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为抵消佛道二教对世俗社会的影响，改变礼崩乐坏的现状，朱熹以《仪礼》为本经，以《大学》修齐治平的理想进阶为依据，对传统儒家礼学进行重建，改变了传统礼学自上而下的路径，使之由政治转向生活。自下而上的礼学重建注重日常生活的践履，强调传统宗法社会秩序的构筑和行为方式的规范，并在实践中固化社会的等级制度、宗法观念，使儒家不仅在思想领域而且在行为领域占据主导地位，是儒家往儒教发展的关键。
关键词：儒家;儒教;朱熹;礼学重建;践履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他建立起了一套“致广大而尽精微”的理学理论体系，把儒家思想推到一个新的高度。正因如此，后世学人对朱熹的研究往往集中在他的理学思想上，而忽视了朱熹对传统礼学的重建。实质上，朱熹既注重高明的形上学理论建构，又强调下学工夫的践履，他对传统儒家的改造是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同时进行的。朱熹理学使儒家具备了超越的天道信仰、绝对的政治信念、终极关切的心灵体验，完善了从儒家到儒教转变的理论环节。其对传统礼学的重建，使礼学由复杂烦琐的庙堂之学变成了平民与土大夫皆可推行尊从的日常生活礼仪规范，让儒家的社会教化、行为规范等功能更加完备，使儒家具备了与释道二教相似的实践功能，完善了从儒家到儒教转变的实践环节。从儒家发展史的角度来说，朱熹理学体系的构筑和礼学的重建使儒家具备了超越的天道信仰、严格的行为规范、严肃的道统传承和广泛的社会影响，标志着儒家往儒教发展的完成。
一、朱熹重建礼学的原因
首先，礼崩乐坏的现实动因。在朱熹生活时期，国家礼制阙失、民间不守礼的乱象以及金国礼制振兴所形成的外在张力，都成为朱熹礼学思想的外在刺激因素。[1]朱熹指出，古代礼学均有所传授，朝廷至民间，典礼清楚分明，而到了宋时，礼学没落，传承断绝，“直是无人”：
古礼学者是专门名家，始终理会此事，帮学者有所传授，终身守而行之，凡欲行礼有疑者，则就质问。所以上自宗庙朝廷，下至世俗乡党，典礼各各分明。汉唐时犹有此意，如今直是无人。如前者某人丁继母忧，礼经必有明文，当时满朝更无一人知道合当是如何。大家打哄一场，后来只说莫若从厚。恰似无奈何本不当如此，姑徇人情，从厚为之。岂有堂堂中国，朝廷之上以至天下儒生，无一人识此礼者，然而也是无此人。[2]卷八十四
朱熹明确指出：“熙宁以来，王安石变乱旧制，废罢仪礼而独存礼记之科，弃经任传，遗本宗末，其失已甚，而博士诸生又不过诵其虚文以供应举，至于其间亦有因仪法度数之失而立文者，则咸幽冥而莫知其源，一有大议率用耳学臆断而已。”[3]卷十四饱读诗书的士大夫尚且如此，平民百姓不知礼、不守礼就更加严重。王安石曾如此形容当时的纲纪混乱：“贤者不得行道，不肖者得行无道，贱者不得行礼，贵者得行无礼。”[4]李觏说：“周衰法弛，斯道以亡，庶匹商者有之矣，幼陵长者有之矣。祖以世断，远则忘之矣，族以服治，疏则薄之矣，骨肉或如行路。”[5]把这种混乱无礼的现状归因于宗族、家族观念的淡薄。
面对礼崩乐坏的社会乱象，朱熹感叹：“圣人事事从手头更历过来，所以都晓得。而今人事事都不理会。最急者是礼乐。乐固不识了，只是日用常行吉凶之礼，也都不曾讲得。”[2]卷三十六“礼乐废坏二千余年……后来须有一个大大底人出来，尽数拆洗一番，但未知远近在几时。”[2]卷八十四朱熹以极大的使命感，勇敢地承担了这个尽数拆洗一番、重建礼学的工作。
