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在很多人眼中我是个理想主义者。如果我理解得不错，说得时髦一点，“理想主义者”，大抵是“喜欢梦想”一类人群之谓也。这里面现在就有了个悖论：我在“梦想”时却是个十足的现实主义者。比如我从来不会梦想有一天这个世界上不再有小偷。在我看来，小偷的职业比警察的职业还要古老，且势必与人类的历史相伴随。我的“梦想”只是――有一天，小偷也有小偷的规矩，小偷也有小偷的底线，古语所谓“盗亦有道”是也。
如今，再想寻这样的“古风义贼”，安可得乎？我有一老家邻居，今隐其名，就称之为“马扁”吧。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计划生育如狼似虎那几年，马扁在乡间卖一种“药”，称吃了他配的“药”的年轻夫妇就可以生男孩。我问马扁：你就不怕人家生了女孩找你？马扁说：我讲明了，这药只有50%的功效。我恍然：这跟生男生女的几率差不多。马扁又说：“我这人忒讲诚信，万一因药物‘无效’生了女孩，钱全部退回。其实说到底，就等于是向生了男孩的人家讨个喜钱，而且也不多，就200块钱，本来就没影的事，要多了，可就太缺德了。还有我那药，其实就是我们家自制的点心，绝对绿色食品，确保无害。拿生男生女蒙人，已经不地道，若再让人吃出个好歹，那可就太缺德了。”听“马扁”左一个“太缺德了”，右一个“太缺德了”，我强忍住我的笑，可马扁说得郑重其事，一点也没有“幽默”的意思。
鲁迅在给曹聚仁的一封信中说过这样一段话：“现在做人，似乎只能随时随手做点有益于人之事，倘其不能，就做些利己而不损人之事，有不能，则做些损人利己之事。只有损人而不利己的事，我是反对的，如强盗之放火是也。”鲁迅在 《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中将破坏分为两种：寇盗式的破坏和奴才式的破坏，并且认为奴才式的破坏因其更普遍，危害要远甚寇盗式的破坏。鲁迅思想里有许多矛盾，此即是一例。寇盗式的破坏的危害之大，恐非奴才式的破坏所可及。奴才式破坏固为有害，然只是“因目前极小的自利，也肯对于完整的大物暗暗地加一个创伤”，以前引先生致曹聚仁信中所言绳之，尚属“损人利己”级别，最起码并未深乖人性;而“寇盗式的破坏”却专事破坏，如强盗之放火，被“放”者固然无家可归，可谓至惨，对施“放”者亦无一毛钱好处，正属先生反对的“损人不利己”。张献忠杀人自然可怕，然更可怕的是他似乎只是“为杀人而杀人”，这和“为放火而放火”，正可凑成一对。这已经不是人性，而只能算是“恶魔性”！
损己利人，甚至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是道德高。我对一尘不染的道德理想国从无兴趣 （所以扫这扫那的消息从来不能让我欢欣鼓舞）;利己而不损人固然再好不过，实在不行，损人利己也并非想象的那般可怕，说到底，市场时代的竞争往往就是法律框架约束下的“损人利己”而已。最可怕的是底线之下的“损人不利己”。我就非常希望公园或绿化带里的花是被摘或搬回去装点家居，而不是在地上踩碎或干脆扔进河沟里;盗取车内财物就算了，不要顺带掐死车内熟睡的婴儿……
“损人不利己”之可怕尚不在这些事情本身，而在于此类事情总让人嗅到一种不祥的味道。此种味道或可谓之戾气。戾气散在民间，诗意一点的比喻自然是星星之火，其实也可以说它是一个个火药桶。“损人不利己”真正可怕者在此。
要感谢开封的“义贼”与马扁这样的“义骗”，他们若再朝前走一步，把装准考证的信封撕掉或扔了，向“男胎药”里胡乱添加一点什么，即进于寇盗。值得庆幸的是他们都有底线，于是为人性，也为我们社会留存了一线微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