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代外国人对于北京的记述，可分为记述庚子战争类、史地类、旅游类等。其叙述视角既有乌托邦的东方想像，更有出自西方中心论的意识形态。
关键词：外国人；北京；记述；史地；指南；游记
一、记述庚子战争
西人有关北京的书籍，包括了历史、地理、民俗、旅游与各种生活指南类的著作。首先是记述近代北京重大历史的著作，其中以记述庚子战乱为主。按照西方新闻学者的说法：这些作者“既是记录者又是辅导教师，既是教师又是向导，既是外交家又是冒险家，甚至在某些场合是……战士”。①这些随军文人的记述往往文体不一，写法多样，也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新闻报道。
报纸专栏文章方面以澳大利亚记者莫里循最为详尽。莫理循是《泰晤士报》特派通讯记者，同时也是英国的中国事务专家。他不仅长于新闻舆论的制造，还影响了英国对华政策。在使馆被围时，他向英国发出求救电报，还向《泰晤士报》寄发了约三万多字的报道，被认为是英国派兵中国的重要因素。其他的西方记者还有英国中央通讯社的斯科特・克里斯顿、《纽约先驱报》的托马斯・密勒、英国《每日电讯报》的狄龙、日本《朝日新闻》的评论员西村天囚、俄国《新边疆报》②的阿尔捷米耶夫等。他们多数随军从天津到了北京，因此记述较为真切。俄国《新边疆报》的德米特里・扬契维茨基曾随俄国军队一起冲锋，并两次随队为俄军探路，还作为先遣部队向导参加了攻打北京的战役。他的报道多在战地完成：“有时在高粱地或者玉米地里，有时在房子里、双轮马车上、树墩上、柳荫树下。最愉快的是在庙里，在那些偶像、供具和香烛中间写。”③在书籍方面，J.O.P・布兰德和E・伯克豪斯著有《女皇统治下的中国》（China under the Empress Dowager，林语堂译名，另一译名《慈禧外记》，1901年出版），主要记述北京义和团的情况；上述两人著《北京宫廷年鉴与回忆》（The Annals and Memoirs of Court of Peking，林语堂译名），将记述范围扩大到了明末和20世纪初，其记述主要根据中文资料，1914年出版。其他记述北京政治并主要以庚子之乱以及慈禧、光绪帝关系为题材的，还有伊萨克・泰勒・海德兰著的《中国宫廷生活》（Court Life in China），1909年出版。美国传教士罗伯特・科尔特曼有《北京被围记》，其曾在北京同文馆、京师大学堂任生理课教师，目睹了北京的战乱。
在此类著作中，英国人普特兰・威尔的《来自北京的唐突信简》（Indiscreet Letters From Peking，此为林语堂译名，一般译为《庚子使馆被围记》），主要记述八国联军进入北京之后的个人见闻，具有高度的写实性。美国汉学家阿灵顿称其为庚子年北京著作中“可能是最浪漫、最生动的”。④德国元帅瓦德西的《瓦德西拳乱笔记》也是一部特殊的著作。瓦德西作为联军统帅，其记述不仅来自于真切的实感，而且还算公允。他看到被占领的北京满目狼藉：“此处表现出一种昔日庄严伟大之态，但亦久已趋于颓废凋残。”⑤对庚子年北京记述最直接的是法国作家比埃尔・洛蒂。洛蒂是法兰西学院院士，任海军文官42年，曾有东方题材的小说《菊花夫人》（后被改编为《蝴蝶夫人》）。他奉法军水师提督的指令，乘坐罗督大卜号舰艇抵华，以军官的身份于10月18日抵京，第二年又重返北京。其以旅行随笔手法记述见闻和感想，陆续寄给《费加罗报》，总字数约在10万字以上，后以《在北京最后的日子》（Les Derniers Jours de Pekin）为名出版（此书也曾由李金发翻译，书名为《北京末日》）。这是一部罕见的作品。作者述其来到皇宫，看到了宫室逃亡时的狼藉景象：皇帝绣花龙被被弃于地，士兵们在象牙、刺绣、珍珠上践踏。在宫中，他穿起皇帝的袍子在龙床上打滚，还偷得隆裕皇后的红缎子鞋，甚至抽鸦片烟。在他笔下，北京“在阴暗的天空下，又是那般忧郁、充满敌意和令人不安。”⑥对于占领者的身份，洛蒂有时也有反思：“我们出现在这里，举止粗俗、满身灰尘，疲惫沮丧，肮脏不堪，貌如未开化的野蛮人，无异于置身仙境的僭越者。”⑦总体说来，比埃尔・洛蒂视北京为博物馆中的标本。在次年返京时，曾为北京出现了铁路感到沮丧，认为是野蛮的西方人“干了这样一件亵渎圣物的事情DD他们炸毁了城墙，令这颠覆性的机器长驱直入。”⑧因此，洛蒂将他来到北京称之为“最后的日子”。从写作技法上来说，该书虽然整体构架是记述性的，属于纪实作品，但又有大量的文学性的描写，具有小说的意味。文字之华丽，显然已经超过了纪实性记述。
