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7月25日，中国文化院在香港主办文化沙龙“天纵圣贤――兼谈儒释道伦理与哲学”名作家讲座，邀请鲍鹏山教授演讲“儒、道、法――成败之间”，论述中国古代政治伦理。他说，儒家政治伦理以孔子为代表，强调政治、行为的正当性。政治就是要以正当的手法来推广公平正义。儒家的政治目的是社会和谐，政治公正，人民幸福。道家主张道法自然：社会清静自然，政治无为而治，人生逍遥自在。法家主张富国强兵，法以治民，术以御民，势以凌民。他从现代社会的角度，特别对法家主要思想进行了批判性分析。他强调，今天我们仍应不断反思，以史为鉴。演讲主要内容如下：
这次主办方给了我一个命题作文，题目是“儒、道、法”。这题目对于我来说大了点，我主要就讲一下儒家、法家、道家这三家的政治伦理问题。德国雅斯贝斯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讲了轴心时代，定义的时间是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尤其是公元600到公元前300年。这个时间基本就是按照中国先秦诸子的出现来设定的。西元前600年就是老子出世，孔子出世是西元前551年，所以老子比孔子大一个辈分，这个说法是可以接受的。西元前300年孟子去世，这个时候荀子已经五十多岁了，韩非子、李斯也都在世。按照比较宽泛的说法，西元前200年相当于秦王朝的灭亡，整个先秦时代结束。我觉得中国先秦时代的发展起点很高，有一个非常高的文化高度，包括有孔子、老子这样的人物。但是结局比较悲剧，先秦诸子是以法家结束的。先秦各国的争霸最后由秦国来统一，这个在历史上应该属于一个悲剧事件，也对中国历史产生了很多影响。按照韩非的说法，儒家、法家、道家是那个时代的显学，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今天由于时间关系我主要讲法家，其他两家稍微说一下。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都很关心政治，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特别关心政治的正当性。政治的正当性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政权的合法性。这个在孔子之前就已经被解决了。在周王朝取代商朝的时候，他们的革命理论实际上已经解决了周朝统治合法性的问题。另外一个是执政时行为的正当性。比如孔子在和季康子谈话时提出过一个对政治最经典的解释，“政者，正也”，即政治是要用正当的手法来推广公平和正义。正当的手法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哪怕你的目标是公平正义，但手法不正当也是不可以的。季康子问，这个世界上无道的人太多了，我们能不能“如杀无道，以就有道”。看起来目标没问题，但是孔子坚决反对，因为手段不合法、不正当。所以说，用正当的手法来推广公平、正义，这才是政治。我认为孔子的这个定义是中国政治学上最高的一个定义。关于政治的正当性，孔子和鲁哀公也有过一次谈话。孔子讲了五个字“好生而恶杀”，即一个好的政治应该让人民可以更多的休养生息。这里休养生息不仅仅是指吃饱饭、活下去，还包括能不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孔子主张“富之，然后教之”，即先富起来然后教育他。我认为孔子把政治正当性讲得非常好。孟子也讲过类似的问题，比如“制民之产”，让老百姓有一定的产业。孟子还讲到了让老百姓拥有私产的重要性：“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没有恒心就患得患失，就会“放僻邪侈，无不为己”，什么都可以做。我认为儒家为我国古代政治确立了的目标非常有价值。再比如讲到社会时讲“和为贵”，特别强调礼乐文化。礼乐在文化上是有所区别的，乐统同，礼别异。为什么说礼别异呢？因为差距是客观存在、无法否认的。我们总是说孔子讲等级差异，其实这个等级差异不是孔子讲的，他只是希望可以更好地处理好这样的等级差异。我们今天仍然有等级差异，就算是报社里面也有总编和副总编，他们不是一个级别，这都是正常的等级差异，关键是我们如何处理好这个等级差异，让我们在社会不同台阶的人能够和平、和谐地相处。礼乐就是用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儒家的“礼”
