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肥皂》围绕家庭来展开叙述，于场景呈现和语词使用上寄寓反讽意味。不同于传统道德寓言式的伦理叙事模式，鲁迅取法精神分析的小说笔法，揭示了儒家伦理维护者的情色想象和潜藏在家庭伦理之下的个人情色欲望。不仅批判了道学家的虚伪性，更指涉了广阔的社会层面上儒家传统伦理的空壳化现象。个人欲望和家庭伦理并行不悖，欲望被掩藏在传统布棉袍之下，与传统道德共同行进着，家庭结构成了保护个人欲望的温床。叙事者隐于人物和场景之后，其道德取向的模糊性体现了作者对于儒家传统伦理的深刻反思。
关键词：《肥皂》 家庭伦理 传统道德 伦理干预
《肥皂》通过场景呈现和戏剧性反讽，揭示了儒家伦理维护者的情色想象和潜藏在家庭伦理之下的个人情色欲望，从而解构了传统儒家伦理。这种反叛传统伦理诉求的实现，得益于作者将道德意图和叙事方式结合起来的写作技巧。“‘伦理-叙事研究’不是伦理之维和叙事之维的简单叠加，而是聚焦于伦理与叙事的互动关系”{1}，鲁迅围绕传统家庭来写，揭示了卫道士们道德和欲望的二重性，不仅批判了传统道学家四铭的虚伪性，更在广阔的社会层面上展现了儒家传统伦理的空壳化。所谓“空壳化”，是指儒家伦理的内涵发生了变质，只是作为一个象征秩序起到威慑作用。
一、作为象征秩序的儒家传统家庭伦理
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指出中国文化的一大特征：“融国家于社会人伦之中，纳政治于礼俗教化之中，而以道德总括文化。”{2}儒家伦理秩序中的家庭伦理主要包含夫妻伦理和父子伦理，要求父慈子孝，妻子服从于丈夫的权威。在中国传统家庭，“男主外女主内”的俗语规定了男女不同的家庭分工。《肥皂》的开篇，四太太和八岁的女儿秀儿在斜日光中糊纸锭。《肥皂》围绕家庭来写，儒家伦理作为象征秩序在传统家庭中发挥作用。
在中国传统家庭结构中，不仅丈夫对妻子具有支配权，家长对子女更具有神圣化的权力，其中教化性的权力在亲子关系中表现得最明显。学程每天要奉行四铭的“庭训”――练习八卦拳，此外还要接受四铭没来由的训斥。在对儿女的管理和支配上，四太太自觉地和四铭站在了同一行列。当四太太帮着叫“学程”却还是没听到任何响应时，于是用尖利的声音叫道：“儿呀”{3}，学程马上跑了过来。这里颇具吊诡意味的现象是，在家庭内部呼唤小名比学名更为有效。学程对于自己“儿”的小名更为敏感，由此可以推测的是，在家庭里他绝大多数时候都是被叫小名。大声的呼喊子女的小名这一事件就体现了父母的权力和对子女个人权利的漠视。极端形势下的极权社会，意图打破私人和公共领域的界限，要求公民对国家忠诚并且毫无秘密，这一模式也体现在理想的中国传统家庭之中。儒家正统孝悌观将“孝顺”作为长辈对子辈的规约，因为血缘关系和养育之恩而要求子女对自己言听计从。卫道士四铭在自己家庭内部建构了等级森严的家庭伦理秩序，他处于秩序的顶端，支配着妻子和子女的行动和话语。
二、儒家传统伦理的“失范”
家庭结构成了传统道德和个人欲望的温床，家庭提供了传统儒家伦理安全无忧的生存空间，家庭伦理和情色欲望并行不悖。小说通过场景的呈现，对传统儒家伦理中的父子伦理、夫妻两性伦理等方面一一进行解构，戳穿卫道士的虚伪面貌，揭示了传统伦理道德的内在腐朽和传统家庭伦理道德观的崩塌和颠覆。在《肥皂》中，两性伦理可以被概括为“看与被看”的模式，这从两个层面上体现出来。
首先是以大街上的乞讨女孩为中心所形成的包围圈，她被众多男性观看。两个光棍公然对乞讨的女性加以调笑和侮辱，而观看者当中不管是底层流氓还是卫道士，实际上内心都是认同这种调笑并获得了欲望上的满足，四铭作为包围圈中的一员，在听了两个光棍对“孝女”的调笑之语后，买了一块肥皂回家。在四铭、何薇园和张道统三人商讨征文题目时，“孝女”再一次成为他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他们几个道貌岸然、颇有名望的知识分子谈孝女，并非是宣扬儒家传统中“孝”的观念，而是以此为借口来宣泄他们内心的色欲。其次是四铭对四太太的观看。四铭递给太太肥皂，“眼光却射在她的脖子上”{4}，在四铭眼神的注视下，她不禁面红耳赤。肥皂是性欲的象征，四铭将无形的欲望寄托到有形的肥皂之中。对肥皂这个物品极尽铺陈的物欲化描写类似于身体描写，有意把肥皂写成女性身体的替代物。这种“看与被看”的模式，使女性处于被支配的处境，正如凯特・米利特所发现的：“在我们的社会秩序中，尚无人认真检验过，甚至尚不被人承认（但又十足制度化了的），是男人按天生的权力对女人实施的支配。”{5}儒家传统中的两性伦理以支配与被支配的对立姿态展示在文本中，质疑了儒家传统伦理的合法性，动摇了其神圣地位。
