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琳山农校在台州一带很有些名气。它之所以出名，并非因为有什么漂亮的大楼，―它只是在临海西乡一座小山上搭建了几座房子作为教室;也没有多少名师授业，―虽然翻译家毕修勺、许天虹，散文家陆蠡，教育家陆翰文等人都来上过课，但平时传道授业的，还是一般的教师;这所学校之所以出名，是由于一种全新的教育模式：一边学习，一边劳动，走一条体脑结合的学习之路。
琳山农校的创办者，也不是什么财主或乡绅，而是一位本地普通人家出身的留洋生物学家朱洗。
朱洗家中仅有十来亩田地和一爿小药店，这样的家庭虽说没有衣食之忧，但要培养子弟读中学已属不易，上大学或留洋，则根本不可能。朱洗之所以能够留洋，是因为机缘巧合。时值五四运动影响全国，朱洗因响应运动，参加罢课而被台州六中开除，正在苦闷彷徨之时，忽然从报纸上看到李石曾等人发起赴法勤工俭学的消息，于是他就报名参加，这才有了出洋的机会。
为了积攒赴法旅费，他在商务印书馆当了一年的排字工人。到了法国之后，他又花了五年时间打工，才积起上大学的学费。上了一年学，钱袋已空，他本要休学再去打工，导师巴德荣教授知道后，为他谋得一个生物实验研究助理的职务，使他得以一面工作一面继续学习，终于获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
朱洗是一位勤奋的作者。除了专业学术著作之外，还写了许多科普读物。他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就出过一套八本《现代生物学丛书》，计有：《蛋生人与人生蛋》、《我们的祖先》、《重男轻女》、《雌雄之变》、《知识的来源》、《维他命与人类之健康》、《霍尔蒙与人类之生存》。当时的版税比现在要高，叶圣陶以半本书（此书系与别人合写）的版税，就在苏州盖了一幢房子，此房至今还为《苏州杂志》所用;但比起别的行业来，稿费和版税毕竟有限。我看到一篇回忆文章中说，有一次朱洗和他的老朋友京剧名旦程砚秋一起到饭馆吃饭，两人争着要付钱，朱洗说，我有稿费，应该由我来付，程砚秋笑着说，你这点稿费算得了什么，我的包银比你多得多，还是应该由我来付。朱洗只好承认这是事实，无可奈何地笑着作罢。但是，就是这点为数不多的稿费和版税，他却派上了大用场，从初级小学办到高级小学，并在附近的琳山上办起了初级农业职业学校和附属中学，形成一个教育系列。
琳山本是店前、西洋庄、下洋庄、前塘四个村子里朱氏共有的族山，在朱洗的推动下，族人同意划归学校所有。朱洗就将山上的庙宇改为校舍，并且建造了南北两座楼房，作为教室和宿舍。
尽管有了校舍，但琳山农校的开办，还是很艰难曲折。学校原在一九三八年秋季开始招生，但浙江省教育厅不予立案，下面就不能续招。这一届读了三年半，只好停办。直到一九四四年秋天得到批准立案，这才于一九四五年春天开始正式招生。而农校附设的初中部，也是几经曲折：拟用中法大学附中的名义招生，没有批准;又用建成中学分部的名义招生，未能持续;直到一九四八年秋天才得到省教育厅批准立案，正式招生。可见在中国，要为国为民做点好事，实在不易。但朱洗却有一股不屈不挠的精神，他认定了要走的路，决不回头，无论怎样艰难险阻，都要走下去。
朱洗办学，有明确的目的：“就是要为劳苦大众子女创造读书求学的条件和机会”，“我们的学生不是少爷小姐，读书不是为升官发财，首先要懂得做人的道理，要为建设人类家庭服务”。琳山农校的特点，则是半工半读、体脑结合。这与朱洗本人的学习经历有关。朱洗是从勤工俭学中奋斗出来的，他深知这条道路的艰辛，同时也体会到它所能给予学子的锻炼。农校的办校方针，从朱洗所写的《琳山学校校歌》中，大体可以看出：“我来琳山，且工且读。心手并劳，革除陋习。我爱琳山，山青水绿。风景佳胜，天然书屋。愿我同仁，克俭克勤。愿我同学，相爱相亲。琳山我校，如日之升。努力建设，人类家庭。”朱洗还亲自设计了以“心”、“手”、“工”三字组成的校徽，意谓“心手同工”，挂在校门正中。正是这种“且工且读，心手并劳”的办学路子，吸引了临海以及附近的仙居、天台、三门、宁海各县许多贫穷学子蜂拥而至。到一九四七年，琳山系列学校已有十八个班级，五百多名学生，其中农校已有六个班级，一百五十余名学生。经过多年的努力，他们把一座坟茔层叠、荆棘丛生的荒山野岭改造成一个综合性的果园、农场，并建立了教室、宿舍、图书馆和标本室，成为风景佳胜的天然书屋。那时，琳山学校与临海的另一所名校回浦中学各办出了自己的特色，人称“回浦重数学，琳山重劳作”，即此之谓也。
朱洗的专业研究方向是受精卵的成熟和单性生殖问题，这需要花费他全部的时间和精力。他曾经说过：“搞科学工作需要人的全部生命，八小时工作制是行不通的。”所以，周末舞会、音乐会之类，他从不参加，因为舍不得为此而花费时间，但为什么却又肯花那么多时间去写科普读物和兴办学校呢？这与他的思想信仰有关。
