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对1944年中外记者赴延安考察的应对并非当作一个孤立的个案处理，在面临美国政府要求向延安派遣军事人员之际，蒋介石权衡利弊，曾有以答应外籍记者赴延安考察要求而拒绝美国军事人员进驻延安的考虑。在豫湘桂战场失利的大背景下，蒋介石对中共在美舆论影响的高估及其对美国驻华记者与官员的不满，大大加深了蒋介石对此事的疑虑并予以强力关注。蒋之焦虑在于担心中共在美宣传使美国改变对华政策并与中共建立直接联系，使其不能独占美国对华军援。仅从舆论宣传视野考察，中共获得了极大成功，国民党遭遇极大挫折;若从国共双方对此事博弈的最终目的来看，中共的成功似乎尚留遗憾，国民党的失败也非完败：美国并未因中外记者对中共的正面宣传而改变其对华政策。
1944年的中外记者团赴西北考察虽然仅仅是数名记者的一个采访活动，①本身并不具有任何军事意义，但在当时却是引起国共双方高度关注的一个重大事件，国共双方对这一事件的关注和重视程度超越了事件本身。70年来，学术界对这段历史已有相当充分的阐述，其重点围绕三个方面：一是重点描述中外记者团赴边区尤其是在延安的活动纪实;②二是国民党方面对中外记者团赴西北考察一事的种种阻挠和破坏;③三是个别历史人物在这一事件中所起的作用。④
尽管相关论述众多，但从已有研究来看，对蒋介石及国民党方面的叙述多在国民党方面的阻挠和破坏的层次，少有整体之论述。同时，既有论述也多局限于舆论宣传的层面，未有深一步的探讨。笔者以为，就蒋介石及国民党方面对中外记者团赴西北考察这一历史事件仍有几个问题需进一步厘清：外籍记者要求赴延安考察与美国要求派美军人员驻延安几乎同时出现，蒋介石对二者是如何考虑与取舍？蒋介石对中外记者团赴延安考察的决策过程中究竟是如何考量？不带有军事目的的几个西方记者一个访问要求，为何引起蒋介石的高度关注？中共对中外记者团赴延安考察的高度评价是否意味着中共在此次宣传战中达到其最终目的？国共双方对记者团高度重视的背后，其最终角力的重点在什么地方？回答上述问题即是本文的主旨所在。
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对新闻记者赴战区考察就一直有严格的规定与控制。早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初，曾有陪同外国记者参访过中共控制区域的黄仁霖就为蒋介石起草《战区外籍记者团办法》，草案中对参加战区访问的外国记者的资格作了严格的要求，如要求该记者必须为“新闻界公认”的著名通讯社或大报馆记者，著名作家还需要外交部介绍，其目的主要在于“监视外籍记者在前方行动及检查稿件”，具体工作划分为内勤、检查、外勤等等。①针对部分外籍记者利用新闻记者证到内地采访的情况，国民党方面要求各省政府及宪兵司令部，若遇到此类情况，要“严予拒绝”或“严予驳斥，以杜流弊”。②记者到战区要经过层层审批，按照军委会规定，中国新闻记者要有一年以上战地采访经验，外国记者“应在外交部正式登记后，始得申请为战地记者”。③中外记者要通过正常途径赴边区实地采访考察具有相当的困难，尤其是外国记者更难。抗战初期赴边区考察的外国记者大都未经国民政府批准而通过非正式的途径进入边区。全面抗战开始后，中共的影响与日俱增，但外国记者真正了解者甚少。一个具有重大报道价值的新闻对象却总是无缘得见，对于新闻记者来讲无疑具有相当的诱惑，尤其是对外籍记者而言。为此，在重庆的外籍记者主要是美国记者中逐渐形成了一股要求放松赴延安采访限制的浪潮。
共党对美之宣传几乎成功，驻华外国记者要求准赴陕北共区考察，此与罗斯福总统电商派考察团往陕北山西侦察华北敌情事同一作用。余对罗斯福派员一节则婉拒其进入延安，盖防美政府公开与共党发生关系也。至对外国记者则允其前往以释外人之疑，此一政策实为共党意料所不及，将来实地调查之结果如何虽不可知，但决不致比现在之形势更有利于共党也。本月下旬对此事之考虑与宣传实为主要工作之一。④
蒋的日记至少说明以下几层意思：首先，他认为这是中共在美国舆论宣传成功导致的结果，中共是外籍记者赴边区考察的直接推手和“幕后主使”。其次，他认为派遣军事观察团到延安与外国记者赴延安考察作用并无二致，但派遣军事人员比外籍记者赴延安的性质和情况更严重，故有拒绝之意。再次，蒋认为同意外国记者此时赴延安出乎于中共之外，考察的结果也不一定有利于中共。蒋的高级幕僚唐纵也认为：“不妨将计就计，顺风转舵，苟能因此使共党问题有一解决，未尝不失为一策。”⑤在其看来，外籍记者赴延安考察还有可能对解决中共问题有所裨益。
