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达庸，1935年生，天津市和平区人。中东问题专家。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东方语言系阿拉伯语专业，入中国外交部工作。1985年任外交部西亚北非司副司长。1987年至1990年任中国驻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大使。海湾战争前夕受命担任中国驻伊拉克共和国大使，亲身经历了海湾战争的全过程。
潘鹏（以下简称潘）：爆发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海湾战争，是一场大规模局部战争，对冷战后国际新秩序的建立产生了深刻影响，称得上震撼世界的大事件。您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请先讲讲奉调担任中国驻伊拉克大使的情况。
去伊拉克工作，我觉得有些突然，但我对这个国家不算太陌生。在北大读书时，我就读过《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等家喻户晓的民间传说。毕业等候分配时，我曾被借调新华社工作两个多月，任务是收听巴格达电台广播，提供有关卡塞姆政权的消息，这使我从“天空”中初步认识了伊拉克。后来我曾接待伊拉克代表团，通过和伊拉克朋友接触，对这个国家有了一些感性认识。应该说，我对伊拉克并非一无所知，但担任大使就不一样了，工作对象是陌生的伊拉克当局，万万不可掉以轻心。
1990年6月下旬我回到北京后，即去外交部报到。谈话后方知，即便南北也门不统一，国内也要把我调回，因为前不久中国一位国家领导人访问伊拉克时，使馆领导是临时代办，大使已空缺一年多。领导人说，这么重要的国家，不能长期没有大使，要尽快解决。为此，部里考虑让我先去阿联酋待命，待任命手续办完直接前往巴格达，国书由信使送达。但因人大审批手续需要时间，部里决定让我回国等候。部里领导同志说：很快，最多十来天，你就要赴任。我赶紧看材料，了解情况，走访有关部门。7月中旬，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任命，这是我第二次出任大使。我不由想起去北也门当大使前，亚非司司长章曙对我的嘱咐：对新的任务，除了认真努力完成之外，要以“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态，这样才能避免犯大的错误。我把这个嘱咐牢记在心。
潘：您接到任命时，海湾地区局势如何？
郑：当时伊拉克和科威特的争端陡然升温，两国同时向边界增兵。争端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领土问题。1961年科威特宣布独立，伊拉克不予承认，并对科提出领土要求。1963年伊拉克复兴党上台，宣布承认科独立，但两国没有划定边界，多次发生边界武装冲突。两伊战争结束后，伊拉克指责科威特蚕食伊领土。二是伊拉克指责科威特和阿联酋石油超产，导致国际油价下跌，伊损失140亿美元。三是伊拉克称同伊朗打仗是为了保护阿拉伯民族，伊拉克理应免除偿还对科威特等阿拉伯国家于战争期间所欠债务（两伊战争期间伊拉克欠债700多亿美元，其中欠科威特等海湾国家债务350亿美元）。
我还没出发，海湾地区的形势已经成为举世瞩目的热点。8月2日凌晨2点，伊拉克对科威特发动闪电式进攻，出动5个师的兵力，350辆坦克，近千辆装甲车，数十架轰炸机、直升机，十几艘舰艇，攻占科威特布比延岛和瓦尔巴岛。当日下午，伊军占领科威特全境。科元首埃米尔萨巴赫和首相萨阿德逃往沙特避难。几天后，伊拉克宣布科威特是伊的第19省，定名“卡迪西亚省”。两伊硝烟未尽，萨达姆又“发威”了。
与此同时，伊拉克扣押“敌对国”在伊、科的人员作为人质，极力周旋，有意将占领长期化，进而变为既成事实。萨达姆还提出“挂钩论”，强调：科威特问题必须同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联系起来，要想让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以色列必须撤出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以及叙利亚的戈兰高地。