二十世纪初期的法国，是政治思想非常活跃的地方，留法学生无不受到影响。影响最大的是两种思想：一种是共产主义思想，接受这种思想影响的，有周恩来、陈毅、邓小平等人，回国后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骨干力量;另一种是无政府主义思想，接受这种思想影响的，有毕修勺、朱洗、巴金等人，他们回国后主要从事自己的专业工作：科学研究、文学创作和各类作品的翻译，同时也通过各种途径来宣传和践行无政府主义思想。文化教育就是他们从事启蒙工作的重要手段。吴稚晖有一篇题为《无政府主义以教育为革命说》的文章，宣扬的就是这个主张。 正因为他们将文化教育作为推行主义的革命工作来做，所以他们不惜为此付出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朱洗参加吴朗西、巴金创办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一度还曾担任董事长，他自己又在故乡临海店前创办包括琳山农校在内的系列学校，都应看作践行无政府主义的革命活动。其实，《琳山学校校歌》中所说的“愿我同学，相亲相爱”，“努力建设，人类家庭”，办学目的中所说“要为建设人类家庭服务”，也就体现了无政府主义思想。
无政府主义思想在我国的传播，比共产主义思想还要早些。一九○六年，李石曾、吴稚晖、褚民谊等人就在法国巴黎创办了《新世纪》周报;一九○七年，刘师培、何震夫妇又在日本东京创办了《天义报》，都是以提倡无政府主义为己任的。马克思主义，只是作为欧洲的一个社会主义流派，在这些报刊上顺便提及。而赴法勤工俭学的活动，本身就是无政府主义者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发起的，参与其事的蔡元培，也具有无政府主义思想。所以，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中，有很多人接受了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也是必然之事。
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最大的差别，是后者强调阶级斗争，要求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而前者则强调互助、和谐，反对强权统治。体现无政府主义理论的代表性著作，是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
《互助论》是一部阐述性的著作，也是一部论辩性的著作。它的论辩对象，主要是达尔文的进化论。达尔文在《物种源起》里将动物世界的进化原则归结为生存竞争，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更将这一原则推演到人类社会，为弱肉强食的社会现象提供理论根据。而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则将动物世界的进化原则归结为互助合作，认为在动物界中绝大多数的种是过群居生活的，它们的联合就是他们在生存竞争中的最好武器，它们的斗争一般是存在于种与种之间，而在种的内部，则是互相帮助，这样才能生存下来。克氏同样以互助的原则来解释人类社会，他将蒙昧社会的氏族、部落和后来的行会、村社，都看作人类互助合作的表现。
达尔文的进化论在中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严复的《天演论》，就是根据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一书的前两篇译述的。但是译者并不忠实于原著，常有针对中国当时的境况而借题发挥之处，所以他自称“达”，而不称“翻译”，是很有自知之明的。《天演论》在晚清时期之所以能产生那样巨大的影响，并不因为它所阐述的理论本身的正确性，而在于它在列强欺凌的亡国灭种的险境中，刺激起了国人的救亡图存的意志。所以“物竞天择”、“生存竞争”、“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就成为社会上的流行语言。鲁迅以进化论作为自己世界观的基础，胡适将自己改名为适，字适之，都是受《天演论》影响的结果。
《互助论》在中国也有很大的影响。早期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培、褚民谊都推崇过《互助论》，后来的无政府主义刊物《自由录》、《进化》、《劳动》、《民钟》等多有评介。片段的翻译和全书的翻译，陆续不断。李石曾就在《东方杂志》上刊载过《互助论》前四章的译文，《北京大学学生周刊》上也登载过《互助论》的部分译文。一九二一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周佛海的《互助论》译本，一九三○年又出版了他的新译本，收在“万有文库”第一辑中，但这两个译本都是根据普及本翻译的，而且略去了附录和一些注脚，因而并不完全;一九三九年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朱洗译本，则是《互助论》的全译本，而且因译者本身是生物学家，有这方面的专门知识，他还为该书增写了一章《中国人的互助》，以补原著缺乏中国资料之憾。
