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冯玉祥集团入主陕甘宁青后，着力移风易俗，改良社会风气，力图使新思潮、新气象鼓荡洗涤西北地区。诸如废除官场旧制，建立新规；严肃军纪，改善民众对军队的恶感；积极倡导妇女放足，健全妇女人格；注重培养民族情感，建立平等友善的回汉关系等。这些事功成效甚彰，影响深远，是近代西北开发史上的一次重要思想解放运动，促使西北逐渐跨出封闭的世界。但是在革命史范式指导下的近代开发西北的“三次高潮说”，对冯系集团的建树未予充分肯定，其说颇有值得商榷之处。
关键词 移风易俗，冯玉祥集团，“三次高潮说”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5）22-0053-08
冯玉祥国民军集团入主陕甘宁青后，对发展建设西北地区颇为用力。冯玉祥认为西北乃“国之锁钥”，①且“陕甘为西北革命发源重地，必须达到建设新甘肃、新陕西之目的，表现革命之真精神，以为天下倡”。②故冯氏集团主要人物遵循这一方针，在政治和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措施，且学界研究多集中于此，③本文不再赘述。而关于冯玉祥集团在西北地区的移风易俗之事功却研究寥寥，难尽如人意。窃以为，冯玉祥集团在开化社会风气、涤荡旧俗，推动西北地区思想观念近代化方面所做的贡献，不亚于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成就，甚或有居上之功，在近代西北开发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应给予肯定。
一、“棺材”“骸尸”到“讨吃县长”
民国肇建，社会鼎革，陕甘宁青地区的近代化趋势渐趋明显。然因经济落后，交通不便，新式教育不发达，跨出封闭世界的人才匮乏等因素的影响，这种近代化表征呈现出明显的不平衡性，在西北地区的部分偏僻县域，封建社会的官制和旧俗依然存续。1925年，宣侠父随刘郁芬西进途经宁夏平罗县时，眼见古怪的一幕：
一辆精美的骡车驰过，前后拥护着十多个壮勇，这些壮勇，一色都是清朝的打扮，他们穿着大袖的黑色短褂，短褂的前后，缀着红布剪成的“亲兵”两字……端坐在这车中的，就是平罗县知事。
看到这一幕，宣的同事钱君向群众高声说：“这是一口棺材，这棺材里面，殓着一个骸尸。”群众听了，惊骇不已，认为钱是“一个疯人”，④因为这位知事统治平罗已近20年，老百姓还称为“青天”。
在中卫县，县官、县衙仍循旧名，县官具有独压全县的权威，平民称县官为“大人”“老爷”，自称“小人”。无论民、刑案件，均由县官亲自审理，平民百姓受审时，必须跪着回话。县官以言代法，说打便打，随心所欲。每堂必打，以显示官威，此美其名曰“官打民不羞”。①
20世纪20年代，甘肃陇南官场仍沿袭清朝旧制，未有大的改观。看看1924年礼县新旧县长接替的场面。据王寿天回忆，新官到任前，旧官和绅士们坐在郊外搭好的备好酒席的凉棚里，百姓站在路边等候新县太爷驾临，不久，“见一群人围着一顶轿子远远而来。猛听有人大喊：‘大家跪下！’百姓就马上跪在路的两旁。等新官到了面前，大家不住地磕头，看见官在轿内也向大家点头致意，表示答礼。到了布棚前，旧官同绅士们一齐跪着迎迓，新官也忙下轿跪倒回拜。随即步入棚内，坐定后，升酒献茶。略叙寒喧，随即起身，到城门前，已准备好香烛等物。官下轿拜门，三声炮响完，方才打开城门向衙署走去”。②岷县亦是如此，“县知事出进衙门的鸣炮，坐轿以及衙门内部的三班，八房的建制依旧”。③此种景况，在风气开通的沿海早已成为历史的遗迹，然而陇南地区一如其故，官员交接之守旧场面令人咋舌。