潘：随着海湾局势恶化，国际调解日益活跃。中国派出以钱其琛外长为特使的代表团访问中东四国，您是代表团成员之一，请您谈谈中国的原则立场及这次出访的决策过程。
郑：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立场很明确：必须恢复科威特主权和领土完整；伊拉克撤军不能同巴勒斯坦问题挂钩。安理会讨论对伊动武问题，中国原则立场是先做各方工作，积极争取和平解决。如安理会最后做出对伊动武决议，则视情况而定。
潘：中国代表团出访埃及、沙特和约旦时，三国政府领导人对海湾危机分别持什么样的
态度？
钱外长表示，一定会向伊拉克说明，怎样做才能保全自己的国家，也希望埃及继续利用自己的影响，为和平解决继续做出努力。总统又说，萨达姆若不响应国际社会的呼吁，那就只剩下军事解决了。钱外长问，那么，还有没有不流血的方法呢？穆巴拉克严肃地说，不流血，伊拉克必须撤出科威特，没有别的不流血的办法。谈话结束后，钱外长稍事休息，又同埃及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阿卜杜勒・马吉德进行了简单的会晤。
11月9日晚，代表团飞抵约旦安曼机场。第二天上午，钱外长先同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卡西姆会谈，中午会见了国王侯赛因，约旦的态度与埃及、沙特并不完全相同。约旦领导人表示，约旦也一直呼吁伊拉克撤军，并立即释放人质，强调在国际框架内和阿拉伯范围内解决危机。问题是，有些方面施加了巨大压力，使得和平努力无法继续，有人推动阿拉伯国家采取行动，目的是企图霸占地区资源。国王抱怨说，国际社会一味对伊拉克禁运，没有人同他对话。国王赞赏中国原则立场，希望钱外长能以更好、更易为伊拉克接受的方式，和伊拉克领导人展开直接对话。钱外长说，中国在海湾危机问题上并无私利，只是希望危机能和平解决，为解决中东其他问题创造条件。当前，国际社会对解决海湾危机已有共识，如果伊拉克能采取一些灵活行动，尤其在撤军问题上明确表态，将有助于国际社会争取和平解决的努力。
潘：中国代表团此次出访，重头戏无疑是与伊拉克领导人的会谈，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萨达姆的态度决定着海湾危机的走向，请您详细介绍一下会谈的内容和主要收获。
郑：11月11日中午，代表团乘坐的专机降落在萨达姆国际机场。由于制裁，国际航班多半停飞巴格达，机场显得冷冷清清。伊拉克外长阿齐兹等高级官员在停机坪迎接，双方仅仅寒暄一下，代表团即前往国宾馆。车行驶在巴格达街道，这里的气氛和前几个国家明显不同，冷峻而紧张。政府高级官员一律着复兴党党服，头戴贝雷帽，足蹬黄色军靴，动作很军事化。代表团成员心里都清楚，真正的重头戏开始了。
阿齐兹主要谈了六点：
一、安理会中，美英法都没有同伊拉克对话，特别是美英，拒绝对话。
二、“8・2事件”并非本地区唯一问题，主要问题是巴勒斯坦问题。
三、我们亲身感受到来自以色列的实实在在的威胁。以色列有可能对伊拉克进攻。以色列就是美国的一部分。
四、这次美国亲自来到本地区，将直接参与地区形势最重要的变化。国际上正义的影响很小，为动摇伊拉克经济，阿联酋、科威特、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伊拉克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阴谋活动。
五、“8・2事件”是以上几点造成的后果，结果不能同原因分开。
六、美国为了保护以色列，让伊拉克投降，这是不可能的。战争不符合伊拉克利益，但是把战争强加给伊拉克，我们别无选择。 休息之后，会谈继续。阿齐兹抢先说，之前我们谈的是地区问题，现在谈伊拉克遇到的问题。两伊战后，美国等西方国家担忧伊拉克军力强大，想摧毁伊军工厂和导弹基地，打击伊拉克领导人；科威特降低油价，导致伊拉克欠了大量债务，经济困难。科威特想把伊拉克推向危险边缘。这个地区存在三个问题，要解决中东的老问题，实质上就要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伊、科统一问题，这个问题不能谈判。第三个问题是真正解决地区性问题，需要销毁全部毁灭性武器，消除战争根源，地区之外的国家保证不对本地区使用核武器。安理会不断做出反对伊拉克的决议，伊拉克不接受这些决议。我也对联合国秘书长说，这是在缺席审判伊拉克，关闭了和平道路。