《互助论》原是克鲁泡特金于一八九○年至一八九六年陆续在英国《十九世纪》杂志上发表的专题文章，一九○二年就已汇集成单行本出版，但并不风行。直到一九一四年印制了普及廉价版，这才广泛地引起人们的注意。为什么这本书要到十二年后才风行起来呢？这同样是有一定的社会背景。盖因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列强争夺的局面，使人感到了互助的重要。而巴黎和会的失败，更使中国的知识分子感到“弱肉强食”理论的危险，转而关注互助的学说。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五日，蔡元培在北京天安门举行的庆祝协约国胜利大会上发表了题为《黑暗与光明的消长》的演说，从协约国的胜利中，总结了四点经验教训，第一点说的就是“黑暗的强权论消灭，光明的互助论发展”。他说：“从陆谟克、达尔文等发明生物进化论后，就演出两种主义，一是说生物的进化，全恃互竞，弱的竞不过，就被淘汰了，凡是存的，都是强的。所以世界止有强权，没有公理。一是说生物的进化，全恃互助，无论怎样强，要是孤立了，没有不失败的。但看地底发见的大鸟大兽的骨，它们生存时何尝不强，但久已灭种了。无论怎么弱，要是合群互助，没有不能支持的。但看蜂蚁，也算比较的弱了，现在全世界都有这两种动物。可见生物进化，恃互助，不恃强权。此次大战，德国是强权论代表。协商国，互助协商，抵抗德国，是互助论的代表。德国失败了。协商国胜利了。此后人人都信仰互助论，排斥强权论了。”此外，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也都有肯定互助论的言论。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朱洗翻译《互助论》的时代意义。
朱洗在翻译《互助论》的基础上，又着手撰写自己的科学著作《生物的进化》。这本书原是世界书局准备出版世界百科全书的约稿。但当朱洗在一九四二年将书稿写成时，却因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孤岛陷落，书局的出版计划搁浅，朱洗的书稿也只好束之高阁。这一搁就是十多年，直到一九五六年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化方针的推动下，中国科学出版社前来约稿，朱洗才将此书增补完成，予以出版。
《生物的进化》一书，详细地介绍了中外进化思想的渊源，梳理了生物进化的事实，并分析了各家对于进化原因的论述，是一部科学性很强的著作。当然，在介绍和叙述之中，必然会渗透着作者自己的观点。朱洗是《互助论》的译者，相信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进化观点，难免会在分析中有所流露，特别是在全书的结末部分，有相对集中的表述。他反对达尔文关于弱肉强食的生存竞争理论，认为同种相残是退化灭种的因素。他反对帝国主义的疯狂掠夺，认为现代文明是由和平、互助和创造诸要素所铸造成的，希望大小战争都能绝迹于人世。 对于生物进化有不同见解，原是百家争鸣应有之义。但“双百方针”原是为贯彻一定政治路线的需要而提出的，朱洗的和平互助观点却触犯了阶级斗争的理论。而且，在“双百方针”提出后不久，就来了个“反右斗争”，于是“百家争鸣”就变成了“两家争鸣”，不是无产阶级，便是资产阶级，凡是不合己意的观点，一律都被打成资产阶级思想而受到批判。而在批判斗争中，又培养出一些政治嗅觉非常敏锐的人物，他们用鼻子到处寻找猎物。一九六○年二月，上海有一位中学生物教师，就从朱洗的《生物的进化》中闻出了异味，写文章加以批判。他指责朱洗“以马克思真正的敌人―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来否定马克思主义者所主张的作为历史观的阶级斗争，攻击作为马克思主义者自然观的自然科学基础之一的达尔文学说”。而且，还说他偏爱西方学说，“没有用专章介绍苏联的米丘林学说，在参考资料中没有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著作。”这样，就把朱洗推到无产阶级的敌人那边去了。
其实，这位中学教师的文章中，有些说法早就落后于形势了。比如，提倡米丘林学说，批判西方学派，这是解放初期“一边倒”时的做法，一九五六年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之后，中宣部马上在文科组织了一次美学讨论，在理科组织了一次遗传学会议，作为样板，以示贯彻执行。因为在苏共二十大之后，由斯大林用政治手段所扶植起来的李森科受到了批判，李森科所鼓吹的米丘林学派也失却了独尊的地位，所以在青岛遗传学会议上，摩尔根学派又得到了相应的尊重。大概这时与苏共的论战还刚刚开始，作为一个中学教师，还未充分意识到国际形势的变化，所以仍用老观念来批判别人。