面对此种社情民情，冯玉祥集团努力革除旧式官僚机构及衙门作风，将新的政治制度和官制规则植入此地。1925年，杨展云任岷县县长，废除了县官出门来往坐轿、鸣炮的旧制度，改八房为三科，分管行政、财会和法政，并设法庭一所，县长兼庭长，取消了人民上堂诉讼下跪的旧法规。④1926年，任化均任成县县长，将知县改称县长，成立县司法处，独立任事，后将县筹款局改称财政局，并将县境划为六个行政区，各区设区长一名，干事若干，区以下按自然地形划为行政村，设村长，办理粮款车差事宜。⑤张佐澍任武都县长后，每隔二日召集所属讲话，对尽忠职守者褒扬，玩忽懈怠者训诫，旧衙门中因循敷衍等恶劣作风有所改变。⑥杨书元任泾川县长时，建立新规章，改革旧习惯，废除跪拜，要求公务人员遵纪守法，廉洁奉公。⑦1928年，陈清之任西和县长时，废除县长出衙坐轿和在头门放铁炮，提倡政府职员穿制服，不许穿长袍马褂，并约束吏役，不许剥削百姓。⑧
在改革旧制的同时，各地方长官以身作则，为民表率。冯氏常谓：“各县长为亲民之官，尤为吏治根本。”⑨要求地方官从自身做起，树立新风。1929年，吉鸿昌就任宁夏省主席后，奉行“升官即不许发财”的父训，时常训谕部下，“官吏是民众的公仆，财政厅是老百姓的大账房”，⑩要求属下廉洁自爱，为民谋利。在对待贪赃枉法上，吉鸿昌执法如山，六亲不认。他的侄子吉星南在宁朔县霸占民妇谋害其夫，县长不敢过问。吉鸿昌闻听此事后，通过明察暗访，认定案件属实，判处死刑，人心大快。{11}中卫县祁县长，上任后出入随便，不带随从，不骑马坐轿，没有官架子，不认识者不知其为县长，一般人称其为“讨吃县长”。{12}潼关县长王作舟，为了缉捕巨匪孙跟胜，自己化装成菜贩，与匪周旋，终于为民除害，地方治安显著安谧。{13}
总体上，国民军所派官长到任之后，大都能励精图治，除旧布新，革新官场力度颇大，将西北地区部分旧有地方的官场规制剔除淘汰，颁布新的政令法度，并对原先模糊不清的基层政权进行比较彻底的厘清，划分权责，实施新的管理模式，这在民国西北政治改革史上是一次大的突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二、“真爱民，不扰民，誓死救国”
冯玉祥集团进入西北前，陕甘两省军阀连年混战，民不聊生，军人在民众的观感中颇多负面形象。因是之故，在五原誓师后，声言要成为孙中山“三民主义”信徒的冯玉祥把塑造军人保家卫国新形象当作重要宗旨。同时，要建立巩固的陕甘根据地，并为问鼎中原开辟道路，冯迫切需要西北民众的支持，故改善军民关系，消弭民众对军人的恶感乃当务之急。冯玉祥一再告诫官兵： 凡有益于民众者，必须竭力帮助办理。凡使民众感受痛苦或不良影响，必须竭力避免、竭力减少，必如此实心实地爱民，方能得民众之同情，方为真正革命军队，方不败本军历来声誉。革命之目的在此，党国之根基在此，军队性命根本亦在此。①
与当时的其他军队相比，冯军确实在军容军纪方面有可观之处。冯玉祥出身贫寒，从小目睹民间疾苦，深知百姓生活之艰难。成为军队长官后，他将军队的爱民教育放在重要地位。他认为军人来自老百姓，老百姓养活了军队。因此，军人要爱惜百姓，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他说：
军人吃的用的穿的住的都是老百姓的血汗。一饭之恩，终身不忘。军人受了老百姓的大恩，必须时时刻刻存着报答的心才好。②
冯玉祥在每一支部队中建立了三问三答的制度。每天早晚官兵集合，问：“你们的父母是什么人？”答：“老百姓。”“你们的亲属是什么人？”答：“老百姓。”“你们的朋友是什么人？”答：“老百姓。”最后首长讲：“你们的父母、亲属、朋友都是老百姓，咱们就是老百姓的部队，就要热爱老百姓，为老百姓服务。”③
