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文化生态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涵盖了文化及与文化生存发展相关联的各层次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涉及系统内部的平衡、环境的保护和文化的可持续发展等。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紧张对立，不可避免地引发乡村文化生态问题。乡村儒学现象将优秀文化传统、基层文化需要和当代价值追求有效衔接，创建了一种极富文化特色的官民共治的乡村社会治理创新模式，有效提升了乡村公共文化的服务能力，为乡村文化生态建设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和借鉴思考。
关键词：乡村；文化生态；乡村儒学
1955年，美国人类学家朱利安・斯尔德将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应用到文化研究中，首次提出了“文化生态”概念，主张从人、自然、社会、文化的各种变量的交互作用中研究文化产生、发展的规律。顾名思义，文化生态是指文化的生存状态。与环境相区别，生态跨越了空间的相对性，是包含主体在内的复杂关系系统。因此，文化生态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涵盖了文化及与文化生存发展相关联的各层次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涉及系统内部的平衡、环境的保护和文化的可持续发展等。
乡村文化生态是指在乡村生产生活的特定区域内所产生的文化及其与影响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的联系和状态。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社会在深化改革、加速转型的同时，为乡村文化提供了新的生存土壤和发展际遇。以农民为主体的乡村社会文化体系的各组成要素不断更新，加上政府有关部门对基层文化建设的关注度、扶持度和投资力度不断上升，推动乡村文化建设取得了较大的发展成就。但不容忽视的是，社会变迁带来了乡村文化生态系统的紊乱和滞后，物化世界的各种利益和诱惑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乡村社会的宁静与和谐。
一、乡村文化在社会变迁中的生态现状
在现代化、城市化、工业化发展浪潮的冲击下，农业、农村、农民的体系格局与生存状态发生了剧烈变化，反映其变化的乡村文化也受到了冲击和挑战，农民的思维模式、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也随之发生演变，农村文化生态失衡现象日渐严重，主要表现为内生力不足、发展迟滞、总体式微等。马克思・韦伯认为，现代文明的全部成就源于外在技术层面的工具理性和内在精神层面的价值理性的紧张对立，以功效为趋向的工具理性的发达必然损毁价值理性的人文理想。因此，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紧张对立，不可避免地引发乡村文化生态问题。
首先，就乡村文化的自然生态而言，最为突出的问题是作为承载文化主体的农民数量在迅速减少。农民是乡村文化的创造者、继承者和传播者。然而，在农业生产方式发生现代化变革、城镇化建设带来就业机会和利益诱惑等因素的多重作用下，农村社会的农民群体出现一定程度的分化和转移。以青壮年为主的农村劳动力纷纷进城务工，形成颇具规模的农民工现象。在这个过程中，农民游离于城市和乡村之间，并随着生活观念的转变，逐渐与土地和以乡土为生发土壤的乡村文化开始出现剥离。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离土又离乡的社会流动和生存状态，“使得他们从未真正从事农业生产，城市和非农业生产的生活已经抽空了他们对农村和农业文明的文化认同，家乡逐渐成为一个越来越陌生的文化存在”。更让人堪忧的是，农业劳动力的分流，加上农民子女的城市身份转移和国家城镇化建设的积极推进又直接导致了自然村落的消减，反过来加重了乡村文化的主体危机。
其次，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说，规范农村秩序的传统伦理道德出现滑坡，乡亲间的人情关系逐渐疏离。村庄是乡村居民在生活过程中从事生产和交往的共同体，不仅为村民们提供了生产生活的天然条件，也是人们相互交往、礼尚往来的公共关系领域。在地缘和血缘基础上融合而成的乡规民约、宗族文化、传统习俗等伦理道德标准深刻影响着乡村人民的行为，维系和守护着乡村社会恪礼守道、尊卑有序、崇尚和合的文明秩序。但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在推动农村经济和农业发展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乡村传统伦理道德的约束地位和作用在物质利益诱惑下发生动摇。比较明显的变化是，利益驱动促使农民个体的思想异化，伦理情感日益淡漠，行为失范现象时有发生。再加上受封建迷信、低俗文化和道德发展水平的制约，基层村民的道德底线受到频繁冲击，家庭、邻里、宗族之间的各种纠纷和矛盾多发叠加，不断啮噬着敦厚质朴的乡风。