有如坚固堡垒似的家庭结构在四铭带回来一块包装颇为讲究的葵绿色的肥皂后似乎面临着崩塌的危机，这种危机表现在四铭和妻子以及子女的层级关系中。四铭回家把肥皂递给四太太，忽然想起了买肥皂的时候女学生笑他“oldfool”，他不理解是什么意思，于是让自己的儿子去查字典。学程最终查字典知道了这个英文单词的确切意思，却不敢对四铭说实话，因为这会触犯四铭的家长地位和尊严。但不可否认的是，学程的心里会有解不开的谜，即身为道德家的严厉父亲怎么会被年轻女学生骂作“老傻瓜”？饭桌上，学程没有请示父亲吃了盘子里的最后一块菜心，这种行为在四铭看来是不符合礼法的，但他有没有想过这种可能性――他在儿子心中的神圣地位发生了改变？四铭因为没有吃到菜心耿耿于怀，再次借问英文单词为难学程，并且又一次提起了大街上见到的乞讨的“孝女”。但这次四太太和儿子站在了统一战线，揭穿了四铭道德外衣下的情色欲望，骂他“不要脸”。四铭内心潜隐的欲望被太太揭穿，他感到不安，甚至还隐约听到秀儿在他背后说他不要脸。这些变化都在预示着传统家庭的崩塌和家庭层级观念的颠覆，四铭被妻子和儿女嘲笑，他的家长制权威还能继续维持吗？
然而，从结尾段落可以看出，肥皂引发的只是一场无事的风波。个人欲望和家庭伦理并行不悖，欲望被掩藏在传统布棉袍之下，与传统道德共同行进着。肥皂最终“被录用”，四太太最终的屈服使她处于被看被消费的位置。有论者分析道：“耐人寻味的是，四太太尽管洞察四铭的伪善与压抑的淫欲，最后还是接受了肥皂的洗礼，消费了肥皂，也成为四铭的消费品。”{6}四铭将投射于大街上乞讨女孩的欲望转移到了所买的肥皂之上，而在四铭太太对这块肥皂的使用过程中，她被置换为孝女，四铭达到了意淫的效果。四太太对肥皂的持续使用，可以把肥皂视为一个谱系：那就是从皂荚到似橄榄非橄榄味的肥皂，再到檀香味的肥皂。这样一个谱系的绵延，表明了四太太一直在主动或被动地消费着肥皂，她在消费肥皂的同时，也在被四铭消费。四铭的家庭虽然因为肥皂事件经历了风波，四铭的欲望受到了压制，但最终一切都恢复了原样，家庭依然秩序井然，四太太接受了四铭欲望的想象和性暗示。风平浪静的结局，表明了鲁迅对传统家庭生命力和传统儒家伦理虚伪性的深邃洞察。这样的构思，足可见出作者的深刻。
三、叙事者的伦理干预
现代小说的叙述伦理最直接的方式是叙事者的干预。叙事者不管如何隐蔽，或者宣称保持中立，都会自觉不自觉地以种种方式或隐或显地进行干预，而且这种干预往往体现了作者的伦理立场和主观意图。“故事伦理干预有时候以变调形式出现，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以反讽形式道出；其二，从人物嘴里道出。”{7}
尽管叙事者在《肥皂》中隐藏于场景描写之后，但是在微妙的措辞中仍然体现出指点意向。《肥皂》的叙事者在场景描写和词语的使用上都传达了叙事者对小说主人公的嘲弄和戏谑。四铭夜间踱步的场景描写透露出反讽意味，在情色欲望被揭穿的前提下，四铭越表现得一本正经，就越显得虚伪可笑，在对自然景观和四铭动作、心理的陈述中呈现了面带嘲讽的叙事者的形象。叙事者对四铭的嘲弄，体现了他对传统伦理秩序的合法性有所怀疑。且看四铭在家中对学生的批判：“学生也没有道德，社会上也没有道德，再不想点法子来挽救，中国这才真个要亡了。”{8}单就这几句话而言，确实切中要害，体现了说话人“感时忧国”的心态。但因为这呐喊从虚伪的四铭口中发出，不再具有权威性，反而成了一种讽刺。他慷慨陈词、大发议论，所做的却只是在自家院子里反复踱步而已。在更深刻的层次上来说，将情色欲望潜藏在传统道德之下的虚伪的卫道士也来提倡道德，这岂不是最大的反讽？
《肥皂》采用的是场景直观呈现的叙事手法，小说以场景之间的内在联系构成完整的叙事结构。叙事者超然于人物的世界之外，很少进行叙述干预，因而作者的写作姿态和伦理诉求也似乎很不明确。毫无疑问，这种情形正是作者通过叙事者的“隐身”努力达到的结果。作者并不希望读者进行简单的是非二元判断，而是在场景之中，体会到道德观念模糊背后的写作诉求。叙事者的反讽姿态和作者当时所处的时代环境和个人心境有关。五四运动开启了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的思想革命，传统道德处于被批判和反思的境地。
{1} 龚刚：《现代性伦理叙事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页。
{2}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2页。
{3}{4}{8} 鲁迅：《彷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5} [美]凯特・米利特：《性的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年版，第16页。
{6} 朱崇科：《“肥皂”隐喻的潜行与破解――鲁迅〈肥皂〉精读》，《名作欣赏》2008年第6期。
{7} 伍茂国：《现代小说叙事伦理》，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第14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