冯系集团的军队还特别注重音乐教化，在军队中唱军歌成为常态。冯玉祥说：
我以为改善官兵的思想，歌唱是一种最有力的工具……中国的士兵，不识字的居多，你每天上讲堂给他讲“消极的”“积极的”那一套……你即或讲得通俗一点，他不会笔记，全凭脑子，总是记不完全。你若能把正确的思想，用通俗的歌句写出来，教他们唱，唱会了，管保他一辈子也忘不了。④
冯氏的这一立论颇为有理，切合实际。当时冯军中编写的军歌不下200余首，诸如《国耻歌》《战斗精神歌》《吃饭歌》《听我说说大事情》《军友们，大家齐集》《救国白话歌》《男儿好汉立奇功》《劝忠烈歌》等，这些歌曲都通过浅显易懂的语言培养官兵的反帝反封建意识和爱国爱民思想，收效甚大。
长期的思想教化，使得官兵与老百姓关系较为融洽，扰民之事颇少。当冯玉祥的大军从五原西进时，沿途秋毫无犯，军纪严明，民众交口称赞。官兵一律身穿灰色军服，戴荷叶帽，左臂上戴着圆形臂章，蓝底白字红边，上写“真爱民，不扰民，誓死救国”。⑤途经宁夏时，冯严禁部队住民宅，均在野外睡帐篷，自炊而食，拔营时清扫四周，借物归还，损坏要按价赔偿。⑥在中卫，士兵排着整齐的队列，高唱：“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等歌曲。穿过大街，出西门，在西郊沙渠湾的田野里搭起帐篷住宿，不住学校和寺庙，不入民宅。⑦即便无奈进入民宅，也是以礼相待。1929年春，吉鸿昌率军来宁夏平剿马仲英部扰宁叛乱之时，吉部有一连住在乡民杨桂家中。做饭时，炊事班长向女主人借一碗盐，并顺手盛了一碗二米粥（大米与黄米合煮的稀饭）作为回报。此事虽小，但却让杨桂看到吉鸿昌部队纪律严明，待人和气，表里如一，随后与吉部关系更为密切。吉遂密派杨桂潜入宁夏城作为内应，设法打开西关城门，里应外合，一举拿下宁夏城。⑧
1929年，冯部米文和师驻铜川：
军纪严明……街上很少见军人，士兵无事不准外出，集中在营房内学习、操练。打扫卫生官兵一齐动手……都学做针线活，军鞋、衣服、被褥都是自己做，不让出去找女工。所以，调戏妇女的事很少听见。⑨
1930年，吉鸿昌率部途经县，大军进县城后，补充粮秣，买卖公平、于民秋毫无犯。士兵步枪上都插有彩色纸小旗，上写“不怕风，不怕雨，不怕雪，不怕冷……”等语。军营极为整齐，深受人们爱戴。①
不难看出，冯玉祥所部各军确在实际行动上体现了“不扰民、真爱民”的宗旨，与以往驻扎陕甘军队的敲骨吸髓相比，民众发自内心的赞赏这支部队。宣侠父记载他在永宁县王太堡讲演时，一位老者拭着泪对他说：“从同治以来，我没有看到你们这样好的军队。”②老人所言虽略带感情，但道出的事实是不虚的，老百姓由过去恨军队、怕军队，变成爱军队、敬军队。
因国民军的良好军纪，军民关系得以改善，进而得到民众的拥护支持，为冯系集团统一陕甘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首先，冯军解除了军阀刘镇华围攻西安之役，稳定了陕西，使“久分之陕局，现始合而为一”；③其次，甘肃亦结束了李长清、张兆钾、孔繁锦等地方军阀在陇东、陇南的暴力统治，统一了甘肃政局；最后，西北马家军阀摄于冯玉祥势力的威权，支持青海、宁夏建省，使两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逐渐向近代化趋近，对构建民族国家一体化意义重大，亦为西北民族地区的发展建设提供了契机。
三、吉鸿昌，“我们的好主席”
