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进士题名碑”是将进士的姓名、籍贯、甲次刻于石碑之上的一种功勋碑，它多立于学校之内，是政府对高中进士人的嘉奖和宣传。现存明代进士题名碑共77座，皆立于北京孔庙的第一进院落，在这些题名碑碑额处撰刻有进士题名碑记，是重要的科举资料，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而碑文多由当时大学士所著，文采斐然，具有极高的文化艺术价值。本文就以明代进士题名碑记为重点研究对象，择取较为有代表性的碑记进行分析，结合之前学者的研究，对现存碑文的情况、内容和刊刻进行探讨、研究，以期让读者对进士题名碑记有初步了解。
关键词：科举制度 明代 进士题名碑记 北京孔庙
明代进士是指通过科举最高一级考试――殿试的考生，这些考生因饱读诗书而金榜题名，从此可以进官场、入庙堂，在当时颇受人们尊崇。明政府对进士的重视表现在很多方面，不仅待遇优厚，且有多种祝贺的方式，其中就有“立进士题名碑”一项。明朝沿袭宋元制度，在国学为进士题名立碑，碑上刻录当科进士的姓名、籍贯和甲次，更重要的是在碑额处题刻进士题名碑记。这些碑记记录了该科科举考试的情况，是重要的科举文献史料。
一、现存明代进士题名碑记的概况
明代科考自洪武四年（1371）皇帝亲策天下贡士以来，每三年举行一次，至崇祯十六年（1643）最后一科，共开殿试87科（其中洪武三十年开春、夏两榜，按一科计算），据《明史》所记：“历科进士多出太学，而戊辰仁亨泰廷对第一，太祖召讷褒赏，撰《题名记》立石监门。辛未，许观亦如之，进士题名碑由此相继不绝。”明代建进士题名碑应从洪武二十一年戊戌科（1385）开始，之后一直延续此制。又据陈长文《明朝历科进士题名碑立石年代考》一文考证，洪武四年是否有碑未能确定，洪武十八年乙丑科进士题名碑后期补立，崇祯十六年癸未科未立题名碑，崇祯十三年增立庚辰科赐特用出身题名碑1通。按此计算明代一朝可确定立碑应有87通，其中洪武十八年至永乐十年的10通题名碑立于南京国子监，永乐十三年至崇祯十三年的77通题名碑立于北京孔庙内。现存明代进士题名碑仅有北京孔庙内的77通，南京国子监所存10通已毁。
明朝初期的进士题名碑虽已毁，但在文献中尚留存有碑记，笔者根据《南雍志》《西隐集》等文献，查到洪武二十一年、洪武二十七年、永乐二年、永乐四年、永乐九年、永乐十年6篇进士题名碑记。又据《钦定国子监志》上所记“明进士题名碑有记者凡六十通”，经查嘉靖二十年、嘉靖二十三年、万历十四年、万历十七年、万历二十六年、万历二十九年、万历三十二年、万历三十五年、万历三十八年、万历四十四年、万历四十七年、天启二年、天启五年、崇祯元年、崇祯四年、崇祯七年、崇祯十年和崇祯十三年的18通进士题名碑皆无碑记。又查《钦定日下旧闻考》中记载，嘉靖二十年和二十三有进士题名碑记，而其余几通确无碑记。查《皇明太学志》一书，书中录万历五年以前历科进士题名记，上录有嘉靖二十年和二十三年碑记，但缺正统四年、嘉靖八年、隆庆五年3篇碑记，共记有53篇。在《北京图书馆藏历代碑刻拓片》中可大致录出碑文的有万历十一年，万历二十年、万历二十三年和崇祯十三年特用贡举科4篇。