第三，从人与社会的关系来说，农村改革的负面效应渐进衍生出农民社会责任感的弱化倾向。社会责任感主要强调的是个体对他人、对集体的伦理关怀和责任义务，是个人与国家、社会之间关系密切程度的重要考量。在社会变革进程中，农民对国家、社会的责任义务观也在潜移默化地发生改变。一方面，从政社合一的集体劳动模式到以家庭为基础的分散经营模式，随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功能弱化，农民个体对集体组织的生存依赖相对减少，农村基层组织的凝聚功能日渐松弛。而农业税的全面取消，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又直接切断了因税费所产生的农民与国家间的义务关系。另一方面，农民自身固有的小农意识和社会发展焕发出来的公民权利意识，促成了当下农民对个人利益的强烈诉求。在个人与集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处理上，讲求回报与奉献的人逐渐减少，现实社会中出现的果蔬食品安全问题成为部分农民唯利是图、社会责任感缺失的主要反映。
最后，从文化层面上说，乡村社会在传统文化价值发生裂变之时亟须重建新的文化价值体系。社会的快速发展使农民的文化心理、文化认知和文化认同等在各种思想的相互激荡中面临着由传统走向现代，由落后走向先进的机遇和挑战。在文化转型的关键时期，农民群体的文化价值观在传统观念和现代追求的博弈中、在中西方文化相互较量的综合作用下开始明显分化，呈现出新旧混杂的局面。部分乡村优秀文化尤其是很多具有民间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缺乏有效的保护和传承而出现流失，尽管这与乡村文化本身所依存的土壤发生改变有着一定的关联，但乡民文化价值追求的改变却是这一现象的深层次原因。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多元多样思想文化的冲击下，“乡村社会逐渐丧失了文化培育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丧失了自己的话语表达和文化自信，从而失去了文化认同的基础”。因此，在农村传统文化价值体系慢慢解体的同时，重新聚合乡土文化发展的内生动力，构建与主流文化相适应的文化价值体系，是促进农村文化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乡村儒学的现象解读
乡村是孕育中华文化的沃土，在农耕环境里长期积淀而成的乡村文化是中国农业文明的反映，也是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后，随着农村生产方式的变迁和农业发展状况的改变，乡村文化也正在经历着由传统到现代的嬗变。而儒学入乡为改善乡村文化生态现状，促进当地乡村文化建设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也为我们探析乡村文化建设提供了新的思考。
从2013年1月开始，在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山东省济宁市泗水县，尼山圣源书院的学者义工们定期于月中和月末开设两次乡村儒学讲堂，面向村民讲授孝道、知行礼仪等儒学文化。听课人数从开始的数十人到一两百人，参与态度从最初的不情愿到后来的自觉自愿，开课地点从一个村子到周围几个村子甚至范围更大，时间的累积和参与的逐渐广泛换来了村风民情的改良，孝亲敬老、守望相持的景象取代了尊卑错位、情感淡漠等文化失范行为。继尼山乡村儒学活动之后，山东省聊城市茌平县的韩屯镇道德学校、潍坊青州市的“孝礼儒学讲堂”、德州市新四合社区的“周六道德讲堂”等也加入了传统儒学的学习与传播中，山东各地陆续呈现出乡村儒学建设的新热潮，学界将其称为“山东乡村儒学现象”。
笔者认为，乡村儒学现象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一批学者发起的一场文化改良运动，也不能看作是儒家思想的文化复辟。它是促进乡村文化生态建设，重塑乡村文明的创新探索，是乡村民众在社会变革中对基层文化发展需要的自觉选择，是儒学经典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探寻之路。无论发起者的初衷为何，其客观结果和深刻反响对于农村伦理道德的重建乃至整个人文环境的改善具有重要意义。
（一）乡村儒学是将优秀文化传统、基层文化需要和当代价值追求有效衔接的积极尝试
一方面，当代社会所宣扬和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传统儒学有着客观的历史传承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要代表的儒家思想是弘扬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丰厚滋养。在现代社会，重温儒学经典，汲取儒家思想精华，既是社会各界兴起的文化热潮，也是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换和实际融入过程。另一方面，基于乡村基层文化发展的需要，乡村儒学将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在特定的乡土环境下发生联结。“文化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中国传统文化深深地扎根于农村，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如今农村又成为汇聚古今文化精神的实体，在土地上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联动和统一。乡村儒学讲堂不仅使传统文化深入农村、走近农民、贴近生活，推动了乡村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而且在弘扬传统美德的同时，促进了农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认知和价值认同。