因历史原因，回汉矛盾是近代西北地区错综复杂民族关系之核心，冯系集团深知此点。若要在西北立足，必须处理好回汉关系，不仅要对回族上层统治者以充分的信任，将他们延揽于政权之内，同时对底层百姓也必以诚心相使待，其倾心向之。这里以吉鸿昌为主论之：1927年，他率军追击马仲英攻打天水之时，俘虏了许多回族阿訇，将他们保护起来，送交当地清真寺，赢得了当地回族的好感。④保卫宁夏胜利后，吉鸿昌以军长的名义布告安民，“本军所到之处，只分良莠，不问回汉”。他对各师、旅长们约法三章：第一，尊重回族风俗习惯，军队不准进入清真寺，不准在回民聚居区吃大肉；第二，军队不得借口军事需要破坏农民的庄稼，不准索要老百姓的东西，不得干预地方行政；第三，回汉团结是长治久安之本，凡涉及民族事项的处理，均需事先请示，不得擅自做主。⑤吉的告示深得民心，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就任宁夏省主席之后，吉鸿昌派出大批政工人员，到各乡回民聚居地召开群众大会，制作大幅标语、宣传画等张贴城乡，广为宣传，通告的内容是：“父老们，你们有困难事情吗？请到省府来，我一定想法替你们解决！”通告贴出后，省政府门庭若市，求见的百姓络绎不绝，吉鸿昌不惮劳苦，一一接见，并派副官接待，司书笔录。担任吉鸿昌警卫的安正海回忆说：
他们几个警卫员见吉主席整日接待来访群众，疲惫不堪，曾几次将来访者挡驾回去。事后被吉知道后将他们几人狠狠骂了一顿。吉对百姓提出的问题，当时能解决就当时解决；一时不能解决，便指示有关部门限期解决。⑥ 这些措施的实行，革除了政府办事拖延，效率极低的恶习，开创了一种新的政治风气；也解决了百姓的许多实际问题，沟通了官民之间的感情。
吉鸿昌还把银川大舞台改为“人民大剧院”，时常请百姓看戏，当众分析回汉不睦的根源“是当权者故意制造矛盾和纠纷”，并启发人民，“万勿再受愚弄和欺骗，以致自相残杀，家破人亡”。只要我们把勤劳勇敢的各民族团结起来，大西北就能富裕起来，我们中华民族就能富强起来。⑦为此，他多次邀请回民教主马进西、马震武及地方各界人士共商治理宁夏大计，与回族代表合影留念，照片放大后悬挂在鼓楼上，还加印多张，散发各县，广为宣传，以示回汉亲密无间。除此之外，吉鸿昌还时常邀请各县回民教长和阿訇来省城参观阅兵，野外演练，实弹射击，并对他们馈赠丰厚，优礼有嘉，进一步示其尊重回民，保护回教的诚意。⑧吉鸿昌经常和妻子胡红霞一起微服出访，体察民情。有时，他身着回民服饰，到清真寺或回民家中促膝谈心，当时，广大回民群众亲昵地称他为“我们的好主席”。①
应该说，吉鸿昌的这些举措对缓和、调解回汉矛盾、消除不安定因素、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使宁夏短暂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军民和谐、官民沟通、百姓安居乐业的局面。吉鸿昌处理回汉关系的策略和思想也被后来者多次采纳应用。
四、“我誓不缠足”
近代以降，反缠足成为解放妇女的一个主要命题，历届政府对此颇为重视，成立机构，颁布法规，宣示社会，不遗余力。冯玉祥认为妇女若要担负起改造社会的任务，就必须从改造自己的身体开始。②进入西北后，他将放足列为的要政之一，接连发布告谕，指出“豫陕甘三省之女子缠足尤为特甚，亟宜除此大害，不容稍事迁延”，③同时任命要员兼任放足处处长，以放足之多寡，考成县长之勤惰。
1927年，邓长耀任陕西省民政厅长兼放足处处长，对放足事宜颇为尽心。就职伊始，他亲自撰写了《放足歌》：
放脚好，放脚好，大脚姑娘走路快。小脚姑娘走一步来摇两摇。半天摇到山底下，抱着小脚妈妈叫。④
这些通俗易懂、诙谐幽默的歌曲，贴满街头，印发到户，民众喜闻乐见，深受教育。