是指一种文明社会运作方式
很多人问我，儒家的“礼”到底是什么。我说“礼”很简单，从社会功能的角度来说它就是指一种文明的社会运作方式。儒家的“礼”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从商朝统治上汲取的教训得来的。商朝的统治是使用非常野蛮的方式，而到了周朝则开始用礼的方式，所以我说礼是一种文明的社会运作方式。 “礼”的本质是“自卑而尊人”，即我们每个人把自己放低一些，把别人放高一些。商朝只知道尊天事鬼，尊的只有天和鬼，而周朝知道尊人了。礼乐文化实际上是人的文化，是人本文化的起点。我这里只大致讲一下儒家的政治目标，我知道任何的概括和抽象都可能有危险，但是我要讲得简单一点，所以会做一些抽象。儒家在这样的政治伦理约束之下，它的政治目标就是社会和谐、政治公正、人民幸福。
道家即“道法自然”。道家里面老子、庄子还是有所不同。老子会讲“治”，想着怎么把天下治好，他认为我们人为的痕迹太多，过分、造作、违背规律的东西太多，所以他希望“无为而治”。到了庄子的时候，他根本就开始反对“治”了。他看到孔子的儒家思想说政治一定要合乎规范、有伦理约束，但也看到了权力天然就有反伦理、反民众的特性。在有政治的地方，我们很难保持像孔子想象中的那种伦理状态。所以庄子就走向了极端，他干脆反对政治。在庄子的哲学中，他很讨厌“治”这个字。他举了一个例子，有人善于治马，但他却反问“难道马生下来就是让你治的吗？”这代表了庄子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老子和庄子之间有许多相同的地方，也有很多不同。他们都看到了政治本身具有反伦理的性质，所以他们的目标都认为政治应该是“无为而治”，人生应该是逍遥自由。这里我也要说明一下，任何的总结和概括都是在冒险，我只是想说得简单一点。
法家的目标则是富国强兵。首先我认为法家是战国思想，法家思想产生于战国，产生于那个时代的需求。在那个时代，诸侯国之间互相争战，而战争的目的也已经不像春秋时期只是一种外交手段，而是要灭掉其他国家。所以战国时期对法家思想有非常大的需求。第二点我想讲的是，我想把法家的思想局限在战国，因为在其他时代法家思想实际上是非常有害的思想。
法家思想讲究“以法治民”，很多人看到法家会对其思想很有感情上的认同。我们看到“法”这个字可能会产生误会，认为是我们现在说的法制。我们现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总是集中在孔子，我们把孔子看成是传统文化中一个很糟糕的东西。实际上在上一个世纪，鲁迅、胡适也讲了很多中国传统文化中阴暗的东西，那些黑暗、专制、独裁、奴性的东西实际上都不是儒家思想，而是法家思想。等于孔子在给法家背黑锅，只是很多人不明白这一点。很多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一讲到中国传统文化，讲到孔子的时候，他们就会义愤填膺地要把孔子打倒，而这个义愤填膺的样子像极了战国时候的荆轲，“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但今天很多学者拿着一把宝剑不是去刺秦王，而是去刺孔子。刺秦王的是勇士，刺孔子就不是了。所以说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黑暗的东西是法家，以及用法家思想最终取得的一统的秦王朝，这才是中国文化中黑暗的东西。 “法以治民”中的法并不是我今天说的法律，并不是权利的保障，恰恰相反是剥夺人的权利，是剥夺所有人的权利只给君主一个人。这个和我们现在的法制完全不一样，甚至针锋相对、截然不同，所以不要看到法就想到法制。另外一个字是“术”，这也是中国传统政治中最阴暗的东西――权术，即所谓的城府。我们说一个人是不是政治成熟、是不是有政治才干，会觉得一个人会玩手段、有城府就是了不起。这不是政治，这是小人之政客。真正的政治家，像孔子“政者，正也”，用正当的方式推广公平正义才叫政治。从这个角度来看，法家的“术”根本不是政治家的素质，只是阴谋家的素质，但法家却把它看成是政治。再一个字是“势”，势以凌民，这个“势”就是指权力。法家一再提醒君主所能利用的最大的武器就是你的权力，有了权力你就可以实现你所有的目标、压服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 法家思想
“以法治民”讲究“法术势”
我从伦理的角度来做一个总结：孔子希望政治有伦理的约束；道家看出来用伦理约束政治比较困难所以干脆不要政治；法家则认为政治干脆不要伦理，只要权术。可以看出法家是特别强调政治效益的。法家在战国时期受欢迎的原因是它本身只是一种高明的手段、没有伦理的约束。由法家思想来治理一个国家、控制一个社会、集合社会资源与其他国家在战场上比拼，确实会占优势。秦国当时能战胜其他六国，与它用法家思想有很大的关系。所有的文化、道德、自我的约束都被去除，所以可以放开手什么都能做。
我今天主要讲的是法家的商鞅“少好刑名之学”。商鞅之所以出山就是因为秦孝公下了一个求贤诏，其中讲得很清楚，他要的只是“出奇计强秦者”，强秦是目标，奇计是手段，只要能用这个手段把秦国搞强大即可。李斯带到秦国去的根本就没有伦理的东西，只是一套非常高明的灭六国的手段。大家可以看看李斯写的《谏逐客书》，这篇文章在大陆的中学课本中都有。 《谏逐客书》整篇下来，除了“是以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等几句是李斯从他的老师荀子那边抄来的之外，整个文章毫无价值观上的约束，全都是手段。这就是法家。秦孝公就是这样“出奇计强秦国”，奇计是手段、强秦是目标。这里面没有人民幸福、没有人身自由、没有道德是非，有的只是利益上的利与害。法家一般不讲是非，只讲利害，不讲手段是否正当，只讲是否实用。
这里我做了一个比较，在先秦诸子中，孔子的人为什么可以超越商鞅这些人获得后世更多的关注？因为他们有价值的坚持。商鞅，从他进入秦国，包括他在宫廷里面时，做了一次关于改革的辩论会，他所讲的话里面除了手段之外，没有价值的坚持。因为这个很多人夸奖商鞅讲信义，实际上这是我们对商鞅解读中的一个很大的误差。连宋朝的王安石都认为商鞅的“立木为信”很了不起。但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这个事情根本就不是在讲政府的诚信，而是在讲“只要是政府说的你就不可以怀疑”。商鞅知道秦国的老百姓不相信政府，所以他在改革法令还未公布时，就“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之南门”，并提了一个公告，说谁能把木头搬动就给他十金。老百姓们就觉得奇怪，为什么如此简单的事情会给这么重的酬金，这显然是不可信的。商鞅的这一奇怪的举动，不是为了树立政府讲信用的形象，而是在告诉大家，只要是政府说的，哪怕完全不合常理，你们也必须相信。他为的是让老百姓不怀疑政府，而不是为了让政府守信用。我们对这个故事的解读历来都是错误的。十金的赏金没人信，就再增加到五十金，才终于有一个人出场了。我甚至怀疑这个人是不是商鞅安排的，因为这也不是没可能，商鞅必须想好后着，万一五十金还没人干怎么办。商鞅拿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
