子三岁以后很懂事的重要标志是知道谦让，如果家里有一块糖，家长就会教育孩子要让给弟弟妹妹吃。如果家里有长辈，饭桌上吃饭要长辈先吃。儒家非常重视家庭，其实恰恰是讲要学会关爱他人，从爱家人开始慢慢往外推到爱邻里、爱陌生人、爱本国人、爱外国人。最终的理想是达到“民胞物与”的状态，这是宋代张载说的话，就是把所有的人民都当作我自己的亲戚，把所有的东西都当作我的朋友。所以儒家强调家庭，不是说让你为了家庭不顾一切，是让你通过家庭培养对他人的关爱。
五四以来，一些反传统的人士，都把“家”当作是一个父权专制压抑的地方。他们认为，儒家通过子对父的孝强调臣对君的忠，是专制的帮凶。这对照我上面讲的儒家对家庭的重视是解释不通的。并且，儒家讲“父慈子孝”，其中包含着父亲要尽父亲的义务。汉代大儒董仲舒著名的《春秋决狱》中，有这样一个案例，有个父亲在儿子生出来以后就将其抛弃了。后来儿子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打了这个突然冒出来声称是自己父亲的人。这个父亲很生气，告了官，要按儿子打父亲来严惩这个儿子。董仲舒就说这个人不能算父亲，而养父才应该被当作父亲对待。所以儒家讲的父慈子孝是双向的。确实儒家是强调孝道，就是子对父的敬爱。但是，儒家之所以要强调孝道，是因为儒家希望通过父子之间的关爱来跳出自我，培养对他人的关爱。而父子之间的这种关爱，大家应该都深有体会，就是大人对自己孩子的关爱是天生的，不需要培养，而对老人的关心是需要努力才能做到的。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给自己的小孩子打扫各种各样的脏东西一点都不觉得厌恶，但是同样对待老人，哪怕是再孝顺的孩子都会有天然的排斥感。其实想想很简单，从生物进化上来讲，关心下一代是生物使然，关心上一代恰恰是生物进化里不会给我们提供的东西。下一代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才能关爱上一代。因此儒家才要强调孝道，这并不是给专制做帮凶，而是希望人能够关心他人，这是儒家强调孝的意图。通过这样一种培养，我们就可以对他人产生一种关心，这样陌生人的社会才可以凝聚起来。
但是，有人批评儒家说，如果这样培养的仁爱达到民胞物与的状态，也就没有本国人、外国人的区分了，所以近代以来梁启超等人就说中国之所以被人打败了，是因为中国人受儒家的影响，只知道家和天下，但是不知道国，不区分本国人和外国人。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因为儒家讲的理想虽然是对谁都爱，但同时儒家还有一个根本的思想就是爱有等级差别。儒家讲的是从关爱自己家人开始，然后再关爱其他人。《论语》里讲本立而道生，对家人的关爱是根本，这个树根长好了以后，对他人关爱的树枝才会长出来。如果树枝长得比树根还要粗的话，这棵树是站不住的。所以这是儒家很关键的一点，爱要有差等。
儒家其实不是不讲爱国，只是儒家的爱国是比较弱的一种爱，爱本国要超过爱外国人，但是不能为了本国人的利益不顾一切。儒家这种讲法，可能比我们现在很流行的民族国家的讲法要好得多。从欧洲发展出来的最主流的陌生人的大国的凝聚方式是民族国家，因为我们是同一个民族的，所以我们是同一个国家，这是欧洲提出的解决办法。这个解决办法和儒家的解决办法比较起来的话，好处在于内部凝聚力会很强，因为“我们同属一个种族”，是比较好想象和理解的事情。坏处在于排他，尤其是种族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民族国家在欧洲发展起来以后，为了国家利益可以不顾一切，所以它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对内王道，对外霸道。
而儒家的恻隐之心、差等之爱，一方面强调爱国，一方面又说爱国不是绝对的，它不会不讲理地爱国，而要讲仁义。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两个国家都被大水淹掉了，那么从儒家来看我们当然应该先救本国人，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同时儒家又会讲不能因为洪水把自己的国家淹了，就开渠把洪水引导到另外一个国家去，把别人淹死。以邻为壑，这是儒家不能接受的。但是对某些民族国家，这完全没有问题。儒家讲的爱国不是一种排他性的爱国。
另外一个儒家发展内在凝聚力的办法就是夷夏之辨―蛮夷和华夏的区别。华夏指的是文明人，但蛮夷也可以变成文明人，反过来文明人不好好做人的话也可以变成蛮夷。所以儒家另外一个认同的办法是通过这种广义的文明认同，而文明的认同具有开放性。为什么中国历史上被征服那么多次，华夏作为一个文明的连续体还能存在下来，就是因为所有被征服的民族来了以后想待下来的话，必须接受华夏的一套治理的安排。
根据儒家的说法，内在凝聚可以通过差等之爱来认可较弱一点的爱国主义，而在国家之上还有一套架构。《春秋・公羊传》里面说，“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如果有很多的文明国家，本国利益优先，内其国而外诸夏。但是不同国家之间，所有的文明国家要联合起来，内诸夏而外夷狄。这个是儒家的一套天下体系的观念。只是后来不同的文明国家都被秦国统一到一块儿了，只有天下没有国家，因为国已经被消灭掉了，整个文明世界都被统一起来了。
