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红军长征顺利到达陕北，直到抗战前夕，先后有埃德加・斯诺、海伦・斯诺等外国记者到达陕北地区，直接接触和采访了中共领导下的红军队伍，对“红军”的形象有着客观的认识和评价。通过斯诺夫妇的报道以及著作，打破了外界对中共红军的不实的报道和舆论，有助于更多国内外人士重新和正确地认识中共及其领导的红军队伍。
关键词：埃德加・斯诺；海伦・斯诺；陕北苏区；红军
由于国民党长期对中共红军的围剿和舆论的封锁，利用所掌控的舆论手段，对外大量传播歪曲、虚假的信息破坏红军形象，使得国内广大民众以及外国人长期对中共领导的这支红军队伍产生误解。中共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开始长征，1935年10月中央红军抵达陕北，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甘肃会宁。从1936年初到抗战前夕，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史沫特莱、海伦・斯诺等人先后来到陕北苏区，对苏区领导人及红军战士进行了客观地采访。通过直接访问红军领导者以及红军战士，他们深刻地了解和认识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队伍。本文试图通过梳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海伦・斯诺等人的传记、回忆录，结合他们对红军的认识和评价，分析出他们眼中的红军形象，这对我们在新时期下继承和弘扬“红军精神”有着重要意义。
一、斯诺夫妇访问陕北苏区
红军长征落脚在陕北后，1936年春，中共中央与上海地下党联系，邀请由宋庆龄推荐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进入陕北苏区参观和访问。1936年7月，埃德加・斯诺由北平到达西安后，在中共地下党员和东北军的秘密帮助下，顺利抵达陕北保安（志丹）。在陕北保安和陕甘宁地区将近4个月的采访中，斯诺访问了中共领导人、红军将领、普通红军战士，并搜集了红军长征的第一手资料。8月初，在宁夏、甘肃的红军前线，埃德加・斯诺采访了红一方面军和前敌总指挥部，并参加了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庆功大会。经过直接或间接地接触红军后，逐渐转变了对红军队伍的认识。10月12日，斯诺离开了保安，于25日回到北平。此后，埃德加・斯诺一直在家赶写几篇关于访问苏区和红军的文章，并先后发表在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大美晚报》，以及北京的《民主》和美国的《亚洲》等杂志上，震撼了整个中国和世界。1937年7月，他在北京撰写完《西行漫记》（即《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并先后在英国、美国出版。
埃德加・斯诺返回北平后，希望妻子海伦・斯诺能够去延安采访更多的红军领导人，加上海伦・斯诺也想去陕北，继续写一些有关报道和著作，进一步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西安事变和平决解后，全国政治形势趋于缓和，中共中央也由保安移至延安城。1937年初，先后有几位外国记者完成了对延安访问，其中1937年4月21日，在中共方面的精心安排下，海伦・斯诺顺利通过国民党的严密封锁，于4月30日，来到了三原县的红军办事处，见到了红军领导人彭德怀，并与其进行了交谈。5月5日，海伦・斯诺来到延安，先后多次与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一大批红军领导人进行了交谈。通过多方面的交谈和采访，海伦・斯诺收集和整理了大部分材料，为她写出这些中国共产党人的传记奠定了基础。8月19日，在与毛泽东的第五次谈话时，毛泽东同意了海伦・斯诺提出作为一名战地记者去山西前线，报道战地军民抗战情况的要求。但是，由于海伦行程安排，不得不暂时放弃去山西前线，转道返回北平。9月7日，海伦・斯诺在警卫员的护送下离开延安，从此结束了她在陕北苏区四个月的采访。1939年，海伦撰写的有关访问延安的著作《红色中国内幕》（又名《续西行漫记》）在英国伦敦出版。
二、斯诺夫妇对红军形象的构建
抗战前夕，在长达数月的采访中，斯诺夫妇本着客观而又公正的态度，对红军领导人以及红军战士进行了大量的采访，从而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真正的中国红军的形象。
（一）对红军形象的认识
1.年轻而又充满力量的军队
红军虽然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利，但仍保持着旺盛的士气。1937年，海伦・斯诺第一次看到红军是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大会上，并在大会上亲眼目睹了5000个农民子弟要求加入红军。海伦・斯诺沿着会场近距离看到红军部队集合在广场上，看着他们整洁的褪色的制服，有补丁却不衣衫褴褛，脸上充满了自信的神情。他认真观察这些红军战士，发现他们大部分年龄在19至20岁，军官平均年龄24岁，而且每一个战士都精神饱满、自信、乐观和威严，有着严密的纪律、高昂的士气和高度的政治觉悟。