一年之后，老百姓都说改的法令不好，于是商鞅说“法之不行自上犯之”，想找一个猴杀给鸡看，却又不敢杀太子，于是叫太子的师傅接受这个惩罚。这样一来，老百姓怕了，知道政府要干的事情他们没办法违抗，于是就去做。做了十年之后，效果还不错，老百姓也逐渐适应了，都说这个法令挺好，都表扬他。表扬的结果是“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即以前一些说这个法令不好的人改口说这个法令好。商鞅对此的态度则是“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于边城”。说它不好不可以，说它好也不可以。按照商鞅的做法，首先，政府做的哪怕再不合常理，都不能怀疑；其次，做的过程中不能反抗；最后，做的结果不得议论。这是他立木为信真正的用意。
针对《商君书》中商鞅对国家所谓的政治伦理，我做过一个总结。在商鞅看来国家只需要一种民――生产机器和战争机器，这二者是合二为一的。平常的时候农民生a，打仗时则全民皆兵上战场。除了生产粮食的农民到了战争的时候就会全部上战场打仗，其他民则都叫“虱”。商鞅的《六虱》和韩非子的《五蠹》是一脉相承的关系，他们都认为不是国家所需要的人就都不应该活下去，只是国家的蛀虫。按照商鞅的《六虱》和韩非子的《五蠹》，今天在场的所有人都是虱子或蛀虫，因为大家都不是种粮食的农民，也不是拿枪的战士。国民应该只做一件事情，就是农战，这是他所谓的“壹民理论”。若民不这么做，商鞅也在《商君书》中提到了制服老百姓的五种方法。这五种方法今天由于时间关系不能展开讲，讲起来真的是非常非常黑暗，你们根本想不到那种以弱去强、以奸治良的小人政治。商鞅是公开宣称要以奸民治良民。正如有一个村庄，治理它的方法不是找一个德高望重的人，而是要找一个最流氓的人。同时做思想统治、剥夺别人资产。儒家讲人一定要有恒产、有恒心，但法家就讲人一定不能有恒产、恒心，因为一旦有了这些，人就有了自己的坚持，那我就没办法管控你了。所以商鞅提出“辱民，贫民，弱民”，让你贫穷、羞辱你，如若前面提出的这些手段还不足以把一个国家的老百姓制得服服帖帖的话，则还有一招――杀，即发动战争，让你在战场上当炮灰。
韩非子后来把法家的思想概括为“法术势”，这一点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这里再解释一下。“法”是法令，是公开的，是臣民的心中准则而不是国君的心中准则；“术”是权术、手段，隐藏在君主心中，驾御、驱使、对付臣民，不可公之于众，也是法家政治中最阴暗的部分；“势”就是权力、权势，君主都有，不得分给臣民。法家讲的是独裁专制。
关于韩非子讲的君臣关系，有这么一段话。秦国遇到了大饥荒，国相应侯范雎就跟秦昭襄王说，现在老百姓遇上了饥荒，而你的私家园林里有很多野生的蔬果，“足以活民，请发之”，让老百姓继续活命吧！昭襄王却说，按照秦朝的法律，有功的才受赏，有罪的受诛，若你现在要我把门打开让所有人都进去，就会变成没功的也受赏了，这违背了我们的法令原则，是不可以的。“夫发五苑而乱，不如弃枣蔬而治”，如果我们打开这个门，是可以养活很多人，但国家法令被破坏了，还不如就这样保持法令的严肃性。下面一句话讲得就更明白了：“生而乱，不如死而治。”不读法家的人真的不会知道中国历史上有如此血淋淋的政治。老百姓遇上了饥荒也不会开仓散粮，甚至于皇家园林中的野菜野果都不会让老百姓吃，只是因为这样违背了法例。话也讲得非常冷血――“生而乱，不如死而治”，活下来弄乱了法例还不如让他们都死掉。这叫政治吗？但这就是法家的政治，是商鞅和韩非提倡的政治。你也可以认为这个故事是韩非编的，但若是这样就更可怕了，因为他的主张竟然是：就算碰到饥荒也绝不可以赈济老百姓，没有立功的人饿死也活该。所以到了最后大家可以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先秦诸子中，儒家和道家的人都是善终的。儒家的三个人物，孔子活到73岁，孟子活到84岁，荀子据说活了97岁，善终；道家人物老子活得更久，庄子也不错，也都是善终的。但法家人物确几乎无一善终，所以我觉得报应还是存在的。商鞅、韩非、李斯有一个善终的吗？没有。商鞅之死有人说是五马分尸，也有人说是死后才分尸，《史记》中两种说法都有。商鞅死的时候一家都被灭族，李斯和韩非也是一样的结果。 歌颂秦朝伟大统一时