一般地讲，儒家的国家凝聚方式，较现在流行的两套方式，民族国家也好，世界主义也好，其实都更有一种优越性。它比民族国家更包容，但是又没有试图彻底超越国家、搞兼爱的世界主义那么过度理想。这种体系对中国内部的民族关系、外部的国际形象都会有一个正面的修正作用。国家凝聚和国际关系，儒家都是以仁义和恻隐之心来对待的。我觉得这种做法有利于在世界和平的基础上，鼓励国家之间的竞争。 最后一个问题，国家内部统治的合法性。对此，儒家很早就提出了主权在民的观点。一个政权的合法性最终来自于为人民提供基本服务。如果一个国家不能为人民提供基本服务的话，这样一个国家、政府就丧失了合法性。所以政权有没有合法性最终来自于人民。即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下的领袖，即天子是老天任命的，但天不言，老天是通过人民的眼睛和耳朵去看去听的。如果做不好天子，统治者是要被问责的。孟子和齐宣王有段对话，如果你出门远行将家人托付给朋友，回来以后发现家人挨冻受饿，你会对朋友怎么办？齐宣王想也不想就说断交。再举一个类似的例子，孟子说，如果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对王要怎么办？答案很明显要把王废掉。齐宣王不想把自己废掉，《孟子》里面少有的一段让人能笑起来的话说：“王顾左右而言他。”过了一段时间，齐宣王又来对孟子说，你们儒家都是忠君爱国的人，为什么会支持汤武革命，而汤武是把自己的王都给推翻甚至杀掉的？《论语》里孔子说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句话经常被当作儒家支持专制的话。但是，这句话的意思是，君干君该干的事，臣才要做臣。君若不做君该做的事情，臣可以不臣。这话是两边说的。孟子就把这句话隐含的意思直接说了出来，即儒家反对弑君，但商纣王空有君的名号，没做君该做的事情，是一夫，而儒家不反对杀独夫民贼。
由这些说法，现在有人说儒家其实一直都是民主派，很早就有民主的想法。但我认为这也是为儒家辩护太过的说法，违反孟子的原意。林肯讲过，民主有三个要素，民有、民享、民治。前两个孟子都会接受，国家是人民所有的，国家需要为满足人民的愿望去服务。但是孟子不会接受民治。这是因为虽然孟子一方面讲人皆可以为尧舜，但是真正成为尧舜的在现实里永远是少数。我们要把现实里面同情之心、恻隐之心发挥得足够强的人选出来，让他们作为政治领袖。我们也可以说，孟子在“恢复”封建时代的金字塔式的统治秩序，但这时候各级官员不是靠血缘而是靠儒家最关注的恻隐之心来选拔，当然还包括实践这种恻隐之心的智慧，据此去任命各级统治者，重建一套统治的金字塔。这是儒家讲的一套统治秩序。
最后再说一说，为什么儒家的这种政治制度是一套好的政治制度呢？整个西方的自由民主体系，其中的宪政、法治、人权等观念，我认为是其精华，并且是儒家可以接受的，也应该接受。这个体系里最有问题的恰恰是一人一票。但很不幸的是，西方以及中国的某些政治人士，在推进自由民主的时候最爱推的是一人一票。我认为这是自由民主体系里最有问题的制度。一人一票所带着的观念是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跟这个观念相关的就是世界上没有救世主，没有精英。所以民主国家经常有很强的反精英、反政府的特征，政府收到来自人民的很大的敌意，这样政治会落入一种不良的恶性循环，这是一种理念上的问题;实践上来讲，一人一票只有投票人才对政治有决定权，但是现在很不幸的是，国家的政策不但跟这些投票人相关，也跟很多没有投票权的人相关，比如还没出生或者还没有投票权的本国人以及外国人。比如财政赤字，这是花将来人的钱来满足现在人的生活，但是将来的人没有投票权，所以民主国家里面财政赤字很难解决。再比如美国的国债，欠的是外国人的钱。他们可以通过印钞来让外国人持有的国债不值钱，变相地抵赖国债，但是外国人没有投票权来制止。现在国家之间联系这么紧密，一国政治和他国政治和将来人的政治有很大关系，但是他国人和将来人没有投票权，这是民主的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是，在这些投票人中间，强势压制弱势。所以很不幸，后民主国家发生的第一件事常常是种族清洗，就是强势要把弱势清洗光。当然，在完善的宪政民主国家里面，这种事情不会发生。但是，虽然有宪政保护，强势对弱势依然有很大的压制作用。最后，哪怕是有说话声音的这些强势选民，民主的一个假设是如果每个人都按自己的利益投票，综合起来就是国家利益，个人利益被平衡掉。因此，整个民主的运作是建立在我至少对我自己个人利益有一个理性判断的基础上的。但是事实证明，人民经常被欺骗，看不清楚自己的利益。为什么人民这么容易被欺骗呢？现代国家有两个最根本的标志。第一是都是大国，国家太大了，人民分不清楚什么东西对他们有好处，国家事务变得极度复杂，让人没法了解。第二，现代绝大多数国家是全民劳动的国家，人民也因而没有时间去想这些问题。所以这种局限是根深蒂固的、改变不了的。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儒家既讲民意的重要，又讲精英的政治决策的角色，因此，他们的理想政体，可以是一套混合政体：既有民意的成分，又有精英干预的成分。这也许是解决民主问题的一个理想出路，一方面没有由于民意的局限而彻底回到精英政治里面去，但另一方面又想办法制约一人一票所带来的民粹政治，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了中庸之道。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欧洲民主的发展是对以前贵族滥权的修正，而现在是对无知、缺德的民意滥权的修正。
最后说一点，我今天讲的这些内容没有所谓中国特色，不是只有中国人才能用得着，这些理论全世界都可以用。这才是儒家的理想，为全天下提出一套普世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