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言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可见国人是如何地看重读书了。而之所以看重读书，多半是因为“学而优则仕”，不饱读诗书又如何能做官呢？武将不一定要读多少书，有十八般武艺，照样可以“货于帝王家”;但若也有几分文采成为“儒将”，岂不更令人敬佩？商人往往是被看作不学无术唯利是图的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朝野历来都是重农轻商的，直到近代以降才有“儒商”一说。不过，这也足以说明，商人若有文化，同样会令人高看一眼。
自废除科举制之后，不再通过科举取士了;后来又狠批了“读书做官论”，这样没有文化也可以做官了;而到了“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则是越没文化越能得到升迁和提拔。
改革开放伊始，恢复高考，在全国范围内又掀起了一股读书热，如此情景令莘莘学子欢欣鼓舞。遗憾的是，这一对文化的重视与追求很快就演变成对“文凭”的讲究和倚重，因为有无文凭拿出来即可，而有无文化或文化深浅却不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无论平民百姓还是官宦子弟，若没有文化（说是没有文凭似乎更恰当）就别想涉足官场了。
商人也是如此，只不过步子要晚半拍，前后大约差了十年。尽管从上个世纪的80年代开始，整个社会都重视文化了，可敢于经商的人毕竟大多是没有多少文化的;一个个别说文凭，恐怕连个正经职业都没有呢！然而，正是这种“一无所有”的身份，才使他们豁得出去，敢闯敢拼，成为当代中国的第一批“个体户”，其中不少人还成为当代中国的第一批“万元户”。
待到90年代，许多手持本科甚至硕士文凭的人，无论身在官场还是混迹学界，忽然发现自己的收入尚不如那些“个体户”时，心理就难免有些不平衡，有的就开始考虑是否“下海”经商。再加上政府又及时出台了“停薪留职”政策，那么，何不自己开家公司以经理总经理名世呢？于是，新一代的“儒商”就应运而生。
再待到新世纪，用不着“停薪留职”，教授专家们照样可以担任公司顾问、独立董事，一个个还把“课题”做得风生水起，有大把大把的钱可捞，亦“儒”亦“商”，或者说“儒”用不着“商”也可以获“利”了。如今的研究生不是常称呼自己的导师为“老板”么？研究生早就沦为导师的打工仔了！
我们不能不清醒地认识到，当今的儒将（儒官）与现代文官恐怕还是有些距离的，当今的儒商与现代商人也相去甚远。就当下而言，商业的成功似乎与文化水平的高低并无必然的关系。虽不乏通过自己的智慧和能力而取得成功的人士，但相当多的富豪主要还是来自身后或显或隐的权力，或曰他们都拥有一定的“政治资本”。否则，要想立项要想中标要想贷款谈何容易！当然，这种“政治资本”也是可以用“货币资本”来兑换的，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权力寻租”――将官员的权力“租”来用用，不就把“经济”搞活了吗？
由此可见，所谓“儒”无非就是显示一下自己有文化，这也可以算作是个人的“软实力”吧！官做得越大，钱有得越多，越想证明自己有文化。然而，那些被人称作儒将儒商的，就真的有文化了吗？恐怕未必。一旦做了官，让秘书去替考个文凭的并不鲜见，还可以让某名牌大学授个学位什么的呢！一旦有了钱就更非同寻常，不仅可以出书，还可以“请”诸多的著名评论家来吹捧，还可以“跑”来各种奖项。诸如此类，一时都司空见惯了。“儒”或者说“文化”，说白了不过就是他们的一种包装。古人尚懂得挟儒自重，今人则不断地花样翻新，就连那些江湖骗子，一个个也无不以“大师”自居。古代的“儒将”，既冠以“儒”了，还多少知道点收敛，怎么也少一些粗鲁和蛮横，多一点文雅和稳重。古代“儒商”也是这样，既冠以“儒”了，就多少知道点礼让，怎么也少一些诡诈和蒙骗，多一点斯文和诚信。然而，当今的一些官也好商也好，有点儿文化的怕是比没有文化的还要不讲理，更加虚伪，也更加为所欲为。尤其是当文化与权力和金钱结盟，也就是学官商三者捆绑在一起时，就可能形成一种从资源到话语的全面垄断。以“大佬”自居，浑身的霸气和匪气，与“学”与“官”与“商”似乎都不搭界了;可往往还就是这种人能在学官商三界混得人模狗样，一个个欺世盗名，飞扬跋扈，身上哪还有丝毫的“儒”味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