允许外国记者前往陕北匪区参观而不准美军派员调查实亦一大政方针也，但未知其后果如何耳。至外国记者考必须限以三个月为最少时期，则匪之内情与宣传及其欺诈手段当可暴露若干，此亦重要之对策耳。
与一般人认为外籍记者在中共区域停留时间越短越好，以免为中共“迷惑”不同，此时蒋介石还希望外籍记者在边区停留时间至少三个月，显示其开罗会议后的某种“自信”。3月4日，蒋考虑对敌与对共方针，“对共罪行宣传稿以暂不发表为宜，待外国记者考察陕北回渝后视其心理如何再定方针”。与此同时，蒋介石认为外国记者考察团与美国军部派员侦察华北后对中共有利也可能有害：
1.利的方面共党虚伪宣传完全戳穿;
2.害的方面，深中共党之毒计承认共党力量，要求我政府准许其接济共党武器。
蒋介石又在本星期反省日记中认为：
美国切不可信驻华情报人员极浅薄幼稚之报告，以造成将来中美合作政策不幸之结果。⑨
蒋介石在1944年对此总结：“美国在华记者与其文武官员对我危害最大者以尽量揭发我政治上之弱点以及我国内社会党派之矛盾冲突与经济之危险情况”，且“为共党有组织之反宣传所包围”，“危害更大”。不仅如此，蒋介石还认为国军军事失利也因美国在华记者军人“对我军弱点尽量扩大其词并任意猜测我军今后之行动与计划。此种消息皆用无线电码发出，敌军截获实无异为敌张目，壮敌胆力，敌军本不敢深入，因得此报导即不欲前进而亦不可能矣，我诚受其害无穷也”。①在蒋介石眼中，美国记者及其驻华官员实在“可恶”且“助纣为虐”。
诚然，美国驻华官员的确发回许多揭露国民党弊政的报告，美国驻华使馆三秘谢伟思就是其中的典型。谢伟思在报告里对国民党的贪污腐化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并断言国民党不再是中国统一和进步的力量，其现行政策“必定要失败”，美国可以在中国民主化进程中发挥积极的影响。②蒋介石将驻华美国官员对其弊政的揭露乃至军事的失利都归于中共的宣传或美国在华记者与官员，显然有夸大其词之嫌，这是为失败寻找借口，无法让人信服。
其实相较于中共而言，抗战期间蒋介石对美宣传之重视和投入是中共远远所不能比拟的，特别是对有利于自身形象的事情在美国宣传更是不遗余力。1943年9月7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就处理中共问题采用政治解决一事，要求宋“召集在美有关人员积极进行，择其重要日报与杂志皆能全文登载对我政府赞扬之评论，期收大效”，在宣传经费方面当“不惜一切”。③
比较国共对美宣传及影响，无论在经费的投入、人力的安排、机构的设置等方面，中共与国民党相比有相当大的差距，毕竟国民党掌握中央政权，其掌握和能够动员之资源，中共均不能望其项背。
许多地方治安不好，一有乱子，便归咎中共的煽动，其实以现在政治经济情形，没有中共也要出乱子。在民国以前没有共产党，历史上常常有农民暴动的事发生。把所有变乱的原因都归结于共产党的煽动，这是自己逃避责任。
唐纵认为“其言甚得要领”。⑥尽管张治中针对的是地方治安，但蒋介石及国民党将其在美国舆论界所受批评归咎与中共和美国记者及驻华官员，二者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可见，蒋介石对中共对美宣传影响的“高估”与其对美国在华记者与驻华官员的“厌恶”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其对外籍记者赴延安考察的疑虑，此后不久，蒋介石在美国压力下不得不同意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加之国民党在豫湘桂战场的溃败，这都使蒋介石对外籍记者赴延安一事愈加重视。
自蒋介石决定允许外籍记者赴延安考察后，在美国压力下，蒋介石又不得不同意美军派军事观察人员进驻延安，不如意的事情接踵而来，让蒋感到苦闷异常。1944年3月，蒋介石自感“忧闷异甚”，其中之一即为“英美记者赴延安考察准许其请求而准备与运用则乏人”。⑦为将外籍记者赴延安考察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蒋介石采取了一系列举措。⑧