要想想死去的亡灵
利用最后一点时间我想和大家讨论一下成败。很多人会讲一个问题，商鞅变法中，他本人是被杀掉了，但是他的政策取得了成功，让秦国成功地统一了六国。这种成功观在我来看是很可怕的，我想让大家看一看这到底是怎样的成败。
我们先看一下法家到底塑造了一个怎样的秦国。秦国在先秦的典籍中有一个专门的称呼叫“虎狼之国”，大家可以去看《战国策》。讲到秦国，前面往往加上两个字变成“虎狼之秦”，这是法家改革的最后结果。商鞅变法把一个落后的秦国变成一个强大的秦国，这没错，但是却同时把愚昧的秦国变成了野蛮的秦国。这个变法并没有使秦国文明化，而是让它野蛮化。我们也应该知道，在冷兵器的时代，野蛮是一种很重要的力量。他实际是通过增加秦国法例、秦国老百姓民风中的野蛮性来增加秦国军队的战斗力量。荀子曾分析过战国时期各国军队的战斗力，秦国第一、魏国第二、楚国第三。秦国的战斗力最强是因为秦国军队是最没有人性的。福山写的《政治秩序的起源》这本书是这样分析秦国的成功：与其他军事化的社会相比，周朝的中国异常残暴，秦国成功动员了其总人口的8%到20%，全民皆兵。而古罗马共和国仅仅1%，希腊的提洛同盟仅5.2%，欧洲早期则更低。罗马共和国在一个会战中损失了5万军人，而中国的数字可以说是西方对应国的十倍。我举一个《史记》里的例子――秦国和赵国的长平之战。我们都知道长平之战的结局是赵国失败了，40万人成为俘虏。在赵国失败之前，双方对峙了很久，在对峙的最后阶段，取得胜利的秦国本来都顶不住想打退堂鼓了。当时在前线的秦王给范雎写信说顶不住了是不是要撤退，范雎说现在就是要看谁顶得住最后一口气，不能退，之后把秦国15岁以上的男孩子全都送到前线，才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战争结束之前，双方的伤亡人数是何等巨大。最终赵国有40多万人被俘虏，放回200多人是为了制造恐惧，其余40多万人全部l杀。注意这个l杀的l不是坑，它们的区别在于，坑是挖个坑埋掉，然而我们现在考古并没有找到这个万人坑，实际上秦国是把这40万人杀了之后堆成一座山，这样的目的是造成恐惧。商鞅在《商君书》中则提出一场战争要达到多少指标才算是完成任务领取赏赐，类似于我们现在的指标管理。我们可以看一下秦国大将白起的战绩：昭王十四年，斩首二十四万；昭王三十四年，斩首十万；沉卒两万人于黄河中；昭王四十三年，斩首五万；昭王四十七年，l杀赵降卒四十万。一个将军导致了这么多人死，并不是每一场战争《史记》都会加以记载。根据《史记》的统计，秦国在统一六国的过程中斩杀的人数在150万以上，这不包括秦国自己士兵的死亡。一般来说，在冷兵器时代一般这个是8∶10的比例。若对方死亡150万则秦国自己大概要死亡120万。当时全中国的人在1500万左右。所以，当我们歌颂秦朝伟大统一的时候，要小心一点，想一想死去的亡灵。
在我们今天的教材上，学者常常这样告诉我们，虽然他们本人失败了，他们的政策却在秦国取得了成功，秦国终于灭尽六国、一统天下，所以他们给了商鞅一个成功的评价。但我想问，秦国是谁的秦国？秦国灭了六国又是谁的成功？我们现在试图回答这样的问题。第一，六国当然是失败了。第二，六国的老百姓此后必须忍受更加残暴的政权，也是失败了。所以后来陈胜起义的时候，他根本不需要做政治宣传，他只说了六个字就够了――“天下苦秦久矣”。这六个字喊出来，天下人都热泪盈眶。第三，秦国的老百姓。秦国的老百姓成功了吗？在商鞅变法时，秦国老百姓所承受苦难就已经比其他六国老百姓多很多。有一个资料前面没给大家讲，《商君书》自己也承认，在秦国军队攻打六国的过程中，秦国几乎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但是他们每占据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没有人了，老百姓都跑光了。老百姓绝不愿意去秦国做老百姓，他们用他们的脚在2000多年前就做了选择，今天很多的学者却还在说秦国好。