综上所述，现可考明代进士题名碑记有63篇，第一篇为洪武二十一年所做，最后一篇是崇祯十三年为特用贡举科而做。撰刻进士题名碑记的制度于万历朝末期逐渐消失，究其原因可能因明朝末期社会动荡，进士题名碑又多为后期集中补立，篆写碑记已失去意义，只有崇祯十三年较为特殊，故才单独题刻碑记一篇。而清朝的进士题名碑也遵循了明末制度，都不再做进士题名碑记。
二、明代进士题名碑记的格式和内容
明代所作进士题名碑记的格式、内容、行文风格都较为统一，笔者选取了北京所立的第一通进士题名碑“永乐十三年碑记”为例对其格式和内容进行简要分析。碑文如下：
洪，惟太祖高皇帝受天命混一海宇，诞敷文教，以兴至治，建学设科，以造就多士，三岁一登，其贤能而擢用之，迄今十有余科，贤俊誉髦之士乘时进，布列中外，建功立业，黼黻治化。皇上蓟城大统，率由久章尤焉，以兴学育才为务，故得人至盛有逾，于昔乃永乐十三年。当会试之期时，皇上驻跸北京，天下之士来萃者凡数千人，礼部既合试之，择其中者以进。三月朔旦上御奉天殿亲降制策，咨以古先帝王之治道，圣情谦冲，玉音涣发，在廷大小百执事之臣莫不殚力协心，踊跃承事。先是春雨方将，日未霁，及廷事之旦，玄云卷舒，将雨复止飚微来，天宇廊清，霁景融合。于是诸士子皆得雍容发舒，各据所蕴，以对扬圣训，上答宸衷以自庆。夫千载一时之遇，而天意于此，所以协相文明之运，有非偶然者，既赐陈循以下三百五十一人及第出身有差。传胪之日都城上士舞称欢，以为北京之盛美有以过越前代也。既而礼部请循旧制立石题名于太学，以命臣荣为记。臣惟贤才致志之本也，唐虞野无遗贤书纪其盛，成周济济多士诗咏其美，汉唐宋科目得人史著其实，起来也久矣。钦惟皇上崇奖儒术，作兴士类，而诸士子遭逢圣明，乘风云之会，仰日月之光，得以展其所学，勒名石贞传于无穷，可谓荣且幸矣。虽然后之人将于是观焉，可不慎哉。惟其立身行事，必光明俊伟，上有以裨益国家，下有以惠利生民，斯可以无忝于科目，有传于来世，其又可不思，所以自励哉。臣荣承乏词林祗，承上命谨述国家，所以求贤图志，崇重科目之意与。夫诸士子遭遇之盛者如此，且以传之无穷焉。翰林院学士兼右春坊右庶子奉政大夫杨荣奉敕撰，征仕郎中书舍人朱恽奉敕书。洪武十四年四月十七日立石。
永乐十三年进士题名碑记采用的格式是：先书写“洪惟+正文”；后跟官职、姓名+奉敕撰，官职、姓名+奉敕书；再刻立碑时间。这种格式在现存的碑刻中仅洪武十三年采用。而自洪武十六年以后各碑记均先书撰写、题刻碑记人的官职和姓名，再书写正文。而是否刻立碑时间各碑并不统一，大部分刻有时间，但弘治三年、正德九年等碑记均未刻，经查这些未刻时间的碑大多为后期补立，如弘治三年庚戌科可能为弘治七年补立，正德九年辛未科可能为正德十六年补立等。 进士题名碑记属于记录功勋事迹的刻石，根据永乐十三年碑记分析其主要内容大体可分三个方面，经整理发现其他碑文中所记内容也可归纳为这三个方面：
1.介绍明朝科举情况和当科的考试概况。永乐十三年碑记作为在北京所立的第一通碑记，先追溯了洪武朝的科举情况，记有明朝自洪武三年开科取士，每三年举行一次，选取进士数十人，为国家效力，永乐朝延续此制，并大肆兴建学校，教化人才，在明朝还有“科举必由学校”的规定，更是促进了各地学校的建设。为科举提供了诸多人才。碑文还重点记述了当科科考情况，其他碑记也有这方面内容，多集中介绍会试、殿试、鼎甲进士、传胪仪式、题名立碑等情况。