按当时的惯例，凡是社会上有人提出批判，本单位必须有所反应。朱洗任职的生物研究所属于中国科学院，好在主管其事的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干部李佩珊和中科院秘书长杜润生都比较通达，他们认为朱洗是一位认真负责的科学家，不是有意进行恶毒攻击，《生物的进化》是一部有价值的科学著作，错误只是局部的、次要的。于是将这意见向主管自然科学研究工作的聂荣臻元帅请示，而聂荣臻也比较开明，对下属并不苛求，而且肩膀也比较宽厚，能够扛得住压力，他让朱洗写一份检讨书，也就过关了。
其实，朱洗的和平进化观点未必全错，而过分强调阶级斗争的观点也未必完全正确。君不见不断斗争、无限斗争的结果，给社会带来多少伤害？这就是为什么后来要提倡和谐社会的原因。当然，在阶级社会里，既然有阶级利益的对立，就不可能没有斗争，但如果只有斗争，而没有互助合作，恐怕也就不成其为统一的社会。还是当年陈独秀说得好：“《互助》不独为克氏生平杰作，与达尔文之书同为人类不刊之典。达氏书言万物由竞争而进，不适者自处于天然淘汰（Natural Selection）之境。克氏书言人类进步，由于互助，不由于竞争，号为与达氏异趣。鄙意以为人类之进步，竞争与互助，二者不可缺一，犹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其目的仍不外自我之生存与进步，特其间境地有差别，界限有广狭耳。克、达二氏各见真理之一面，合二氏之书，始足说明万物始终进化之理。”（《答李平敬（学习法文）》而巴金在为朱洗翻译的《互助论》一书所写的《前记》里则说：“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应该说是《人类由来》的续编。据说赫胥黎看见克鲁泡特金在《互助论》中所提供的证据，后来便改变了他的见解。”
这一次批判，因为不是上面有意发动，而且还有人保护，所以朱洗还能侥幸过关。但在不断抓阶级斗争的社会里，像朱洗这样正直的科学家，逃得了初一，逃不过十五，他早晚要受到批判。
朱洗逝世于一九六二年，本应可以免于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革”之灾。但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却仍没有放过他，给他扣上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漏网右派”、“无政府主义者”三顶大帽子，在他坟头开现场批判会，并且砸烂碑石，毁掉坟墓。这简直是古代社会里的鞭尸了。
导致这次砸碑毁墓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朱洗冒犯了伟大领袖的尊严。
朱洗是一个自然科学家，并不参加政界的斗争，怎么会触犯到最高领导呢？其实，他只不过是从科学家的良心出发，以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对违反科学规律的决策提出一点意见而已。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农业十七条》征询各地意见;一九五七年十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发布了根据《农业十七条》发展而来的《一九五六年―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这两个文件，都提出了要“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的要求;次年二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又联合发出了《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于是全国开展了“除四害”运动。对于麻雀是否属于害鸟，本来就有些争议，但中央既然已经发布指示，总会有些文人出来表示支持的。在《农业十七条》发布不久，就有一位著名的鸟类学家在《人民日报》上撰文，大谈“麻雀的害处和消灭它的方法”;而当《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发出之后，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又在《北京晚报》上发表诗歌《咒麻雀》，在历数其官气、阔气、暮气、傲气、娇气之后，说：“你真是个混蛋鸟，五气俱全到处跳。犯下罪恶几千年，今天和你总清算。毒打轰掏齐进攻，最后方使烈火烘。连同武器齐烧空，四害俱无天下同。”在造足舆论之后，全国城乡就开展了大规模的消灭麻雀运动，据统计，一九五八年全国共捕杀麻雀十九点六亿只。于是第二年春夏之间，上海等地的树木就发生了大规模的虫害。