阿齐兹说到“关闭和平道路”时，钱外长打断他的话说，我想做几点评论，说明中国的立场。首先，中国政府主张国与国之间的争端要用和平方式解决，反对军事手段入侵。这个原则包括中东问题。其次，中东所有问题都应该解决，不解决，中东是动荡的、脆弱的。我们主张，在联合国召开中东和会。把中东问题完全同海湾危机联系起来解决，很困难。我还要补充一点，即便伊拉克有灵活表示，国际活动增强，问题也不容易解决。但对话是可能的，解决危机的机会会增加。但是，不能排除偶然事件促使美国采取行动，局势一旦失控，可能爆发战争。
阿齐兹不动声色，面无表情。旁边的官员听得很仔细，好像在掂量钱外长的话。也许，未经萨达姆授权，阿齐兹不能深谈，只能不厌其烦地重复老调，回避占领科威特的实质问题。思想上和职权上的局限性，让他不能越雷池一步，直到最后他也未置可否，但看得出他明白钱外长说话的分量，尤其在动武问题上。
会谈就这样在沉闷的气氛中结束了，离开了谈判桌，晚宴上的气氛活跃了很多，钱外长和阿齐兹的谈话更像是聊天，但颇耐人寻味。钱外长问阿齐兹：科威特是独立国家，是阿拉伯国家联盟成员国，伊、科有外交关系，互派常驻大使，你们怎么能不顾这一切，军事占领科威特呢？阿齐兹很沉得住气，不愧是外交老手，他笑了笑，侧过头对钱外长说：科威特能算是一个国家吗？人口总共几十万，几乎一半人口常年居住国外，到了热季，全国几乎空了，都到美欧避暑。科威特存在国外银行的钱，比存在国内的还多。对钱外长的提问，阿齐兹难以正面回答，只能这样狡辩，言下之意，你说它算得上一个国家吗？算不上主权国家，那理应被吞占。我忽然想到，在谈判桌上，阿齐兹可不敢这么回答吧。在谈判桌上，他煞有介事地大谈阿拉伯光复失地大业，如今，一股脑抛在脑后，真相毕露了。席间闲聊，伊拉克外长吐露天机，说了实话。居然说科威特本来就不是一个国家，理应据为己有。说阿齐兹是萨达姆的“辩护士”不无道理，毫无羞愧地把黑的说成白的。
第二天中午，钱外长会见萨达姆。前往萨达姆办公地点，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车队在城里兜来兜去，不知转了多久，忽然在一栋高大建筑物群停下来。我们走进会客室，停留一会儿，又被引出来，换车，换司机，再出发。车开得很快，到了一处类似军事驻地。从门卫到官员，清一色的复兴党党服。有的佩带手枪，有的手持**。卫兵的眼睛注视着每个角度。早就听说萨达姆的办公地点和住所很神秘，甚至有说即便是萨达姆住宅，住的也不一定是萨达姆本人。我不由想起在也门当大使时，一次也门总统萨利赫在萨达姆结束访问时到机场送行。驻也门使团应邀到机场。停机坪上停放着萨达姆的专机――美制波音747客机，另外一处停有一小型喷气式客机。萨达姆在萨利赫陪同下同送行者一一握手、挥手告别后，一行人进入专机。这时我想，萨达姆走了，我们也可以“打道回府”了。谁知，专机舱门突然打开，萨达姆走下舷梯，与几个随员走向另一架飞机。我想，可能是出于安全考虑，换了飞机，担心有人暗算吧。这时，一位同我很友好的阿拉伯国家使节小声问我，你看萨达姆在哪架飞机里？我回答，他刚刚上了另一架飞机呀！这位大使笑了笑，摇摇头说，不一定，还没准他根本没下飞机，还在专机上呢！我还在琢磨的时候，他又说，也没准换飞机了。我猛然醒悟，对呀，听说萨达姆有好几个替身，哪个是真，哪个是假，谁知道？自己太幼稚了，没想到送行看到这么一场“戏”。那天，萨达姆到底上了哪架飞机，永远是个谜。
代表团终于到了目的地。萨达姆站在办公室中央，同钱外长、随行人员一一握手。他身穿复兴党党服，身高一米八五的样子，腰间别有手枪，足蹬短靴，身体微胖，但没有肚腩（据说他下令官兵减肥，超重者去职）。握手很有力，蓄一字胡，胡须浓密，嘴角好像有点儿歪（听说曾经中风，患过面瘫）。
钱外长同萨达姆会谈大约两小时，中间有片刻休息，那时，萨达姆才把手枪取下放到桌旁。钱外长首先递交杨尚昆主席给萨达姆的信，萨达姆看过信，请钱外长转达对杨主席的问候。钱外长重申了前一天同阿齐兹会谈的主要立场和观点，并表示会认真听取总统如何和平解决问题。萨达姆则用缓慢的语调重复着伊拉克一直以来的观点，譬如科威特蚕食伊拉克领土，偷窃伊石油；美国企图全面控制中东石油，在“8・2事件”之前，就说要用军事手段打击伊拉克；科威特问题必须同巴勒斯坦问题联系起来解决，等等。在否定科威特主权时，萨达姆竟强词道：科威特本是伊拉克领土的一部分，如同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随后，他突然转换话题，问道，美国是否真的要打仗？