二、史地类记述
在史地著作作者中，阿奇伯尔德・立德夫人是英国在华巨商立德的夫人，在华生活20余年，著有《穿蓝色长袍的国度》和《我的北京花园》（Round about My Peking Garden），分别于1901年和1905年出版。朱丽叶・布莱顿与伊格・米托伐诺夫著有《农历年》（The Moon Year），1927年中凯利和瓦尔施出版社出版；朱丽叶・布莱顿写于1935年的《北京》（Peking）主要记述北京的名胜与建筑，在短短时间里重印三次，被林语堂称之为：“堪称是关于这一古都的英语书籍中的典范作品。”⑨“当之无愧地被认为是关于北京的最全面的著作”。 奥斯瓦尔德・喜仁龙有名著《北京的城墙与城门》（The Walls and Gates of Peking），1924年出版，另有《北京的皇宫》（The Imperial Palaces of Peking）三卷，1926年出版。美国汉学家L.C・阿灵顿长期在中国海关、邮政工作，退休后还定居北京。1931年在英文报纸《北京导报》上连续发表《北京的胡同》。1933年，其与威廉・路易森合著《老北京探寻》（In Search of Old Peking，林语堂译名），由亨利・威西出版社出版。该书还将1935年前关于北京的西文著作列为附录，为以后的北京研究提供了方便。此外还有阿尔封斯・伐维尔的法语著作《北京历史描述》，1897年北京北堂首印，1900年再版。德克・波迪《北京的日常与年节习俗》（Annal Customs and Festival in Peking），1936年在北京出版。庄士敦的《紫禁城的黄昏》（Twilight in the Forbidden City），1934年在伦敦出版。唐纳德・门尼的《北京之盛观》（The Pageant of Peking）1920年在上海出版；悉尼・甘博的《北京社会调查》（Peking：A Social Survey），1921年在纽约出版；海因茨・冯・佩克哈默尔的《北京》（Peking）1928年在柏林出版。约翰・伯杰斯的《北京的会馆》（The Guilds of Peking），由哥伦比亚大学于1928年出版。还应指出，英国作家毛姆1912年开始发表中国题材的作品，1919年来北京游历，其散文被收入《在中国屏风上》（On a Chinese Screen，1924年出版）中。英国哲学家罗素1920年来中国，担任北京大学客座教授，其《中国问题》中相当篇幅涉及北京。日本人的史地类记述有阿部似二的《北京》（东京新潮社1941年版）、村上知行的《北京的历史》（东京大阪屋号1941年版）、佐藤清太的《北京――转变的古都》（目黑书店1942年版）、冈本正文编译的《北京纪闻》（东京文求堂书店1904年铅印本）、中野江汉的《北京繁昌记》（王朝佑译，北京醒中印刷社1922年铅印本）。1904年，日本驻屯军甚至还邀集汉学家编纂了《北京志》，由汉学家、帝国大学教授，时任北京大学教习的由服部宇之吉统稿，1908年由东京博文馆出版。全书39章，40余万字，主要记述晚清以来的北京各方面情况，并附有几十幅照片。 在史地类作品中，对古老帝都的赞美是西人著作的主流。立德夫人在《穿蓝色长袍的国度》中说：“在所有我到过的地方中，北京是最奇妙的。”对于北京严格的空间建制，立德夫人尤为敬畏：“事实上，如果北京是像它规划的那样DD或许它曾经就是那样DD我想不出有比北京更雄伟的城市。北京城的总体规划规模宏大，特别是站在钟楼往鼓楼或站在鼓楼往钟楼看，其透视和比例的安排极佳，既有距离感又注重细节。”立德夫人甚至认为，比之紫禁城，巴黎的杜乐丽宫（通译“土伊勒里宫”）和伦敦的圣詹姆斯宫都“太逼仄”，甚至就是“玩具”，“唯一能够与之相比的只有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阿灵顿认为北京是艺术之都，“是最有能力、最有文化、最具艺术鉴赏力的地方……即使在今天，失去了昔日辉煌的她仍充满了浪漫传说，是世界艺术的朝圣地，对旅游者来说即使不是远东，至少也是中国最具魅力的地方。”朱丽叶・布莱顿的《北京》一书文字极为优美，不妨引述一段林语堂的译文：