一是淡化此行的英美记者尤其是美国记者为主的特点。为加强控制，国民党方面将外籍记者团改名为中外记者团。其中中国记者9人，分别来自为国民党所掌控的重要报纸《中央日报》《扫荡报》以及中间立场的《大公报》《新民报》《商务日报》等记者;外国记者6人，这其中既有倾向于国民党方面的美国《天主教信号》兼《中国通讯》记者夏南汗神甫，《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兼国宣处顾问武道，也有立场较为客观甚至有点“倾共”的爱泼斯坦、福尔曼、斯坦因、普金科等人，加上正副领队谢葆樵、邓友德及国民党中宣部派来的4人，总计21人。
二是在考察线路及时间上，极力淡化此行考察的特色。外籍记者本来主要是想赴延安考察，并未提出赴西安考察等要求，但经多方考量，国民党方面要求考察团必须先考察国民党控制的西安等地后才能到延安，以中外记者西北考察团之名淡化其主要是赴延安考察的特点。对于出发时间，国民党方面则一再延宕，蒋对此解释为：
林祖涵即将来渝，拟待其到达后与之洽商，俾记者得自由参观之办法。不料林等迟滞不来，而外籍记者每周于记者招待会席上对我政府作无理要求。余乃嘱转告外籍记者，国民政府对外人有保护之责，故此行之准许与我政府自有主权并自有计划与主张，决不能任人作无理之要求，更不能以共党已来信欢迎其前往考察而即改变我政府之主张与计划，彼等乃始慑服。①
负责国际宣传的曾虚白为此紧急制定应付办法为：
3.外记者未入延安前，各地长官应准备资料供其参考，出延安后各地长官应准备资料以打消奸党宣传。
4.各地应布置深受奸党痛苦之党政界人员以及平民百姓设法使与外记者接触，述其亲身之经验，尤应注意青年劳动营之训练成熟人员。②
事后证明，国民党方面基本上是按照此方法进行的。
1.奸伪罪恶最好由人民口中披露，凡由特区或沦陷区逃来人民有知识而明了奸伪阴谋者或身受奸伪残害者，应设法与外籍记者接触揭穿其阴谋及民主自由之虚伪。
2.受奸伪残害者之党政军人员尽可设法使与外记者接触，述其受害经过。
3.披露奸伪罪恶应着眼于破坏抗战、残害民众、破坏烟禁、金融、邮政及苛税走私等收集物证以供参考，尤以举出当地发生实际事件为要。
4.人民与外记者接触应方法自然，地点适当注意周到。
5.各军政长官与外记者谈话分别在各人职位就本方面所发生重大事件予以说明或供给其资料，对奸伪破坏抗战破坏军令政令之统一表示痛心，仍力持容忍宽大，冀其觉悟团结抗战，此项谈话可作成书面交付。
6.各机关团体之观点言论应强调军令政令之统一，拥护蒋主席并强调同盟国之友谊。
7.各地军政长官接待时应本战时节约之旨，当地英美同学及文化团体尽可予以简约之招待以表欢迎。③
蒋的布置十分周到详尽，希望通过这种举措使中外记者勿对中共及边区产生好感。可见，国民党方面拟定的对策核心是拟通过事先“防毒”与事后“消毒”，借此影响中外记者对中共及边区的观感。事实证明，上述方针和办法成为国民党当局应对此事的指导方针。蒋介石为这次“灾难性”的访问拨款500万元，其中五分之三用在机密的“特殊安排”之中，那就是“封锁、欺骗、监视和‘导游’”，戴笠派出392人，二陈（陈立夫、陈果夫）派出413人，胡宗南派出400人专门进行此项工作。①唐纵曾对此评论：“为了外国记者赴延安参观，动员了各机关，忙乱了上层要人们。”②
一直以来，学界对中外记者团赴延安考察这一历史事件的基本价值判断为：中共对外宣传获得极大成功，国民党的阻挠政策最终失败。③如果仅从舆论宣传的角度评述，这一判断并无不妥。的确，中外记者此后在国内外媒体掀起了一股报道中共的高潮，“这是继斯诺的《西行漫记》之后，对红色中国规模最大的一次报道”。④1944年8月14日，蒋介石听取邓友德等报告延安情形：
凡本国新闻记者所得之观感于共匪之倒行逆施与其重外轻华之言行无不为之痛愤，而外国记者多为其迷惑。⑤
邓友德的汇报中所述外国记者之“迷惑”间接说明了中共的成功。其实，不仅外国记者对中共大加赞扬，国内不少记者甚至部分特务也表示承认中共“组织力强，与人民成一片，军事不可侮，生产成绩好，文化方向对”，“公开表示，国共决不能打，只能政治解决”。⑥
1944年中外记者团赴西北考察一事在当时即被中共视为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周恩来在1944年5月为中共中央西北局作时局报告中将中外记者团将来边区与林伯渠出去和国民党谈判、国民党军队在河南战役中的溃败并列为当时的几件大事。
由于来延外籍记者的报导，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根据地的真相及其对于协助盟国抗战事业的重要地位，将逐渐为外国人所明了。⑦