钱外长面色严峻，严肃反驳：香港问题完全不同于伊、科关系。香港自古是中国领土，是被英国霸占了100多年。中国采取和平方式与英国谈判，最终达成解决香港问题的协议。而伊科有外交关系，互设使馆，都是联合国成员和阿拉伯国家联盟成员，无论如何，伊拉克占领科威特是不能接受的。接着，钱外长说：中国一贯主张，国与国之间的问题应该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不使用军事手段，这一立场绝不会改变。针对萨达姆所问美国是否真的要打仗，钱外长强调，我们担心战争的危险在增长。联合国决议没有说哪个国家派军队，而美国和盟国在组织联军。任何偶然事件都可能引发战争，战场就在阿拉伯地区。阿拉伯国家，包括伊拉克，会遭受严重损失。要争取推迟、减少、避免战争。有许多工作要做，这就是为和平进行外交努力的目的。 听了钱外长的话，萨达姆说道：在没有得到美军撤出的事先保证，伊拉克任何明确表态都可能导致严重后果。必须同美国撤军、解除对伊拉克制裁等所有问题联系起来。为实现这一目的，应该对话、交谈，包括海湾危机的一系列问题。说到这儿，萨达姆忽然站起身来，钱外长立即起身同他握手告别。会谈到此结束。
在巴格达停留一共两天，代表团最大的收获是，第一手摸到了萨达姆的脉搏，他的确“病得不轻”。碰到这么一个讳疾忌医、油盐不进、“刀枪不入”的患者，你想救他，他不接受，只好让他咎由自取、听天由命了。
潘：据说，这次出访日程安排得相当紧密。那么，除了中东四国领导人，中国代表团还会见了哪些有关国家（组织）的代表，出访计划是否做出过调整？
郑：11月7日傍晚，钱外长会晤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后，代表团从开罗飞往沙特“夏都”塔伊夫，拜会科威特元首埃米尔贾比尔・艾哈迈德和王储兼首相萨阿德。埃米尔和萨阿德都激动地向钱外长控诉了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占领和掠夺、对科威特人民的大肆屠杀。1985年我曾随姚依林副总理访问过科威特，见过埃米尔。这次再见，他变化太大了。埃米尔脸色苍白，身体消瘦，还有些驼背。的确，就在不久前，国家被占，人民惨遭杀戮，国家财富被抢掠一空，如今逃命他乡，作为一国之首，怎能不忧心忡忡。他的目光不很明亮，常凝视前方，说话声音轻微沙哑，不时干咳。显然，健康状况大不如前。由于身体原因，埃米尔讲话不多，钱外长与他的会晤进行了35分钟就宣告结束了。
次日上午，钱外长去设在沙特首府利雅得的海湾合作委员会（GCC）总部，同秘书长比沙拉会谈。这场会谈，是沙特方面有意做出的安排。原因很可能在于，比沙拉是科威特人，他也是有苦要诉，有话要说。在塔伊夫见到流亡中的科威特王室，加上在利雅得与比沙拉的会谈，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们日夜焦虑的是：伊拉克侵占科威特已经三个月，萨达姆在拖延时间，企图使侵科成为既成事实。一旦科威特被正式并入伊拉克，复国无从谈起。而此时此刻，阿拉伯国家存在分歧，他们特别担心，有人会支持把侵科问题同巴勒斯坦问题挂钩，以解放阿拉伯被占领土为幌子，掩盖伊拉克对科威特的非法占领。同时，他们担心国际社会分裂，有的国家出于自身利益对萨达姆妥协，牺牲掉科威特。看来，他们对政治解决已经丧失信心，要求安理会做出对伊拉克动武决议。而对中国，希望不要调解，支持安理会动武决议。
关于出访计划，做了两次大的调整。一次是在出发前，我前面讲到的出访日程是调整后的方案，因钱外长出访前，10月31日上午，传来美国务卿贝克将于11月3日访问中东，希望6日下午在埃及开罗会晤钱外长的消息，中国同意了。鉴此，中国对出访顺序做了调整，钱外长在开罗会见穆巴拉克前增加一次与贝克的会晤。当时，由于1989年政治风波，美国正在对中国实施所谓的制裁，双方尚未恢复高层会晤。中国外长和美国务卿“巧遇”开罗，这是对外的说法，实际是之前安排好的。从贝克的谈话来看，他急于会见钱外长，一是美国重视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作用，很想摸清中国关于美国对伊拉克动武可能的反应，中国的一票很重要；再就是“先入为主”，对中国施加影响：谁也不得干预美国在海湾危机的主导地位，打乱美国的战略部署。而这场为时一个半小时的会谈对中国也很有利，代表团出访伊始，先摸到美国的底牌，第一手了解到美国立场。
