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儿子路易斯被蒙面人枪杀之时，宝拉正在家中看肥皂剧。
72岁的宝拉住在贫民区，她盯着儿子一张装裱起来的照片：穿着军装、手持步枪，他曾经是一名军人。
奥萨思科及附近的巴鲁埃里是巴西第一大城市圣保罗城郊工薪阶层聚集区域，8月中旬，这里有十余处地点发生枪击案件，两个多小时里，有近20人死亡，其中就有34岁的路易斯。
而这场杀戮的主要嫌犯是当时不当班的警察，目前，至少有一名警察被停职，另有18名正接受调查，他们涉嫌因此前几天两名被杀的警察而发起报复杀戮。
巴西警察暴力现象十分普遍，很多警察杀人案件最后因缺乏证据、证人遭恐吓以及低效的司法过程等而被撤销。
圣保罗民事警察负责调查这起杀戮案件，其发言人玛蒂尔达担心，案件最终会因为军事警察不合作而缺乏证据。巴西街头执法主要是由军事警察实施，军警负责维护全国公共秩序，作为犯罪的威慑力量，军警也是陆军的预备役部队和辅助力量，他们不进行刑事调查，侦查、取证、起诉等由民事警察进行。
“在巴西，对此类案件的调查的管理不善，过去50年里，警方的一些犯罪得到了某种容忍。”圣保罗大学暴力研究中心的博士后研究员曼索说道。
“杀人小队！”
“这里被杀的都是工人，他们没有谁曾杀害警察。”酒吧店主索斯的19岁弟弟也一同被杀害。
8月14日，在奥萨思科，路易斯正和朋友们在酒吧相聚。
突然，四名蒙面持枪人员走进酒吧，他们命店内10名顾客靠墙边站立，之后便开枪射向所有人，造成8人死亡。
监控录像显示，整个过程蒙面人显得很从容，杀完人即开车离开。
圣保罗议员戈梅斯曾从事军事警察工作29年，他解释道，不加区别的谋杀，是所谓流氓警察“向当地犯罪分子显示力量”的途径。
“和罪犯一样，流氓警察感觉自己不会受惩罚，认为自己能够制定自己的法律。一些警察会说：‘法律根本不管用，因此我制定自己的法律，若有人杀死我的一名同僚，我就杀死他们10个，50个，100个。’这是极其危险的。”戈梅斯说道。
久而久之，这些警察组成的队伍有了“杀人小队”绰号。圣保罗大学的暴力问题研究专家卡米拉称：“几乎所有发生在圣保罗的杀戮都有军事警察的参与，高效率、蒙面、有大量受害者，这些模式都在重复。悲哀的是，我们看到很多次都有警方参与，但在法庭上经常证明不了。”
而且，这些杀戮并非圣保罗州独有。此次事件只是巴西近几年来最糟糕的事件之一，这已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
时间远一点的1993年，在里约热内卢，由军警组成的“杀人小队”在一座教堂外打死8名流浪儿童，一个月后，21名平民又遭“杀人小队”杀害。近一些的，就在今年7月，亚马逊州首府玛瑙斯市一名警察被害之后的三天内，共发生了35起杀人案件，它们也被怀疑是警察复仇案件。
根据巴西公共安全论坛2014年底发布的一份报告，在2009至2013年这五年间，巴西警察总共杀人1.1万多名，这相当于美国过去30年间警察杀人的数量总和，平均每天有6名巴西人死于警察之手。
更为嚣张的是，社交媒体尤其是WhatsApp的使用，让警察以可怕的方式庆祝，经常是分享死者照片。通过这些工具，流氓警察也可以策划有组织杀戮。
“我们要清理那些区域。”
已经得出调查报告的案件中，确定为警方组织的大规模杀戮行为、影响较大的要数去年底的报复性枪击案件。
这一发生在去年11月初的流血事件来临是有征兆的。
在帕拉州，最初是帮派分子威胁杀死警察的视频出现在Facebook上，接着，警方也有人发誓要杀死30个帮派分子。
43岁的军事警察菲格雷多被杀之后，更为直接的预兆出现了。居民开始收到信息及音频片段：“今晚不要到关玛、卡奴杜斯或特拉菲尔梅等地去，这关乎你们的安全，我们的一名警察被杀了，我们要清理那些区域。”
“请呆在家里，不要到街头逛……”这些信息让一些居民顿生恐惧。很快网上出现各种流言，“贝伦大屠杀”标签不断在社交网络上出现，那些地方都属于帕拉州首府贝伦。