邓长耀的又一别开生面的创举，就是游行和举办展览宣传放足大会。游行时，他亲自扛一面大红旗，上书“民政厅实践强迫绽足”字样，与劝导员唱着放足歌，走街串巷，启发民众。⑤邓还常常“私出检查，且嘱在厅人役，亦外出私访，见有妇女缠足之脚带，辄取之来，不数日间，已集得数千条”。邓氏将缠脚带存放一室，函请各县长官召集人民，开“脚带会”，由邓氏亲自演说放足。在1927年11月的放足宣传大会上，邓手持裹脚布和小脚鞋，“嗅之以鼻作欲呕状，令人笑不可抑。适有数闺媛入会场，均三寸金莲，邓氏拥之登台，向群众演讲放足之利益后，亲为解其裹布，群众鼓掌如雷。当群众聆讲后，要求邓夫人登台，俾验其是否大脚。邓夫人即坦然登台，翘其两足任群众之检验。台下欢声腾溢，响遏行云”。⑥即便如此，依然观望、缠脚如故者仍不在少数，放足处采取了罚款和悬赏征集裹脚布的手段。法令规定：
三十以下妇和女，不听劝告，再缠足者，罚洋一元：二十以下妇和女，再缠罚洋三元：十五以下女子再缠足罚洋六元。⑦
在舆论与惩罚的双重压力下，乡镇妇女渐渐认识到放足是于己有益的事情，自主放足的逐渐多了起来。
甘肃对放足一事也非常重视。1927年4月，甘肃省成立放足处，先由民政厅长杨慕时担任，后为刘郁芬兼任，各县分设放足分处，由县长兼任处长。9月，放足处公布《甘肃省政府饬令妇女放足办法大纲》，规定甘肃放足运动分为劝导、强迫、罚办三期：1927年9月至1928年1月为劝导期，2月至4月为强迫期，5月起为罚办期。强迫期内未满10岁之女子“绝对禁止缠足”，10岁以上未满30岁之妇女“一律迫令解放”，30岁至50岁之妇人一律“迫令除去木质鞋底”。罚办期分为3次，有违反上项规定者，第一次科以5角至1元之罚金，并拘留其家长5日至10日，街长、村长同罚；第二次科以1元至3元之罚金，并拘留其家长20日至40日，街长、村长同罚；第三次科以3元至5元之罚金，并拘留其家长1月至2月，街长、村长同罚。⑧
根据省府法令，各县积极宣传实施妇女禁缠足事宜。秦安县政府开始查禁缠足，并号召解放旧日所缠之足。⑨永昌天足会宣传妇女放脚，并由军警强制青年妇女放脚。静宁成立“天足总会”，提倡妇女放足，拟定由各学校学生提倡放足，男学生每人在右臂衣袖上缀一蓝底白字圆形袖章，上写“我誓不娶小脚妻”七字；女生袖章上写“我誓不缠足”五字，以资提倡放足。①泾川县成立放足委员会，委任女子学校毕业的未缠足的进步女青年为委员，县府派员协同她们，由县城起至四区八镇，逐户检查，凡缠足女子，勒令脱鞋解袜，扯去裹脚布，并将没收的裹脚布畜驮车载，游行示众，以昭炯戒。放足后，一律改穿圆头布鞋，不准再着高跟木底尖头鞋。②兰州举行放足运动大会，“除散布印刷品并讲演外，更由小学学生演新剧《天足》，唱《天足歌》，以资宣传”。③兰州女师的教师潘素琴带领学生在街头宣传妇女放足，扛着旗子在街上宣传，在群众大会上讲演，还动手放开了许多小姑娘缠的脚，搞得热火朝天。④敦煌县长朱恩荣，多次利用庙会之际，宣传缠足之害，强令妇女放足，民众深受震动。⑤
冯系集团入主西北，他们通过制度、立法禁止缠足和放足，执政理念鲜明。虽然此前的统治者也倡导放足，但都时断时续，且未有法律保障，大多半途而废。1930年后，冯玉祥集团失去了在西北地区的统治威权，但其开创的立法禁缠足为后来者沿用并发扬。不过，揆诸上述陕西和甘肃放足运动的手段，主要有宣传、游行、罚款和强迫。就强迫而言，显然有些过火，属一种暴力行为，把缠足妇女的隐私当场曝晒于大庭广众之下，有失体面，引发了一些妇女自残、自杀等后果。但是，退一步讲，当缠足已固化为妇女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已成为她们美与丑的世界中不可分割的一环时，矫枉过正也不失为一种改革的手段，其所取得的成效也是立竿见影的。 冯玉祥集团在西北地区的移风易俗，以上为荦荦大者，其他新事物和新风气的引入也值得一谈。诸如开办民众教育馆，活跃民众日常生活；举办体育运动会，增强民众强身健体意识；传播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动群众运动；破除迷信，开启新风；改革度量衡等。这些活动虽然都是小规模的，但具有开创之功。