其次，对礼的重要性认识是其理论动因。“礼”在宋儒心目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司马光分析了历代政治，认为国家治乱兴衰的根本在于礼，“昔三代之王，皆习民以礼，故子孙数百年享天之禄。”在《资治通鉴》中，司马光从《大学》身、家、乡、国、天下五个层面分析了礼的作用：“礼之为物大矣！用之于身，则动静有法而百行备焉;用之于家，则内外有别而九族睦焉;用之于乡，则长幼有伦而俗化美焉;用之于国，则君臣有叙而政治成焉;用之于天下，则诸侯顺服而纪纲正焉。”朱熹则更进一步，认为礼不仅是治国之术，还是教化之要，“齐之以礼者，是使之知其冠婚丧祭之仪，尊卑小大之别，教化知所趋”[2]卷三十二，更是入德之阶，“古人设教，自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必皆使之抑心下首以从事于其间而不敢忽，然后可以消磨其飞扬倔强之气，而为入德之阶”[6]。朱熹认为，通过洒扫、应对、进退这些人伦日用之礼，可以消磨人的飞扬倔强之气，践行礼的过程就是修身成德的过程。在朱熹看来，“格物”是治国、明明德于天下的前提与基础。他的弟子子渊问他如何读《大学》，他回答说：“此一书之间，要紧只在‘格物’两字。”又说：“本领全只在这两字上。”[2]卷十四至于什么是“格物”，朱熹认为是“即物而穷理”，这个理既有自然之理，也有人事之理，人事之理就是“礼”。“礼”是修、齐、治、平的根基和起点，不从洒扫、应对、进退间做好，只谈义理往往流于空虚。
最后，与佛道二教争夺民间地位。南北朝以来，佛教影响日盛，学者一般认为就人间关切和理论的精妙来说，儒学不如佛学。朱熹早年也“出入于释老者十余年”[3]卷三十八，后来他融摄释道精华，援释入儒，建构起了能与盛极一时的释老思想相对抗的严密理学体系，在理论上实现了对佛道二教的兼综与超越，解决了传统儒家不够超越的问题，摆脱了唐以来“以儒治世、以佛治心、以道治身”的传统看法，使儒家的修身成为准宗教式的心灵体验和精神追求。但是，这些仅仅停留在文人士大夫层面。在世俗民间，佛道二教浸淫已久，理学体系虽然精妙，仍对抗不了佛道二教在民间、在日常生活中的影响。尤其是佛教以其人、道、俗、书、教、居、庐、礼乐、文章、衣服、饮食、祭祀全方位地取代中国固有的文化，造成了“髡发左衽，不仕不农，不工不商，为夷者半中国”的社会状况。[7]百姓的精神寄托和人生指引都是佛、道两教，儒家传统礼仪被冲击殆尽。程颢曾至禅寺见佛教礼仪趋进揖逊之盛，不禁感叹曰：“三代威仪尽在是也。”[8]司马光《司马氏书仪・丧仪一》也称：“世俗信浮屠诳诱，于始死及七七日、百日、期年、再期、除丧，饭僧、设道场，或作水陆大会，写经造像，修建塔庙。” “儒教”之名尽管早已有之，但由于历史上儒教宗教性的缺乏，导致它在三教关系中虽然表面上被尊为首位，实际上却处在下风。这可能并不取决于所谓“义理”的高低或国家政策的倾向，而主要是由世俗社会的信仰心态所决定的。[9]82如果儒家思想不在世俗社会秩序的构建上夺回话语权，朱熹所构筑的理学体系再精妙，影响力也仅限于士大夫阶层，成为纯粹的治世理论和精英文人的道学思想，无法与佛道二教争夺民间地位。正如学者在《朱子全书》校点说明中指出的：“唐五代以后，世俗民风多为释道二教浸淫，儒学在民间的地位不免因之而削弱。儒家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就不得不放弃礼不下庶人《礼记・曲礼》的古制，将原属于上层社会的儒家礼仪世俗化和平民化，推广至民间。”[10]朱熹礼学重建的目的，意在把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环节诸如出生p婚礼p丧葬以及祖先祭祀等行为规范都纳入儒学指导的领域，在行为领域而不仅是在思想领域占据主导地位，抵消佛道二教在世俗民间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