我们看秦国的老百姓“什伍连坐，轻罪重罚”，动辄就没为官婢，战陷即全家为奴。很多人傻傻地说《商君书》废除了奴隶制，这可笑得不得了。他们没有看到《商君书》中所有的奖励里面有一条就说到，获得了多少军功就奖励你多少奴隶。这些奴隶是哪里来的？他认为所有的人都是在的奴隶。你今天是战士，获得了奖赏，马上给你三个奴隶，但若明天你上战场失败了，你就又变成了奴隶。每个人都在患得患失，整个社会没有身份认同。在秦国没有任何东西是你自己的，也没有任何东西是你有把握保得住的。所谓人人都是潜在的奴隶，只不过不是世袭的奴隶。最后刘邦进入关中的时候，就是靠“父老苦秦久矣”这六个字就站住了脚跟。他进了关中，为那里的父老乡亲感到着急，跟他们就讲了两句话，一句是“父老苦秦久矣”，父老指的是秦国本国的老百姓，他们听到这句话眼泪夺眶而出；之后刘邦就讲秦国的法律太残忍，把秦国所有法律废除，并和大家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就是这么简单，秦国的父老就认同了刘邦，后来项羽进来都站不住脚。项羽没有占关中，有人说是因为项羽笨、策略不行，其实并不是，是项羽到了关中之后发现关中的人心已经不是他的了，而是刘邦的。所以他既不想让刘邦在关中，自己也不能在关中。
既然六国失败了、六国的贵族失败了、秦国的老百姓失败了，那我们是否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只有秦国的贵族成功了？
秦二世即位后在咸阳杀害了十二个公子，车裂公主十人。公子高看情况很严重，为了保妻子，自行殉葬于始皇帝。法家防止宗族分权，所以一定要打击贵族。从周朝以来一直是贵族民主制，他要把贵族消灭掉让国君一个人独裁。这也是为什么法家的结局都很惨，因为法家打击贵族，所以他们和贵族是你死我活的。
所以，秦国的贵族，也失败了。
那么是不是秦二世一个人赢了呢？
两年后，二世被赵高杀死。
那么，是赵高这个人赢了吗？在杀死二世后仅仅五天，赵高也被子婴杀了。
那么，在一轮又一轮的自相残杀中幸存的子婴，是最后的赢家？
四十六天之后，刘邦来了，子婴“降轵道旁，奉天子玺符”，秦朝灭亡了。
刘邦对子婴还是不错的，没有杀他，只是把他作为俘虏。但是――
一个月后项羽来了，子婴被他杀死，同时被杀的是秦诸公子宗族。整个秦朝残留下来的人都被项羽屠杀殆尽。 “逐屠咸阳，烧其宫室，掳其子女，收其珍宝货财，诸侯共分之”。
法家建立的这套体制没有一个人是胜利者。秦政就是一架绞肉机。
秦国，从秦非子算起，近七百年，从秦襄公算起，近五百年，几百年的发奋图强、不息自强、好胜争强，就是一个强字，强到最后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席卷天下、并吞八方，但到了最后却是瞬间崩溃、一败涂地、宗族绝灭。所以中国真的应该反思一下：秦制到底能够给这个国家带来什么？
数百年的时间、一百多万身经百战的军队，可以说当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王朝，最后却输给了草根陈胜、吴广，输给了半文盲项羽、刘邦，还输给了两千多年的历史。
为什么说输给了两千多年的历史？秦朝灭亡之后，从汉到清，没有一个有良知的读书人同情、歌颂秦朝，没有一个朝代的官方意识形态肯定秦朝，甚至没有一个暴君敢公开声明自己效仿秦朝，秦朝几乎在所有的时间里被所有的人毫不留情地抛弃。
我曾有一次和朋友们聊天，他说历史上朝代灭亡的时候总会有一帮遗民忠诚于前朝，只有秦朝灭亡时，没一个人表示自己忠于秦朝。我告诉他，秦朝也有遗民，但并不是在2000多年前秦朝灭亡的时候，而是在2000多年以后的今天。2000多年以后，很多人开始怀念秦朝。并为之歌功颂德，摇旗呐喊。
我们要思考的是：有功利而无道义――这样的大国，真的大吗？这样的强国，真的强吗？
有幸的是，作为后来人，这些我们都看到了，但是，我们真的明白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