（二）乡村儒学是社会力量参与治理，与政府协同管理的具体实践
从政治修辞的角度看，“治理”代表着新的政治理念，是政府管理模式发生转变的重要标志。从2004年建立服务型政府目标的提出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写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中国政府在社会体制改革的推进中，不断整合社会资源，致力于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共同治理格局。这就需要充分发挥社团等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形成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合力，而乡村儒学的创办正是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的具体体现。尼山圣源书院是北京和山东的一些学者在泗水县委县政府的支持下创办起来的，书院的学者义工是儒学建设活动的传播骨干和主要推动力量。他们深入农民中间讲授儒学思想，不但分文不取，而且自愿出资设立乡村儒学建设基金，为村民印制课本、发放补助，并邀请其他领域的专家开展义诊活动、教育宣传活动等。书院辐射领域内的治安案件、信访案件随之明显下降，在促进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同时，乡村儒学得到山东省、市、县有关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和推广，打造出了一种极富文化特色的官民共治的乡村社会治理创新模式。
（三）乡村儒学是有效回应乡民文化需求，努力提升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能力的有益探索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强调指出，要“保障特殊群体基本文化权益”，“以人民群众基本文化需求为导向……加强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乡村儒学建设活动能够结合当地老年人落魄的生活境遇，以孝道教育作为切入点，契合敬老孝老的现实需求，围绕着最基本的人生礼仪和道德修养展开对村民们的伦理教化。为了获取基层民众的自觉认同，提升文化服务的效能，儒学讲堂采用通俗易懂的讲解方式，通过评选奖励的机制来激发当地百姓积极参与到学习和交流中来。值得称道的是，讲堂还联合志愿者演出团选取反映孝顺主题的话剧用地方话进行演出，促使村民在欣赏表演的愉悦中不知不觉地受到启发和教育。据统计，截至2014年6月，“乡村儒学讲堂”开办了76期，听课村民累计达2.3万余人次，在乡民的积极回应中得到不断推广，服务成效也日渐显著。其中，老人和妇女、儿童既是文化学习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又是最大的受益者，他们不仅享受到更多地文化权益实惠，充实了自身的精神文化生活，极大地改善了生活处境，而且成为推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发展的内生动力。
三、推动乡村文化生态建设的路径思考
在文化强国和文化繁荣发展的态势下，相对薄弱的乡村文化生态建设显得尤为迫切。乡村儒学现象促使当地居民的家庭邻里关系出现回暖，促进了文化在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促进发展中的作用发挥，使乡村文化在向前发展的同时，实现了文化生态系统内部各种关系的协调和统一。从一定意义上说，乡村儒学现象为乡村文化生态建设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和借鉴思考。