综合上述，可以看出，冯系集团入主西北带来了一场革故鼎新的社会变革，尤其思想观念变动和风气转移是近代西北开发史上的重要一环，意义不可低估。纵观近代开发西北的历程，因着边疆危机的加剧，快速发展西北经济，巩固国防，建设边疆成为历届政府的主导命题。相反因改革的艰巨性和滞后性，加之历届地方政府自身执政能力的不足，对西北社会风气的改进则未有大规模的举措，这便是近代西北社会近代化迟缓的重要缘由。而冯氏集团进入西北，将外界的新思潮引入西北，移风易俗，除旧布新，开辟了西北社会发展的重要思想通道，为西北社会的发展注入了新活力，这是自民国肇建以来西北地区最大规模的社会风气和旧俗改革时期，诚如有人指出“新思想在宁夏更大规模的宣传来自西北军”，⑥其他各省亦然。若我们只从经济的发展与否评判西北开发，而看不到冯系集团开发西北的重要思想意义，则难以解释为何20世纪三四十年代后西北社会在思想、文学和艺术领域所取得的重要成就。
五、革命史范式下“三次高潮说”之缺陷
在近代西北开发史的研究中，有关开发历程的“三次高潮说”为学界普遍认同。如魏永理先生的《中国西北近代开发史》最具典型，其书写道：
中国自近代化以来，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影响和政治军事的需要，国人对西北的开发曾出现过三次高潮：一是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期间；二是20世纪清政府实行新政时期；三是抗日战争时期。⑦
在此论的影响下，一些文章也认同此说，有些文章虽未明言，但受这一观点的影响颇深，论证思路如出一辙。⑧
魏书的“三次高潮说”，是理解近代西北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路径，其开创性不言自明。但从历史的长时段和近代开发西北的内在规定性上来看，“三次高潮说”还有待商榷。
首先，“三次高潮说”涵盖并不全面。近代西北社会的开发是一个持续不断，环环相扣的过程，严格来说，并无高潮之说，但若要言高潮，窃以为六次高潮较为客观。第一次以张穆、徐松、何秋涛、龚自珍、林则徐和魏源等为代表，他们提出了移民新疆，新疆设省，抵御沙俄侵略等重要主张，乃为国人开始在理论上重视西北边疆之肇始。第二次为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时期，他开办机器局、织呢局，保护西北环境，收复新疆等，开创了西北近代化的先河。第三次应为刘锦棠任新疆巡抚时期，在左、刘等人的力争下，新疆于光绪十一年（1884年）建省，刘任首任巡抚，大刀阔斧进行改革，新疆内地化进程加快。第四次为清末新政时期，这时期西北各省开始兴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开设工厂，开办警政等。第五次为冯玉祥集团入主西北。斯时宁夏、青海相继建省，建设步伐加快；同时在改革官场旧制，转移社会风气，启迪民智方面贡献较大。