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以中国的道教、泊来的佛教（后演化成中国式佛教）为基础的、反映民族特征与风貌的文化。经千年比较与融合形成独特之文化。
适值今日，我们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深入考察时，绝不可忽视在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起过作用的各种思想、学派之间的对立、渗透、排斥、融合。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可囊括整部中华文明史。
儒道两家前后都形成于春秋末期。从两家形成之初即矛盾斗争又相互融合。战国中期道家学派发展至庄周等人时，始蔚大观，从而成为先秦时期鼎足而立的三大学派之一。这时，一方面是各学派内部的大分化，如《韩非子・显学篇））中说的：“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庄子・天下篇》谈到当时的道家，也有“彭蒙、田骈、慎到”，“关尹、老聃”，“庄周”三家之别。
此外，法家有齐法家和三晋法家之分，名家有惠施和公孙龙等等。然而与此同时，也形成了一股各学派（主要是儒道法三家）相互渗透、融合的发展趋势。在今传《管子》一书中，
我 们可以找到战国中后期各学派相互融合的各类代表作。其中既有以儒为主，儒道、儒法融合的作品；也有以道为主，道儒、道法融合的作品：以及以法为主，法儒、法道融合的作品。在荀子的思想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以儒为主，融合法、道、兼采名、墨的倾向。在韩非的思想中，以法为主，融合道家的特点也是明显的。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至东晋南北朝时开始在社会上，特别在思想文化方面，发生了广泛的影响。在后秦的首都长安（今西安），以鸠摩罗什为首的译经场，形成了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翻译佛教经典的高潮。此时南北高僧居士辈出，终于使佛教成为足以与儒道相鼎立的一种理论势力，且透露出压倒儒道的趋势。
自东汉末至三国时期，虽说也已翻译了一些佛教经典，但大多是依傍道家思想和比附中国传统的固有名词概念，即使用所谓“格义”的方法，这也还不能使人们真正了解佛教的理论精神之所在。因此，不少人主张译经当“以不闲方言，求识辞趣”为上，又在玄学方法论的影响下，竭力提倡对佛经精神的了解，也必须以“得意”为宗旨。如道生说：“自经典东流，译人重阻，多守滞文，鲜见圆义。若忘筌取鱼，始可与言道矣。”鸠摩罗什及其弟子所翻译的佛典，大致达到了这样的要求，因此对于佛教的广泛传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六朝时期儒佛的冲突，开始主要集中于入世与出世的不同人生目的，以及佛教教规与传统伦常关系的矛盾上，以后则又有神学理论上的争论。这一时期佛教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大致可归纳为三方面问题：①僧人弃父母而出家，是否与传统的孝道抵触；②出家僧人是否应当礼拜王者；③神灭还是神不灭。在相互尖锐的斗争中，随之也出现了一股调和、融合儒佛的思潮。如东晋著名文学家孙绰，在其《喻道论》中即倡言所谓“周孔救极蔽，佛教明基本”，又如著名憎人慧远也说：“如来之与尧孔，发致虽殊，潜相影响：出入诚异，终期则同。慧远的《沙门不敬 王者论》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他声称，出家僧人虽“外阙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所以凡是“悦释迦之风者，辄先奉亲敬君。”又说：“变俗投簪者（指出家当和尚），必待命而顺动”，“若君亲有疑，则退求其志，以俟同悟。慧远的说法是实际上的服从王者，换得形式上“形屈之礼”。在中国，王权始终是高于教权的。在以上两方面问题上，基本上都是以佛教的妥协或迎合传统而告终的。这也正是佛教能在中国站住脚，并得以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
佛教发展到唐代，达到了成熟的阶段，这经过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矛盾冲突，以及理论上的自我调整后，逐渐产生了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和理沦，或言：外来之佛教文化已经完全渗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领域。因此，要了解六朝以后，特别是唐以后的中国历史、文化，是离不开佛教的
唐宋以来的知识分子，不管是崇信佛老的还是反对佛老的，无一不出入于佛老。且以文学史上著名的所谓唐宋八大家而言，柳宗元、王安石之喜佛，苏洵、苏轼、苏辙以佛老为皈依是人所共知的。韩愈、欧阳修都以辟佛老著名，曾巩在《梁书序》中痛陈佛教之患失与误国，也是一篇斥佛的名著。然而，韩愈在《与大颠书》中有“久闻道德，切思见颜”，“所示广大深迥，非造次可谕”等语。欧阳修对当时名僧契嵩的《辅教编》甚为激赏，晚年又自号“六一居士”，可见其也未尝不留意于佛理。曾巩则亦有“佛之法固方重于天下，而其学者又善植如此。至于世儒，习圣人之道，反不及佛之学者远矣”之叹
从哲学思想方面看，儒佛道三家冲突、渗透、融合始终明显。各佛教宗派，不同程度吸收和融合了儒家思想。从而形成中国式佛教。禅宗它舍弃佛教理论中的大量繁琐论证，而以佛教中一些最基本精神，来讨论和解决儒家最关心的心性问题。华严宗大师澄观，博习儒典，在其著作中，以儒释佛，随处可见。至其弟子宗密，融通儒佛的工作更为深入。他所著的《华严原人论》，把儒家、道家、佛教合为一起辨别其优劣高下。而尤为重要的是，他在此书中考察了历来儒佛诸家论心性的理论，并加以会通后提出自己的看法。其学说对宋明理学有重要的影响。又如，天台宗大师湛然，出家前即有深厚的儒学根底。他提出的“无情有性”说，可说是综合儒佛思想的创见。而反过来，又分别给予佛教的“佛性”论和宋明理学家“天地万物一体”的理论以极大的影响。此外，宋代名僧契嵩（著有辅教编等）、智圆（自号“中庸子”，著有《闲居编》）、明代高憎德清（著有《大学中庸直指》、《观老庄影响论》等）、智旭（著有《四书藕益解》、《周易禅解》），在提倡融合儒释道三教思想方面，都有较大影响。
宋明理学的萌发，可推求于唐代的韩愈、李翱。韩愈虽严厉辟佛，然他那推尊儒家，标举道统，实有契于佛教判教之法。而李翱则暗引佛教之“性”义，著《复性书》三篇，以诠释孔孟之性论，从而开启了宋明理学的天理性命之学。同样，宋明理学家虽然也竭力排斥佛老，而思想无不渗透着佛老之说。
在文化、思想、学术领域中，各派之间互相影响、渗透、取长补短，应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并有不少理学家和思想家是不可否认对佛老的吸收的，有的还提倡对佛老进行研究。明清两代诸多学人、大儒，一面传授儒、道，一面研究佛学，此风气直至清末。
勿庸置疑：如今儒、释、道三家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此结果是在几千年文化磨合中，经相互渗透、矛盾斗争、融合，殊途而同归于中华文化。并得到丰富与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