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中国曾经长期处于封建宗法社会，宣扬的是封建伦理，讲究的是“三纲”“五常”，没有公民权利的社会规则。虽进入现代社会，但长期以来我们缺少现代公民社会的规则理念，缺少对他人权利的尊重。
2011年，我和老伴儿在上海机场等候开往市区的大巴。车来了，人群一阵乱抢，把我们老两口儿从排头挤到排尾。好不容易上了车，找到一个空座，却被邻座的女人阻拦：“这里有人了！”我的老伴儿后背佝偻，体弱多病，实在很需要一个座位，右面对邻座女人的恶语横言，一车人一言不发，司机也一直沉默。这让我想起1954年在北京前门外等公交车，人多，线路少，但大家都自觉排队，井然有序，怎么现在反倒不如以前了呢！
有权的人是可以不排队的。有次在某市博物馆参观，正当我兴致勃勃地观看展品时，馆方突然通知，有单位将集体入馆，要大家都退场。我却亲眼看到，来参观的是在市领导陪同下的一位省级领导。
更令我没想到的是一次在中山舰博物馆的遭遇。我是武汉人，回武汉时想去参观凭吊，就同馆方联系，以确认开馆时间。几经周折，在有了馆方确切回复的情况下，我到达该馆，面对的却是“暂停接待”的告示牌。正茫然不知所措时，看到一群人进入展厅，就尾随而入。这时，听见有人高呼“×区长，请这边来，我给您照相！”我走过去向这位“父母官”反映对博物馆的意见，却被该馆保安人员推搡出馆门。我只得自认晦气，怏怏而归。后来我写信给武汉市纪委，不久该馆来信表示歉意。这比上海机场好，后者对我的批评信干脆置之不理。
上述几个“个别”小例，说明不排队、不遵守社会规则，并不只是缘于“前门”不通走“后门”，有了“关系”好办事;不排队的，也不只是普通民众――最该率先垂范守规则排队的领导，被特权从排队规则中剔除了。
当然，不排队、不遵守社会规则现象，有着更为深刻的多方面原因。其中之一，是监管问责制度的缺失。我们这里的大众舞厅，过去开办时都设有吸烟室，场内严禁吸烟。后来相关部门不监管，这个制度就废弛了，场内一片乌烟瘴气。我曾设法将请求在舞厅内禁烟的信送达分管副市长，请求市里按照相关规定和办法，予以纠正。副市长批示下去了，有关部门却回复我：人手不够，管不了。前不久国务院拟出台公共场所禁烟条例，征求各界意见，我们这里的“有关部门”立即在报纸上反应：公共场所禁烟“人手不够，取证难”。
“人手不够，取证难”，所以，公共场所禁烟的规定就付之一纸空文了。怎么会有这种事？
我想到了闾丘露薇在《我要这样的生活》中所说：“如果管理者是被公众授权的，那他们会快速地感受到来自公众的愤怒;而如果他们的权力并非来源于大多数人，那他们的怠慢和随心所欲也就不足为奇。”
闾丘露薇的话，是否有道理，此处不论。但细想一下，现实中我们有多少类似禁烟的规定被付之一纸空文了？比如管不住一张嘴的几百个文件就是典型一例。令人欣慰的是，“八项规定”“六条禁令”终于把那一张嘴给管住了。但曾经的那几百个文件为什么管不住呢？！弄清了这里面的缘故，相信我们其它还被付之一纸空文的规定，亦会如“八项规定”“六条禁令”一般，管住该管的事。如此，这社会的规则也就自然盛行开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