斯诺夫妇笔下多次提到红军中的“红小鬼”，他们是少年先锋队，是一群年轻、机灵、聪明而又有理想的小红军。在苏区有青年团、少年先锋队、儿童团，他们中许多都是非常年轻的人，而且都是红军的后备力量。少先队员们有很强的服务意识，其主要工作是在苏区内检查各地遵守规章制度情况，并检查路条和侦察敌情，对维护苏区内的治安有着重要作用。海伦・斯诺称赞：“少年部队是红军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红军中数以万计的小鬼是革命中的革命者”，“正因为红军是一支年轻的军队，所以它才充满着力量、理想、牺牲精神和满腔热诚；年轻不仅使红军充满了顽强的战斗精神，而是也使部队充满了高度的聪明与智慧”。[1]48
2.艰苦和忙碌的红军生活
当时陕北地区贫苦而又落后，物资极度匮乏，红军实行严格的供给制。在寒冷的延安城，红军战士为了取暖不得不紧紧挤在土炕上，并且还在食物内多放点辣椒。整个红军队伍都过着极为艰苦的战时共产主义生活，从最高指挥员到普通红军战士，吃的、穿的、住的都是一样简单朴素。斯诺（埃德加・斯诺）与红军在一起，亲眼见到生龙活虎的红军生活极为简朴，食物粗粝，住所简陋，但不论集体个人都整洁卫生、热情诚恳、谦逊礼貌。多数人烟酒不沾。全军身心健康，精神振奋，充满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克敌制胜的钢铁意志。[2]365在海伦・斯诺来到延安看到红军每天吃着数量极少的小米粥和蔬菜之后，甚至认为红军战士之所以长期保持乐观精神、身体健康完全在于心理因素。
红军战士们的生活十分忙碌，除了军事训练、政治文化课，还有一些娱乐活动，并且他们会在运动、军事训练、政治常识、识字等方面举行集体竞赛。每个连、团都有列宁室，为红军战士们提供了学习、娱乐、生活的场所。1937年，红军进入延安城后，战士们在艰苦的条件下，不仅抓紧时间训练拳术和刀术，更在闲暇之时开展各种体育娱乐活动。埃德加・斯诺认为指挥员的政治课使得红军战士具有“革命觉悟”，这是“白军”无法效仿的，而且认为政治课的作用是“在这些年轻的没有什么训练的头脑中逐渐形成了简单而强烈的信念，从形式上来说很符合逻辑的信念，也是任何一支十字大军为了要加强精神团结、勇气、为事业而牺牲――我们称之为士气的那种精神――都认为是必要的信条”。[3]296
3.军民和谐的关系
红军不仅内部团结，而且与民众的关系也处理得非常融洽。红军把人民视为亲人，纪律严明，丝毫不侵犯人民的利益，始终与人民群众保持着亲密关系，从而得到了苏区人民的热爱和拥护。埃德加・斯诺看到前线红军高效率的组织工作、良好的训练和严守纪律的素质，在共同生活、并肩作战中形成了非常团结的群体。“军队从来不用暴力欺压农民，至少我没有见过。我甚至没有见过战士和老百姓之间，也没有见过老百姓之间或战士之间用拳头打架；我没有见到欺侮妇女的现象，无论年老的还是年轻的妇女的行动，看来都是很自由的”。[4]136
红军十分重视民族团结，严格尊重民族风俗习惯。在宁夏、甘肃一带，埃德加・斯诺看到共产党实行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政策，全体红军战士必须严格遵守党的团结和尊重少数民族的政策。如未经房主同意，不许进入回民家里；不能侵犯清真寺或教职人员；禁止在回民面前提“猪”、“猪肉”等等。1936年9月初，在回民地区，埃德加・斯诺发现红军同当地农民关系似乎很好。“本县在共产党统治下已有好几个月，不用缴税，一星期前本县农民派了一个代表团向彭德怀送来了六大车的粮食和辎重，对免税表示感谢”。[3]348红军与民众和谐的关系，如同埃德加・斯诺与当地农民交谈时，农民所说的：“红军是穷人的军队”，“红军是农民的子弟兵”。
（二）对红军的高度评价
在对红军将领和红军战士长达数月的访问中，斯诺夫妇所认识的红军形象是真实和丰富的，并在他们的著作中对中共领导的红军队伍给予了高度称赞与评价。
1.拥有牺牲至上的崇高精神
红军队伍给海伦斯诺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两个特点：一是年轻；二是拥有牺牲精神。年轻使得红军队伍拥有高度的聪明和智慧，并充满顽强的战斗精神。而牺牲至上的信念，使得红军战士具有革命的献身精神，勇敢地为中国革命而战斗。当海伦斯诺访问红军领导和红军战士时，了解到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的红军不到两万人时，这个触目惊心的数字使得海伦・斯诺感受到了红军战士的伟大牺牲精神。红军战士的这种革命的牺牲精神，让海伦・斯诺断定：“每一个红色战士都乐于战死，因为他相信，他的死将使他的革命事业朝最后的胜利更进一步……胜利已经成为红军的信条，就算是退却也是下一次胜利的战略性组成部分。”[1]59毫无疑问，在海伦・斯诺笔下长征中的红军展现出了坚定、勇敢、艰苦奋斗和牺牲奉献的崇高精神和伟大形象。
2.中国革命最可靠的保卫者