随着即将到来的杀戮在特拉菲尔梅的WhatsApp上传开，爱德华多和女友去附近接她的女儿――小女孩得救了，他却遭遇不幸。
16岁的爱德华多遭到枪击的拐角，离这个熙熙攘攘的贫民窟的警察局及社区中心仅几百码远，然而，当他被骑摩托车的蒙面人射杀时，没有警方人员介入，他成为那晚10个被杀者之一。
目击者称，摩托车蒙面人枪击事件持续约了六个小时。
今年1月底，帕拉州议会发布的调查报告称，警方密谋了这场杀戮且做了事先通告。
菲格雷多是巴西街头军事警察下士，被杀害之前，他已因健康原因而被停职，并面临着两项谋杀调查。
菲格雷多的死激怒了其他警察。“朋友们，我们的兄弟菲格雷多刚刚在关玛被谋害了，我希望能指望广大的朋友们，让我们给出回应。”曾与菲格雷多是反恐特警组的同事、非现役警官协会会长席尔瓦在Facebook上写道。不过他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称，自己的发言被误读了，此后便拒绝回应。
“特拉菲尔梅发生的民兵组织行动，得到了这一区域的军事警察的保护和保障，”负责调查的帕拉州议员卡洛斯说，“警车提供了后勤保障……警车阻止受伤者离开去接受治疗。”
调查报告总结道，在帕拉至少有5个民兵组织在活动，他们的活动可追溯至1994年，其中有警方人员参与。
此前，帕拉州很少有人提及“民兵组织”，现在大家都知道它的意思了。
“他安的摄像头。” 菲格雷多在关玛贫民区经营着一个称为民兵组织的恶性犯罪团伙，其成员包括军事警察。
对这起案件，警方也进行着自己的调查，帕拉州公共安全部长詹森将军称，菲格雷多曾是一位好警察，后来误入歧途了：“他的工作记录很好，但在某一时间点后就开始变了，他开始与罪犯有来往。”
对于这位误入歧途的警察，人们也有着复杂情感。一些人认为菲格雷多像是狂野西部的执法者，做了让人不快的事情，而社会变得更加安全了。
今年初的一天早晨，两个赤裸上身的男子坐在菲格雷多曾居住过的街道上。“我很喜欢他，”其中一个指着电线杆上安装的安全监视器说，“他安的摄像头。犯罪变少了，土匪没再惹是生非。”
而在另一边，菲格雷多被杀后，人们燃放烟火庆祝。“他是有名的极为暴力之人，”另一名遭警方杀戮的受害者的亲属匿名说，“如果他认为某人是恶棍，他就会杀死这个人。”
在巴西，“恶棍还是死了好”往往被用来维护警察的杀人做法，然而，《华盛顿邮报》查阅的警方机密报告显示，这次杀戮的受害者之中只有一人涉嫌犯罪。
很多不当班的警察私下里做私人保安工作，与菲格雷多的民兵组织提供的工作类似。军警帕西尼奥称：“这是非法的，但由于抑制了警察的涨薪要求，这种做法得到了容忍。”
由于不满于薪水低、工作环境差，帕西尼奥参加了2014年一次罢工，“民兵组织靠的就是这种不满，他们会寻找需要收入的警察。”
巴西警察通常来自贫穷家庭，他们的成长环境中犯罪率高，不当班时，他们很容易成为罪犯的目标，很多警察在家附近被杀害，或者在从事非正式的安保工作时被杀。
“由于监狱制度的失败，一些警察也不信任制度，因而开发自己的方法，其中就包括屠杀。”索萨采访了因非法律许可的杀戮行为而被捕的警察后说道。他曾是军事警察上校，著有《城市守卫者》一书，他称，巴西的监狱系统被有组织犯罪控制，那些被起诉和判刑的罪犯会受到英雄般对待。
索萨称，报复性杀戮在贫穷地区经常发生，是这些地区被国家抛弃的直接后果。
“一只蝴蝶一个弹孔”
4月初的一天，在里约热内卢的阿莱芒贫民区，10岁的杰西坐在门阶上，母亲特雷济尼亚听到响亮的交火声音，几秒钟后，她的儿子便躺在了地上，脑袋上有枪伤。
她跑向拿着枪的警察。“我抓住他的衣服喊道：‘你杀了我的儿子，你这个坏蛋。’”40岁的特雷济尼亚说，“他告诉我，‘就如我可以杀了你儿子，我也能杀了你。’他把枪指向我的头，我告诉他：‘来啊，你刚刚拿走了我生命重要的一部分，现在把剩下也拿走吧。’”
同一时间，弗雷塔斯坐在自家小房子的阳台上，一个小女孩在下面一边嚷着一边跑。
“他们杀了我的弟弟！”