如永乐十九年碑记于篇头叙述对当科考试概况：“是岁，适当策试贡士之期，领乡荐而萃京师者三千人，礼部拔其优者二百二人，三月望日临轩策试，越二日以曾鹤龄为第一，刘矩次之，裴纶又次之，赐进士及第，余赐进士出身，有差。揭黄榜于长安门外。”在宣德二年碑文中介绍传胪仪式情况：“明日陈卤簿，传舻，天子服皮弁，绛纱袍子，御正朝。文武群臣朝服，东西序立。传胪既，群臣上贺其词曰：‘天开文运，贤俊登庸，士之与于斯者，其荣矣哉。’”传胪是指殿试后皇帝乘车亲临太和殿，与文物百官共同举行宣布殿试排名的仪式，这片碑记就写到传胪时皇帝和朝臣的穿着、站位等信息。在永乐十三年碑记中还有天气的描述，这在以后的碑记也很多见，宣德五年碑记中也有类似记载，其意图在于借用天气之变化表达士子参加科考需历经风雨日霁的过程，并表达朝廷能选拔获得众多贤能之人的赞许。
2.表达对进士期许之意。进士是国家之栋梁，朝廷之砥柱，而对于进士的重视，也是对于人才的重视。因此，在多篇题名记中都有对于“人才”问题的论述。永乐十三年碑记中认为“人才”是治理国家之根本，有了贤能的治世之才，国家才能昌盛、社会才能繁荣、政治才能清明，而周、唐等朝都是因为拥有众多“人才”才使得国家繁荣昌盛的。成化二十三年碑记作者就引用夏、商、周朝时的选官制度“三宅”“三俊”来要求选拔有才能且德行好的人，同时也指出人才培养非一日之事，“成汤克用‘三宅三俊’说者，以三宅谓居位者，三俊谓有其才，以补三宅者，何也？人君之治天下，其道虽多，必以人才为先务，然人才之用非预养而素，蓄之一旦，不可卒得也。”士子们寒窗十年，苦读数载，能高中进士实为不易，而碑记往往会用较多篇幅来提出对进士们的期许，永乐十三年希望进士要做“上有以裨益国家，下有以惠利生民”的官员。而洪武二十一年的碑记中更是直接写出国家立石题名于太学，就是希望将进士姓名留于此地，让进士们随时警醒，记住身为官员的责任，为国家和社会做贡献，廉洁正直，让后人可以评介和效仿，“士之膏沐清化，获预兹选者，可谓荣矣。登名贞石，能以忠义自励，则上不负朝廷作人之盛意，下不负平日所学。庶几流誉于无穷，使来者睹兹石，指其名氏，曰忠于国者，曰惠于民者，曰廉介其身者，曰建大义树崇勋者，幸也。其有否者，则斥之，曰奸也，回也，墨以败者也，为进士者可不慎哉。”
3.记录国家、社会，尤其是与科举考试有关的历史情况。进士题名碑记的主要内容围绕科考与进士，因此作者在撰写碑记时往往会描述与科举有关的社会状况。如永乐十三年碑记中记述了永乐皇帝在北京开考会试和殿试，自此这两个考试都在北京举行。而永乐十九年碑记则记载明朝迁都一事，“永乐辛丑，实皇上正大统之二十年，先是上巡狩北京，营建都城邑，至是告成。”明朝对于科举最大的革新在于采取“南北分卷取士”制度，它的实行促进了科举取士的地区公平性，不仅对明清时期科考意义重大，对现代高考也有借鉴意义，在宣德二年的碑记中详细记载了这一制度：“自设科，兼取南北士，而前十有五科，南士往往数倍于北。皇上嗣统之初，诏礼部科举岁取百人，南士十分什六，北士什四，著为令。……盖简用人材，南北并进，公天下之道也。”在崇祯十三年特用碑记也表述了明朝末期的社会混乱，人才难以选用的困局，因此临时选拔岁贡生为官以解困局，“年来资格畛域，抑坏人才，有以仰窥我皇上仅思于立贤无方之大道，盖已有年。而特于此二百六十三人之身一大行其湛恩汪，真如曜灵中天，得光如暖。”这通碑为贡举特用碑，在碑记中也明确写道“此系特用，后不为例”。