红军的主要来源是农村无产阶级，其中大部分是农民，而红军的一些军官多出身于知识分子或绅士家庭。但是海伦・斯诺认为红军不是纯粹的农民军，也不具有所谓的“农民意识”，他们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目标是为社会主义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红军队伍懂得在各阶段革命中他们有着不同的责任与目标，而这一阶段的任务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红军作为职业的革命军队经历了艰难长征之后，成为了中国最可靠的“革命者”和“保卫者”。海伦・斯诺认为“红军战士是适应性最强的幸存者，是一切中国人中最优秀的分子。……他们正在为创造和革命而奋斗，正在为处于半殖民地地位的死气沉沉的腐败的中华民族的净化而奋斗，他们是为主义而战的中国人，他们每迈出一步都在推动者历史前进”。[1]46
三、历史意义
斯诺夫妇访问陕北苏区后，对红军进行了大量形象的描写和毫不偏颇的评价，打破了国民党长期在国内对中共领导的红军虚假不实的报道，使得更多国际人士能够正确认识红军队伍。斯诺夫妇离开延安后，写出了很多报道和论著，介绍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根据地的情况。1937年出版的《西行漫记》（即《红星照耀中国》）和1939年出版的《续西行漫记》（即《红色中国内幕》），生动而真实地报道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情况，并丰富而又真实地勾勒出红军战士拥有先进的思想、优良的作风，以及崇高革命精神等形象。斯诺夫妇在自己的著作中对宣传红军和证实红军的现状以及揭示真正的红军形象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斯诺夫妇的报道和著作作为当时国内外人士了解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真实性与权威性的著作，给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树立了良好形象，鼓励更多的国际人士与中共来往和建立了良好的友谊，进一步扩大了中共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如海伦・斯诺所说：“埃德的报告甚至影响到了“剧中人”――共产党人本身，提高了他们的自我形象，尤其使他们首次认识到，所有的“帝国主义者”并非一丘之貉，他们有可能同一方打交道而反对另一方，特别是要同美国人打交道，更要同美国人民打交道”。[5]218“国际友人到延安及其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和支持，是与马海德、埃德加・斯诺夫妇、史沫特莱、艾黎、斯特朗、王安娜等人的宣传鼓动工作分不开的”。[6]30事实上，红军的革命精神无不感染和吸引了这些来延安的国际友人，使得他们在抗日战争前后广泛地同情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抗战。正如马海德医生坚定加入红军，为边区医疗卫生事业奉献；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海伦・斯诺等人奋不顾身去抗日前线，报道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抗日事迹。
斯诺夫妇向世界宣传了长征精神和红军精神。据当时作为埃德加・斯诺翻译员的黄华回忆道“他（斯诺）看到中国红军的领导人是知识丰富、举止文明、懂得革命理论和政策，善于组织领导和爱护人民群众的英才，完全不是蒋介石咒骂的‘土匪’。红军战士个个都是坚强、团结、守纪律和好学的工农子弟，是满怀革命抗日斗志和乐观精神的年轻人”。[7]27可以说斯诺夫妇对陕北苏区的访问，不仅改变了他们以前对红军领导人的遐想和猜疑，而且通过亲身访问与接触红军将领和红军战士，从而客观而又真实地了解到红军战士以及他们的崇高精神。在斯诺夫妇眼中，红军拥有艰苦奋斗、吃苦耐劳、勇于奉献等优良品质，他们经过长征的锤炼拥有着高度的组织纪律和政治觉悟，并在斗争中培养了勇于牺牲、乐观主义、团结群众的革命精神。
红军精神不仅是中华民族的革命精神和民族精神，更是中华儿女宝贵精神文化遗产。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更加需要国人继承和培养这一优秀的民族精神。在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之际，我们应缅怀先烈，继承和发扬红军精神，让红军精神流传不衰，永放光芒！
参考文献：
[1 ]韦尔斯.红色中国内幕（卷1）[M].马庆平等译.济南：济南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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