第六次为抗战时期，此时东部国土沦陷，人口大量西进，西北在工业、农业、教育等方面迎来了一次重要的发展契机，为后续西北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应当说，“六次高潮说”能够比较准确地涵盖近代西北开发的历程，其根据是不以任何现象、任何人作为主体，只看是否推动了西北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其次，“三次高潮说”以经济开发为衡量主体，尤其以工业化的程度作为开发西北的主要指标。他们认为第一次高潮的标志是左宗棠创办了兰州织呢局和兰州制造局；第二次是清末新政时期开办了工厂，开采延长石油，修建黄河铁桥；第三次是抗战爆发后沿海部分工厂迁移西北，西北地区的工业一度呈现蓬勃发展之势，新兴工业城市涌现。“三次高潮说”有其道理，因为工业化毕竟是近代化的核心要素。问题是仅仅以工业的发展来界定开发的高潮，似乎与西北地区的实际社会发展状况不相吻合。事实上，截止1949年，整个中国的工业化水平极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格局仍占统治地位，当然受西风美雨浸染较少，近代化处在起步阶段的西北地区更是如此格局了。因是之故，“三次高潮说”显然就是一种单向度的历史描写，不能准确描述西北社会发展的内涵。揆诸实际，近代西北开发史囊括了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军事等方面的开发史，是一个多面相，多层次的复杂综合体系，不能以点带面，以偏概全。
第三，究竟以经济变迁，抑或以思想变迁作为衡量近代西北社会发展的旨归。窃以为西北开发的历程是一个多层面互动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看，思想文化的转变可能更是隐含于经济现象背后尤为重要的动因，需要着力考察。近代西北开发史中，无论从巩固国防，还是发展边疆，新疆问题一直是重中之重。从龚自珍提出新疆建省“现在所费极厚，所建极繁，所更张极大，所收之效在二十年以后，利且万倍”，①到林则徐南疆勘查土地，发展水利，敦睦民族关系，临终时提出“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吾老矣！汝等当见之”的真知灼见，再到左宗棠抬榇出关，誓死收复新疆，并且五次上书清政府，力主建省成功，加之刘锦棠巡抚的实心任事，大量内迁人口的努力经营，新疆的内地化进程日益明晰。民国后，军阀混战，新疆内地化受到严重挑战，统治者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对内地政府阳奉阴违，游移不定，形势堪忧。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蒋介石对此极为关注，多次派政要飞赴新疆，化解难局，直至1944年盛世才出任国民政府农林部部长，新疆与内地的联系再次加强。显然，在近代西北开发史上将新疆放在重要位置，这是一个思想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国人已充分认识到新疆不安，则西北不稳，西北不稳，则国家不宁。