弗雷塔斯跑下楼，看到了住在离自己不远处的14岁的安娜，他想着，这不可能，他弟弟才10岁。
安娜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她说是警察向弟弟的脑袋开枪射击。
安娜的男友在街对面的理发店工作，她索要一把剃刀，想要割腕。“我去安慰她，”弗雷塔斯回忆说，“我说：‘不要这样，想想你母亲’。”
33岁的弗雷塔斯不仅是位好邻居，他还是“为社区而共同努力”的一员，这是一个社区活动家等人组成的组织，他们凝聚在一起，反对警方虐待、呼吁贫民区居民权益。
弗雷塔斯开始通知社区组织、媒体、朋友以及里约富人区的支持者。没几分钟，有人在Facebook上发布了被杀小男孩的尸体照片，一群人聚集在他家中。
随着在这一贫民区的暴力现象剧增，去年，这些人走到了一起。警方与疑似毒贩团伙之间的枪战，让这里的2015年开始于“失去平静的100天”。
对于警察经常越界一事，国际组织或警方高级官员少有否认。2013年一份民意调查显示，7成人不信任警察。负责针对黑人青年的暴力活动进行调查的巴西国会议员洛佩兹拿巴西与美国比较：“在美国，人们在批判警察对有色人种的区别对待，但是在巴西，问题要严重得多。”
随后几天，大规模抗议爆发。经营一家餐馆的里卡多表示完全支持抗议活动，哪怕抗议活动使其不得不关掉餐馆。“当然，我们都关注美国的相关事情，而他们的抗议活动更多是关于种族问题，而这里是关于社会阶级，关乎生存。警方不是因为我们的肤色才区别对待，而是因为我们生活在贫民区。”
活动家们迫使当局举行公开集会，以表达他们关注的问题。集会上，州议员马塞洛从一面墙上拿下一只塑料蝴蝶：“每一只蝴蝶都代表一个弹孔。”这里至少有十多只蝴蝶。
教师提出来这个问题：“我们感觉一点都不安全，悲剧的后果就是，孩子们放弃了学业，近一半孩子不来上学了。”原来，警察办公室就设在一所小学边，教师称，这相当于把学校置于了战区，随后，入学率急剧下降。
集会上，弗雷塔斯上台，他没有面对听众，而是向警察大声说道：“我了解警察，我曾在教堂遇到也和他们交谈过，和其他人一样，警察有好有坏，但不幸的是，你们把好的派往南部富裕区域了。”
“我没给毒贩一分钱，但是，你们的薪水是我们的钱，你们用来杀这里居民的武器是用我们的钱买的。”弗雷塔斯说着，掌声如潮。那一天，当局宣布会将警察办公室移走。
“比土匪还要土匪”
外表看上去有些像僧人的弗雷塔斯在银行工作。回家的路上，他路过一家网吧，附近的小孩子在这里打游戏，屏幕旁边的墙上都是弹孔。
弗雷塔斯的母亲担心儿子，她知道在网上有人威胁儿子。“他这是在冒险，在各处去的时候要乔装或至少戴上帽子。大家都知道警察比土匪还要土匪。”
支持警方采取严厉手段的人态度也变得越发强烈。有执法背景、对犯罪态度强硬的保守政客，在最近一次的州和联邦选举中，赢得了不少选票，在巴西国会中，他们经常被称为“子弹党团”。
一些“子弹党团”公开庆祝他们在巡街时的杀人数量。其中一名当红政客保罗，自夸在圣保罗做警察时杀了30多人，称他对那些人没有什么同情心。里约特别行动营这样的精英队伍会公开颂扬致命性行动，他们的标志是头骨和交叉的枪支。
一关注警察事务组织的负责人伊万称：“中产阶级部分人认同警察杀人是正当的行为。”
杰西遭射杀后，里约一些同样这样失去孩子的妇女组成了贫民区母亲委员会，试图阻止类似的杀戮行为。
“杰西的死不是第一例，也不会是最后一例，”培训人们使用社交网络及新技术，动员贫民区居民的组织的一员说。
很多未得到解决的儿童被杀案件就简单地被称为“流弹”事件。“如果这是警方与贩毒人员间的枪战，而他被流弹误伤，我也能理解。”路易斯的母亲宝拉说。
夜幕降临在奥萨思科，街道变得冷清，酒吧店主索斯晚9点就打烊了，以往都营业到凌晨3点，然而，谋杀对生意造成负面影响。
“通常，在夜里，广场上满是人，人们带孩子到这里买冰淇淋吃，现在谁还敢这么做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