但中国的知识分子并不全由帮忙、帮闲文人组成，总还有些脊梁式的人物。出生于台州的朱洗，就很有些台州式的硬气。他在全民围剿麻雀声中，首先提出了保护麻雀的意见。同时，他联合了一些生物学家，向中央上书，列举世界各国在过度扑打鸟雀之后所产生的灾害，要求停止消灭麻雀的行动。
但在中国，要领导人修正自己的错误决定，却很不容易。一九五九年七月十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的一次讲话中，就明显地带有情绪说：有人提“除四害”不行了，放松了，麻雀现在成了大问题，还是要除。但朱洗等科学家仍继续为麻雀鸣冤叫屈，此事得到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的支持，将他们的意见写成《麻雀益害问题向主席的报告》，并附有科学家们所提出的大量历史材料，这才打动了毛泽东，将麻雀从“四害”中除去，换成了臭虫。 这原是挽救生态失衡、避免虫灾的大好事，但是到了“文革”期间，却作为严重罪行被翻了出来。因为在朱洗所提供的材料中，有一条是说当年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一世，因下令灭雀来保护樱桃园，结果反而使樱桃和其他果树的叶子遭到虫咬，影响了树木的生存。这原是提供一条历史的经验，以为教训，但却被批判者指责为拿封建帝王来攻击伟大的领袖，于是罪莫大焉，非鞭尸不足以解恨了。
鞭尸是封建专制社会里的野蛮行动，但也并不经常进行，除非是事涉谋反，或者是对死者有深仇大恨。前者如清朝雍正年间，因受曾静谋反案牵连，已经死了四十多年的吕留良被“剖棺戮尸”;后者如春秋时期楚平王杀了伍子胥一家，伍子胥逃出楚国，得到吴王的信任之后，就带吴兵打回楚国，掘开坟墓，将已死的楚平王拉出来鞭尸。后人对于清初文字狱的谴责，自不必说，即使对于伍子胥的遭遇深表同情，但对他的鞭尸之举，还是颇有非议。但不幸这种野蛮行为，却为号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人所继承。
但这种砸碑毁墓的行动，与其说是对古代野蛮行为的直接继承，倒不如说是来自当时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的启示。君不见中共中央前总书记、在罗汉岭前高唱着《国际歌》英勇就义的瞿秋白，只因为在狱中写了一本袒露心迹的《多余的话》，既没有出卖党的机密，也没有投降变节行为，就被高层领导指为叛徒，并在他们的鼓动下，遭到了砸碑毁墓的打击。这种出自高层旨意的行为，必然会产生广泛的影响。朱洗坟墓的被砸，应该与这个背景有直接的联系。
那么，这些鞭尸者到底是些什么人呢？有些文章说，是“造反派”。其实这并不确切。造反派活跃于“文革”初期，有一段时期整个形势处于无政府状态，他们可以自行其是。但自一九六七年“一月革命”之后，上海已在张春桥的掌控之中。特别是 “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军宣队”）在一九六八年年初、“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工宣队”）在一九六八年八月份相继进驻上层建筑以后，上层建筑各单位的群众组织就再也没有主动权了。而朱洗被砸碑毁墓，是在一九六八年八月十六日，若再笼统地说是“造反派”所为，实在有点说不过去了。在中国的社会上，人们一向善于制造一些历史垃圾桶，将一切罪恶都往里面丢，轻易地归罪于某一个人，或某一种人，其他当事人就可以变得干干净净了。
朱洗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他在胚胎学的研究上，有卓越的成就;在蓖麻蚕饲养和家鱼人工繁殖方面，为农渔业开拓了新路;他还勤奋地写了许多学术著作和科普读物，并用自己的稿费和工资在家乡办了系列学校，这都是利国利民之事。至于他与别的生物学家一起建言，制止了消灭麻雀的有害措施，更是对农林业的一种拯救，为什么领袖的错误决策就不容别人更正呢？
“文革”结束之后，朱洗得到平反，恢复了名誉。不但重新造墓立碑，而且还在他生前所工作的研究所里，竖立铜像，以资纪念。但是，大概是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的缘故吧，许多问题都含糊过去了，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其实，粗略地对待历史，必然要掩盖许多政治责任和历史教训，如果要认真总结经验，还是要细加梳理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