抗战时期，虽然西北地区的工业化程度有所提高，出现了所谓的黄金时期。但我们认为这时期最鲜明的变化莫过于一批大学在西北的建立。抗战前，西北无国立大学，1937年后，西北联大进入陕西，继而分立西北大学（今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今西北工业大学）、西北农学院（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北医学院（今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和西北师范学院（今西北师范大学）。此外，亦于此时创办的国立兽医学院发展成今甘肃农业大学，于抗战前就已创办的省立甘肃学院1945年升格为国立兰州大学，1924年创办的俄文法政专门学校于1935年升格为新疆学院。这些学校开创了西北高等教育史上鼎盛辉煌期，亦使中国高等教育的布局不再囿于华北、华东地区，逐渐向西北拓展。进一步，这些大学从创建之日始，就扎根西北，默默耕耘，在艰难困苦中培养了大批的卓越人才，为西北社会发展贡献尤多，是重要精神动力和思想智库。若从这一角度看，抗战时期创办的大学远远超越了创办几处工厂的意义，将其作为开发的重要标志或许更为恰当。 第四，“三次高潮说”很难准确概括西北近代开发史的特点。该说法的主要代表人物李宗植先生在其《近代西北开发特点述论》①一文中认为近代西北开发有三个特点：即起步较晚，阶段性强，水平低、局限性大。时至今日，对上述特点中起步较晚和水平低、局限性大我们赞同，但对阶段性强则不敢苟同。李先生在其文中这样说：
由于政治军事的原因，西北经济开发曾呈现几度繁荣景象。然而，一旦人事更迭，政局变化，又偃旗息鼓，开发活动即跌入低谷，这样就使西北经济开发呈现明显的阶段性。
一句话，近代西北开发打上了明显的政治军事因素，当军事吃紧时，开发加快，反之则反；而且开发与领导者的去留关系密切，人在政举，人亡政息。这一论断有一定道理，但问题在于作者的立场仍以工业的兴衰作为依据，如作者认为第一次开发高潮因左宗棠的离开，兰州二局归于沉寂，西北开发陷入了低谷。然而，纵观西北全局，此时西北开发不仅没有因左的离去而衰退，反有更全面、更深层次的开发，如新疆建省与刘锦棠任巡抚时期的大力开发新疆；谭钟麟和陶模任陕甘总督时期，都有不菲的成绩。抗战胜利后，虽然一些工厂东迁，人才东流，西北的经济出现萧条之势，但也不能说西北的开发陷入了低谷。前已述及，一批国立高校在西北地区的创建及其生根发芽，已然成为西北社会发展的新引擎；即便一批工厂技术人员离开，但西北地区的工业根基已有雏形，如玉门油矿为新中国的石油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西北各城市初步建立的电厂、自来水厂、化工厂都在1949年后发挥了重要作用。总而言之，近代西北开发是一个持续渐进总体向前发展的过程，阶段性或跌入低谷之说是难以自圆其说的。
综上，我们认为，“三次高潮说”是革命史观范式下的历史认识论，该观点的提出对近代西北开发史的研究提供了一套解说体系和理论支撑。然而随着史学理论的更新和现实社会的发展动向，近代西北开发史的研究不再囿于“三次高潮说”的框架，学界陆续提出了新的解释范式，如现代化范式、全球化视角、整体史观、社会史观等，在这种情势下，我们有必要从大历史，长时段，多重视角，多向度去思考西北开发史。若然，以往不被重视的很多问题可被纳入研究课题，如对冯系集团与西北的关系，学界普遍认为冯在西北的搜刮掠夺远大于建树，姑且不去评价，若我们从思想的建构，以现代化的范式去看待冯系集团的行为，则可能会有新的收获，前文已有比较充分的论证。此外，在“三次高潮说”的影响之下，对三次高潮的相关人物和事件研究比较充分，但对所谓的低谷研究很不够；尤其研究范围过多局限在经济领域，对政治、文化、军事、教育、宗教诸范畴的解说还不足，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亟待学者开辟一新进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