分析北海这块被人遗忘的角落的迷人之处……是不可能的。这魅力是一种应仔细品尝的味道，是一股沁人心脾的香气，是我们眼中的色彩，倒映湖中的柳；是灰色的石堤，如同沿湖岸扭动的巨龙。这魅力存在于南飞的鸭群中，存在于风吹动的青草中。那青草爱抚着破旧的汉白玉石栏，一如鲜嫩的灌木在金色屋顶中伸展。它们还存在于蓝蓝的水中琉璃瓦的倒影里，存在于被淡紫色的通道略微染成紫色的乌鸦翅膀上，存在于黄昏站立在岩石上的挺拔的苍鹫中，苍鹫们像立在基座上的铜像一样，凝然不动，也存在于惆怅地凝视着我们的历史的思忆中，存在于轻柔地融入尘埃的今日之忧伤中。
西人著作对北京的盛赞有着明显的“东方主义”的意味，很难摆脱殖民主义的叙事主体。恰如鲁迅所说：“外国人中，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占了高位，养尊处优，因此受了蛊惑，昧却灵性而赞叹者，也还是可恕的。可是还有两种，其一是以中国人为劣种，只配照原来模样，因而故意称赞中国的旧物。其一是愿世间人各不相同以增自己旅行的兴趣，到中国看辫子，到日本看木屐，到高丽看笠子，倘若服饰一样，便索然无味了，因而来反对亚洲的欧化。”在西人眼中，北京显示出比之欧洲城市落后、保守的一面。连立德夫人在《穿蓝色长袍的国度》中也说北京处于“更野蛮的时代”“北京城留给我们的只有深深的遗憾：构思完美、规模宏大的北京城竟会如此破旧。”对于更多的西人来说，由黄包车、骆驼、长袍与低矮的四合院组成的中世纪城市，恰恰印证着欧洲的“现代”。
有些史地类作品是对北京考古学、地理学的专业研究。比如对北京城墙长度的测量。据林语堂考证，马可・波罗认为元大都城墙周长是24英里，喜仁龙和埃米尔・布莱奇奈德均认为这个数字不确。喜仁龙“几乎是一码一码地研究了城墙构造”，认为大都城墙周长不超过50华里。后者经过测量，在其《北京研究》中的结论是大都城墙周长是50华里。对于明城墙周长的看法，《明史》对北京内城城墙长度的记载是28华里，而阿尔封斯・比尔利・伐维尔的《北京的历史描述》（法国1900年出版）提到，1874年法国军官弗莱利斯和拉比德测量北京内城的周长应为41.26华里。这一结论后来被喜仁龙证实。另外，西人还提供了较科学的北京地图。朱丽叶・布莱顿的《北京》、阿灵顿与路易逊的《老北京探故》与M・法博的法语著作《北京》（1937年出版）都出示了详尽的地图，并指出了不同时期北京城的位置。
还有一种著作较为特别，即指南类书籍。20世纪初以来已经有了几个版本，其中主要有阿奇伯尔德・里德夫人的《北京指南》（Guide to Peking），1904年Tientsin Press 刊行；Emil Sigmund Fischer（斐士）的Guide to Peking and Its Environs（一译《京师地志指南》，1909年Tientsin Press出版）、Isaac Taylor Headland（何德兰）的A Tourist’s Guide to Peking（一译《北京旅游指南》，1907年出版）、Thomas Cook（库克）的Peking and Overland Route（一译《北京和陆地路线》，1917年上海出版）等（上述著作均未有中译本）。与中国人的指南书籍不同，西人的“北京指南”用了许多篇幅介绍北京的名胜，但对于中国人的生活介绍很少，而对在京西人的生活设施的介绍却非常完备，涉及教堂、医院、邮局、饭店、报刊、俱乐部、学校等，也有西人较多任职的机构，如总税务公署、总邮政司、邮政局、电报局、汇丰银行、德华银行、东方汇理银行、华俄道胜银行、横滨正金银行等，还有专门为西人服务的机构与设施。仅对墓地的介绍，就有英国墓地、法国墓地、俄国墓地、葡萄牙墓地、国际墓地等。其他的还有为方便西人旅行与生活的汇率、交通、气象等知识。