第一，要自觉发挥文化的传承功能，在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度融合中培育新的乡村文化价值观。“文化的继承就是作为主体的国家、民族、人民以‘扬弃’的方式使适合本国及民族发展的文化保留下来，并在‘扬弃’的过程中不断以理性的方式内化为公共价值的内核，这一内核又会以理性的方式进入到下一轮‘扬弃’的过程。”乡村文化既是世代农民在生息繁衍中创造的智慧结晶，也是对传统文化的不断扬弃和积累再造。尽管历经沧桑，仁、义、礼、智、信等价值精髓始终贯穿于乡土文化的变化发展中，成为构建乡民价值追求的历史根基。因此，乡村文化价值观的重建需要通过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再认同，来激发村民对当代价值追求的情感认同、文化认同和价值认同，进而实现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吸收和内化。这不仅仅是在乡村伦理的现代转换过程中对传统规范和现代价值的凝练与契合，更是广大村民在新时代面临的一次心灵洗涤和精神净化旅程，对于提升人们的精神修养，改善乡村人文环境有着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二，要不断整合社会资源，广泛动员社会公益组织参与到乡村文化建设中来，形成多元共治的文化发展格局。社会公益组织开展的文化志愿活动是基层政权组织有限文化服务能力的有效补充，也是社会力量对乡村文化发展需要的人文关怀和自觉回应。这种社会治理模式源自志愿精神的爱心传递，善举本身就是对村民的一种教育和感染，有助于乡村文化秩序的正向发展，促进人与人之间、人与文化之间、乡村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和谐。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中提出，“要鼓励社会力量、社会资本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培育文化非营利组织”。这就需要在推动文化志愿活动与乡村基层群众文化需求有效对接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文化志愿服务的长效发展机制，保障志愿服务活动的常态化、可持续化。以青年大学生志愿者为例，要想建立行之有效的服务模式和运行机制，就必须搭建可靠的文化服务平台。校地共建能够将学校的人力资源与地方的现实需求结合起来，实现资源共享、互惠共赢，未尝不是一个好的途径和办法。
第三，要因地制宜，在积极挖潜地方文化内涵的基础上，努力推进乡村文化生态环境的整体改善。乡村儒学现象发生在山东并不是偶然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时所说，山东是齐鲁文化的发祥地，在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方面资源丰富。中国有句俗语，“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乡村文化因地理分布、民族习惯、气候环境等的不同呈现出不同的文化个性，乡村文化的独特韵味是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因此，要立足乡村社会的具体实际，在不断挖掘地方文化潜力的基础上，创新乡村文化内涵发展的实践模式。一是以地域特色文化为依托，通过特色乡、特色村的培育以及乡村情结的情感作用将人们对家乡的依恋转换为文化建设行动，促进文化主体力量的积聚发展；二是注重对乡村文化资源的保护和传承，通过文化品牌的建设重新树立乡村文化的自信，增强乡村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三是要推进城市文化资源向乡村基层的拓展延伸，不断繁荣乡村文化市场，扩充文化发展空间，焕发出城乡互动、和谐发展的张力。
第四，要正确处理好文化传承与发展、文化管理与服务以及由文化发展所产生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之间的关系。在乡村文化建设过程中，由于缺乏科学理念的指导和受文化发展能力的制约，人们往往偏重于对当代社会流行文化的宣传和推广，过多地依赖于政府相关部门对文化的管理和指导，忽视了文化组织和文化本身对乡村社会服务供给功能的发挥，因为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又经常陷入对社会效益的短视，导致“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现象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山东乡村儒学现象在弘扬和传播儒家优秀文化的同时，丰富了乡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提高了居民的道德素质和文化素养，实现了乡村文化在传承与发展中的统一。尼山圣源书院与当地政府部门的合作则体现了文化主管部门由管理到服务的职能转变，并且乡村儒学本身也拓展了儒家文化为基层群众服务的途径和方式，在重建公序良俗的同时，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平稳发展，取得了文化建设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两方面的共赢。因此，在乡村基层文化建设中只有正确处理好文化传承与发展、文化管理与服务的关系，兼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才能有效释放出文化在乡村社会中的活力，将潜在的文化软实力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从而不断促进乡村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向前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