三、明代进士题名碑记的撰写人与题刻人
对进士题名碑记的重视，还表现为对于撰写、题刻之人的选取上。撰写题名碑记之人多是由皇帝亲自挑选、任命的，《皇明太学志》记载：“洪武中进士题名记文或学士，或祭酒撰述。永乐以后皆馆阁大僚及吏、礼尚书承命为之。”这些人共同的特点是历经科考而入朝为臣，他们所做之文，对当科进士有更多的期盼。对当朝情况也有更深的认识。
永乐十三年碑记是由当时的翰林院学士兼右春坊右庶子奉政大夫杨荣所撰写的，杨荣是明代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与杨士奇、杨溥合成“三杨”。“三杨”都题写过进士题名碑记，杨荣撰有永乐十三年、永乐十六年、永乐十九年3篇，杨士奇撰有永乐二十二年、宣德二年2篇，杨溥宣德八年1篇。三人都醉心诗词，是文采斐然之人，创“台阁体”诗风，又都是内阁重臣，参与国家管理，由他们所题写碑记足见国家对题名记的重视。而明朝的阁臣李东阳、严嵩等人也都撰写过碑文。在题写碑文的人中还有一批值得注意的人群，那就是各科状元，其中陈循、曹鼐、费宏、彭时、商辂、谢迁、申时行等人都是状元出身，他们通过科举进入内阁，成为一代名臣。他们所撰的碑文中对于科举、进士、入士为官都有自己的看法，如正统十年曹鼐所做的碑记就表达了对历代选官标准的看法：“三代而上，光岳气完，风俗淳厚。尧舜禹汤，文武岳牧之咨，宅俊之用，贤能之实，兴俊造之升进，皆以德行，不由文艺，故其得人致治……秦不修仁义，弃贤任法。汉崇儒术，励名节。而魏晋以来专尚词章。隋设进士之科，率以虚文取士，实行靡闻，凡其兴衰久近，皆有由而然也。唐之科目虽因隋旧，而崇儒之典特厚，故明经得狄仁杰，龙虎榜得韩愈，制科得陆贽，辈其勋劳忠悃。昭于时而垂诸后者，表表可称迨。宋以忠厚养士，以行实取人，革词藻之习，重经术之学，当时得人如韩琦、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诸名贤彬彬辈出。”而他最终认为“三代而下所仅见者，是其治道之隆者，由于人才之用合也”。
进士题名碑记所刻字体均为正楷，而刻写之人多是精通楷体者。篆刻之人虽也由皇帝亲自挑选，但官职大小并无统一标准，经查多为中书舍人一职，中书舍人是专门为皇帝起草诏令的官职，选他们作为题刻者可能因其书法颇有功力。在这些碑文中也有不少大家之作，如程南云篆刻宣德二年丁未科碑记，他精通篆刻、隶书，在当时作品颇受推崇。又如黄养正，他的书法当时著称朝野，擅长丹青善工笔，山东曲阜孔子墓碑之“大成至圣文宣王墓”碑文也为他所书，他还篆刻宣德八年癸丑科题名记。
四、结语
由国家负责撰写、篆刻的进士题名碑记是功勋类碑记，它的制作意义在于让中进士者明白其自身承当的则让，让后人了解当科考试的情况，激励后世，达到兴教化、选人才、宣思想、护统一的目的。这些碑记流传至今日，上面所题刻的内容，撰写和题刻之人的官职、姓名，刻书的字体风格，等等，已然成为我们整理、研究的重要资料，它承载的不只是明朝科举的状况，也是对当时社会情况的反映，是正经补史的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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