史地类著作穿插图片、绘画作品很是常见。《北京的城墙与城门》有109幅照片和50种绘画作品，《老北京探故》也插入了许多城市平面图和版画。朱丽叶・布莱顿的《北京》也附有许多照片。在北京大学有五年教龄的英国人燕瑞博著有《北京生活见闻》，用了100多幅照片记录北京的各种中低层生活。在赫伯特・怀特的介绍类著作《美丽的北京》（Peking the Beautiful，192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中也有大量的旅游照片。最具代表性的是德国女摄影家赫达・莫里逊的作品。其于1933～1946年间住在南长街，拍下大量照片，直到1946年内战爆发才离开。莫里逊著有《老北京的摄影师》（A Photographer in Old Peking），1985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中译本名为《洋镜头中的老北京》，同时还用作美国作家乔治・凯提斯《丰腴时代：北京1933～1940》（The Years That Were Fat ，Peking，1933～1940）中的插图。
三、日本人的北京游记
日本人的北京游记属于一大类。大正年间，从日本前往中国大陆的旅行线被固定下来。1919年开始，日本铁道院以原来的英文东亚指南书为基础，出版日文《朝鲜、满洲、中国指南》。当时日本政府还发售了“日中周游券”，并规定了两种中国游历线路，日本文人游历中国遂成风尚。芥川龙之介1921年以大阪《每日新闻》海外观察员的身份抵华，从3月到7月，在游历上海、杭州、汉口、洛阳等地后来到北京，住在八宝楼胡同的《每日新闻》北京分社。他穿着中式服装，一个月流连于雍和宫、什刹海、琉璃厂、北海、天坛、万寿山、白云观等地。回国后，他按照在中国访问城市的顺序撰写旅行记，分别为《上海游记》《江南游记》《长江游记》，发表在《大阪每日》（1921年8～9月，1922年1～2月）、《女性》（1924年9月）上，其中的北京游历部分名曰《北京日记抄》，发表在1925年6月的《改造》杂志上，并在1925年11月结集为《支那游记》在改造社出版。由于芥川龙之介的北京行程相对较晚，其游记中的北京记述也是最后的文字；更因为身体原因，其北京记述只用两天时间完成，故而相对简略，而且多是采访的记录。但考虑到其对倒数第二站天津的记述根本没有，或者只有明信片上的简略文字，因此北京记述的文字还算是多的。次年5月，中国学者夏D尊写下《芥川龙之介氏的中国观》，介绍他在中国的游历，发表于《小说月报》第17卷第4号。1927年，夏D尊还将《支那游记》收录在《芥川龙之介集》中，由开明书店出版。另一作家谷崎润一郎也曾手持铁道院的“导游书”，1918年经由朝鲜来北京，曾发表《忆东京》《都市情景》《恋爱与色情》等文。在年轻的作家中，吉川幸次郎于1928年来北京大学留学三年，1931年回国后写下《中国印象追记》。此外，涉及北京的日本人中国游记还有股野豚1908年的《苇杭游记》，《大阪朝日新闻》的记者内滕湖南的《燕山楚水》（1900年），学者小林爱雄记述1908年来华访问的《中国印象记》等。其中，内藤湖南是汉学家，其北京游记还叙述了自辽金以来的北京城市沿革，并大量引述了中国古代典籍。 赞美北京是日本人游记的主导方面。内藤湖南虽早就耳闻北京城之壮丽，但一见之下仍不免惊叹：“余观京城，若其规模，则居然乎大国首都也，若得缮治之宜，其壮观比之泰西诸国首都亦不必相让。”芥川龙之介到北京的第三天就给友人写信：“来北京甫三日，即迷恋于北京矣！虽不能住在东京而旅居北京，乃余之夙愿，昨夜，观剧于三庆园，归途过前门，上弦月高悬，其景色难以形容。与壮大的北京相比，上海如同一蛮市。”其《杂信一束》记述了他在中国旅行最后一站天津与友人的一次谈话，还是表明了对北京的热爱：
我：“走在如此西洋风格的大街上，也不知为什么，我特别感到一种乡愁。”
西村：“你还只有一个孩子吗？”
我：“不，我可不是想回日本，而是想回北京啊。”
芥川龙之介对天津印象不佳，其中有爱恋北京这个纯正东方城市的原因。他在离开天津前接受了日报记者的采访，对北京评价说：
从南方来到北支那一看，我的眼界大开，所见之物都是大支那，那种在无言之中都好像在向你说明这就是数千年前就已文明了的支那的感觉，那确实是一股使人震撼的雄大的感觉。我想将来去统一这大支那的都城一定还会是这北支那。