第二次大的调整是在沙特会见费萨尔后做出的。沙特方面建议中国代表团对沙特的访问分成两段，第一段先由外交大臣会见钱外长。很明显，沙特想在钱外长会见萨达姆之后，听听萨达姆的最新表态。代表团同意了沙特方面的建议，礼宾官员和机组颇费心机，调整路线，为再返沙特做出特殊安排。钱外长会见萨达姆后，如约返回沙特，在吉达先与费萨尔第二次会晤，又与国王法赫德会谈，向二人介绍了与萨达姆会谈的情况。法赫德也阐述了沙特的立场观点，并对中国的努力表示感谢。至此，中国代表团紧张的中东四国之行方告结束。
潘：您随钱外长出访中东四国距今已有近25年，这么多年过去，您如何看待这次出访，有什么样的感受？
郑：海湾危机，有深刻的历史、国际背景。危机发生后，作为关键性角色，美国立场强硬，萨达姆冥顽不化，局势向兵戎相见演变也就成为一种必然。早在“8・2事件”发生不久，我遇到老领导、外交部原副部长何英，他直截了当地说：“美国运去那么多的兵力，不是为了打仗才是怪事。而且，进了海湾，还会走吗？再说，以萨达姆的顽固性格看，他进了科威特，还会再出来吗？伊不撤军，美国不就有了动武的理由吗？”后来的形势发展也的确如此。所以，中国代表团是在国际和平努力障碍重重、危机日益滑向战争边缘的严峻形势下出访的，事情本身就很有难度，访问一结束，代表团就已意识到，战争已经不可避免。但是，这次出访，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为争取和平，防止战争，采取的具有深远意义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这次行动宣传了中国的正义立场，突出了中国的大国地位，中国的政策、主张经得起历史检验，中国在维护地区稳定与世界和平方面的重要性充分显现。
在这次紧张的出访中，我一直在钱外长身边，钱外长也是海湾危机期间唯一访问过巴格达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外长，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几乎每次会谈，无论会谈对象是谁，钱外长都要强调“中国不充当调解人，不带解决方案，劝说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争取海湾危机和平解决”的方针，既了解对方的意见和希望，也宣传中国的严正立场和主张，体现了高度的责任感和原则性。而每场谈话，内容具体，观点明确，又重点突出。在伊拉克，钱外长重在表明，以任何理由武力侵占别国领土，都是不能被接受的，避免战争对伊拉克有利，伊方对此要有相应表示；对沙特、科威特，充分理解和同情他们的处境，表明中国反对侵略、主持正义的公正立场，同时说明军事解决对他们来说也不是最好的选择，而应根据安理会有关决议解决危机；至于埃及、约旦，主要是了解他们对伊拉克的实际态度，共同探讨和平解决危机的可能性。谈话几乎句句触及问题实质，又不失灵活性，体现出了高超的外交艺术。会谈一场接着一场，节目分量真够重的，大家都很疲劳，钱外长比我们年长，依然认真充分地阐述中国的政策主张，敬业精神令人钦佩。几场谈话下来，大家亲身体会到形势不妙，钱外长却神情自若，谈笑自如，大有举重若轻之风。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回忆起当年的“四国出访”，犹如经历了一次生动的学习班，在自己的外交生涯中打下深深的印迹。更为直观的收获是，在这次出访中，我第一线参加外交活动，第一手了解海湾地区事务，提高了外交水平，为我出任驻伊拉克大使，在海湾战争期间处理好各项紧急事务奠定了重要基础。至于海湾战争期间和战后中国使团的活动，以及战争中发生的故事，我在新近出版的《三进巴格达：中国外交官亲历海湾战争》一书中，都做了比较详尽的记述。
潘：您对海湾战争前夕中国代表团出访中东四国的详细回顾，对广大读者深入了解海湾战争，特别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所做出的努力很有裨益。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愿您健康长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