在由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更是将外国记者赴边区及根据地考察与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相提并论，视之为“国际统一战线的开展”，中共“外交工作的开始”。⑧中共对这一事件的高度评价恰恰说明了问题所在：中共认为中外记者团赴延安考察仅仅是担负了宣传中共及边区的任务吗？实际上，外国记者赴边区考察并非始自此次中外记者团，中共的对外宣传或外国对中共的了解也并非仅因此次中外记者团赴延安考察。如果仅仅因为赴西北考察的中外记者在国内外媒体发表了不少宣传中共及其边区与抗日根据地的文章就给予如此高的评价，在“武力决定政治”的民国政治逻辑中显然并不能完全解释这种评价，其“外交工作的开始”之评语已经超越了单纯的考察宣传意旨。蒋介石对中外记者团赴边区一事曾大伤脑筋，动用大量人力物力。既然如此，当初为何同意外国记者赴延安考察？不少论著中均以外国驻重庆记者及美国的压力为由，但考虑到蒋介石为赶走史迪威，不惜与罗斯福抗命，区区几个记者呼吁的压力就能迫使蒋介石答应的结论似乎不太符合蒋介石的性格特征和处事方式。显然，国共双方对中外记者团赴西北考察一事的角力不能仅仅停留在舆论宣传层面，这一事件的背后是国共双方更为深层的考量。
自全面抗战以来，美国一直是蒋介石外交考虑的重点，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更是如此。但中美之间的有关军援、人事、贷款等问题一直磕磕碰碰，并不顺利。对蒋介石坚持反共的举措，美国一直持批评态度，甚至不惜以物资援助逼迫蒋介石缓和国共关系，蒋对此极为不满又无可奈何。美国政府及舆论界对国民党的批评使蒋介石担心美国改变其单独支持国民党的政策，特别是涉及敏感的军援物资分配。1944年4月，以河南战役为开端的豫湘桂战场上，国民党军队丢城失地的状况更是与盟国节节胜利的大背景背道而驰，国内外舆论一片哗然。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美国驻华官员对中国国内混乱情形的报告及英美记者对中共的正面宣传更是让蒋如坐针毡，担心美国政府改变对华政策，特别是担心美国政府与中共建立直接联系并予以军事援助，加强中共力量。果若如此，对于蒋介石试图解决中共问题无疑是雪上加霜，其对几名外籍记者赴延安考察一事的“过分”关注自然也就“合情合理”。
对中共而言，为做好迎接中外记者团赴延安考察一事几乎是全党上下动员。其考虑显然也不仅仅是舆论宣传，而是借此希望美国改变将援华军事物资单独给予蒋介石的政策，获得其中的一部分。果能如此，对于改变中共在国共政争中的重大意义将不言而喻。唐纵就认为： 共产党要求外国记者赴延安观察，必将表示共党如何抗日，但要求同盟国给予直接接济。①
蒋介石更是认为中共利用美国制华政策“扰乱我政治，动摇我政府，破坏我抗战，以达其夺取政权的目的”，对美国不知警醒觉悟“可痛”，“可笑”。②蒋之评论尽管武断，但其担心美国改变其对华政策，进而支持中共的忧虑倒是部分道出了中共的最终目的。
至此，我们对中外记者团赴延安考察一事或可有新的认识：仅从舆论宣传方面来看，中共无疑取得了重大成功，蒋介石及国民党所拟定的阻挠政策完全失败;但从国共双方所看重的美国对华政策来看，中共并没有得到原来所期许的美援分配，也未能真正与美国建立起直接而稳定的联系;蒋介石所担心的美国可能改变对国民党的支持政策并未发生。从这个终极意义上讲，中共的成功尚留些许遗憾，而蒋虽失败但并非完败。或许正如邓野先生所论，某些历史事件的“知名度与它的历史地位并不对称，它在宣传上的意义远远高于它的实际意义”。③笔者也曾指出，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新政权为表示自己的“进步”而有意识地突出北京政府的“落后”，这在20世纪上半叶以“革命”为时代宠儿的特殊历史场域下更是异常突出。④同样，中共取得政权后，国民党作为操纵中外记者团赴西北考察一事的“主角”，在已有的历史叙事中不经意间却沦为了“配角”，人们对这一事件的关注也就较多地从中共的视野出发，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历史的另外一方。因此，从还原历史本真，了解历史多维面来看，中外记者团赴西北考察这一历史事件在沉淀70年后，学界对此的探讨仍有继续的空间和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