我在从南到北巡回旅行支那的过程中没有一个地方像北京这样使我喜欢的。正因如此在这里滞留了一个月之久实是让人心情愉快。登上城墙放眼望去，几座城门像是被苍茫的白杨和洋槐的街道一点一点向内编织出来似的。在处处合欢开放着的花也是好的，特别是看到例如在城外广野上奔走的骆驼的样子等时，会从内心涌出一股难以名状的感觉。
作家鹤见v辅的《北京的魅力》评价北京说：“我一面陶醉在支那生活的空气中，一面深想着对于外人有着‘魅力’的这东西。元人也曾征服支那，而被征服于汉人种的生活的美了；满人也曾征服支那，而被征服于汉人种的生活的美了。现在西洋人也一样，嘴里虽然说着Democracy呀，什么什么呀，而却被魅于支那人费了六千年建筑起来的生活的美。一经住过北京，忘不掉那生活的味道。大风时候的万丈的沙尘，每三月一回的督军们的开战游戏，都不能抹去支那生活的魅力。”
由于日本人在明治维新“进入近代”后对中国的轻视，日本人的北京记述带着明显的殖民者眼光。这一点连芥川龙之介亦不能免。内藤湖南就常常使用厕所来转喻北京，说：“大街与胡同之角落，胡同屏侧，到处可为粪便堆撒之处。故行于北京街头，空中隐约飘过粪便臭气，觉整个北京城乃一大溷圊。然明时都城建筑旧规，有壮大下水设备，比之文明国都府毫不逊色，清朝文明如何，则由此可以推想矣。” 对北京历史怀念的乌托邦想像，与对现实关照中“日本已经进入近代”的意识形态维护，始终是日本人的中国观，其对北京的记述也不脱离这一点。
注释：
① [美]约翰・霍恩伯格. 西方新闻界的竞争[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85：164.
② 《新边疆报》1899年创办于旅顺，初为周三报。1905年迁往哈尔滨，改为日报。
③ [俄]扬契维茨基. 八国联军目击记[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3： 260.
④ [美]刘易斯・查尔斯・阿灵顿. 古都旧景DD65年前外国人眼中的老北京[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14，
⑤ [德]瓦德西. 瓦德西拳乱笔记[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45.
⑥⑦⑧ [法]比埃尔・洛蒂. 在北京最后的日子[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6： 71，75，177.
⑨⑩ 林语堂. 辉煌的北京[M].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338，150，150，310.
[英]立德夫人. 穿蓝色长袍的国度[M]. 北京： 时事出版社， 1998： 1，5～6
[英]立德夫人. 我的北京花园[M].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4： 48.
[美]阿灵顿. 古都旧影DD65年前外国人眼中的老北京[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9.
鲁迅. 灯下漫笔[J]. 莽原，1925（2）～（5）.
参见刘建辉. 魔都上海DD日本知识人的“近代”体验[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日]内藤湖南， 青木正儿. 两个日本汉学家的中国游记[M].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2： 34，83.
[日]竹中宪一. 北京历史漫步[M].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1： 1.
参见日华公论[J]. 1921（8）： 87～88.
鲁迅曾选译过鹤见佑辅的随笔集《思想・山水・人物》（《北京的魅力》被选入该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2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