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间，30多年过去了。然而，在中南海工作期间的那些往事，没有被岁月的灰尘遮蔽，相反却益发鲜明起来。
长征老干部不吃“小灶”
吃食堂
中南海机关的一日三餐，有特殊之处吗？没有。除少数中央领导吃特供小灶外，其他同志都吃大食堂。
“中央领导吃饭要付钱吗？”有位家乡来的朋友如此问我。我自己心中也曾对此存疑。问了机关老同志后才知道，不仅要付钱，而且菜价要高过大食堂同类菜的价格，因为菜肴较精致（家住“海”里的中央领导，伙食自备者例外）。有位参加过长征的老干部，按级别规定可以吃“小灶”，可他嫌价钱贵，还是跟我们一起吃大食堂。
我在的那些年，粮食供应还实行粮票制，每人每月30斤，分米（吃米粥米饭用）、面（吃面条馒头用）和粮（吃杂粮制品如窝窝头用）三种，与北京市民一样。这让我这个吃惯米饭的江南人有点为难。好在多数北方同志爱吃面食，我就用面票换他们的米票。开始，我们在中南海北区的一个能容纳数百人的大食堂用餐，该食堂主要向国务院机关系统的干部提供用餐。那里的小菜如花生米、黄豆、萝卜头、咸菜等特别多，而且价格便宜，几分钱就可以买一碟（据说，这是8341部队垦荒种植的副产品）。每餐主食品类很多，有米饭、面条、稀粥、馒头，还有做成小金字塔那样的窝窝头等。开始，我误将北京的馒头当作上海的包子，不知道它是实心的，中间没馅，也不像上海松松软软的刀切白面包，咬上去硬巴巴、干叽叽的。爱吃的人说，这东西好，慢慢嚼，能嚼出香味、甜味来，可我怎么也吃不惯。有天中午，我买了两个，结果连一个都没吃完。被当代人誉为“绿色健康食品”的窝窝头，那时人们视其为“下等粗粮”，我竟错失口福，五年内未吃过一个。
去国务院食堂用餐，要走很长一段路。进入北区时还要过一个岗哨，需出示工作证。
后来，中办秘书局办了一个食堂，中南海南区的人就可就近用餐了。但由于食堂较小，吃饭的人多，用餐时常常出现排长队现象，菜的花色品种也比较单调。为了改进食堂工作，让大家吃得好，吃得满意，一度曾把农村“大包干”的办法搬进中南海，机关食堂也实行“包干制”。结果真是“一包就灵”，菜的花样多了，清洁卫生好了，但普遍反映价格贵了。
喝茶水要交钱
开会免费供应茶水（上海人把喝白开水也叫喝茶，这里指喝放茶叶的水），这是最普通不过的事。可是在中南海则不然。我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况，是在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的小组讨论会上。当服务员为各与会代表轮流倒开水时，发现有人从口袋里掏出两毛钱来，服务员收下钱后，从包包里掏出一小包茶叶，打开后放进杯子，再倒开水;有的人茶瘾重，要两包茶，那就给四毛钱。无论职位多高的领导都一视同仁，不交钱就不给茶叶，只能喝白开水，无一例外。又有一次，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同志，为准备一篇妇女工作会上的讲话稿，找全国妇联的几位领导和我们研究室的几位同志到勤政殿开会。在一个会议室里，桌上放着热水瓶和茶杯，还有一包包茶叶，要喝水、要茶叶都自己来。妇联的一位领导取了一包茶叶又倒了一杯水，可摸遍身上的口袋，怎么也掏不出两毛钱来，显得有点尴尬，直至坐在旁边的康克清大姐为她代付后才了事。
至于抽烟，那更需自备，绝无公烟可享。
这喝水交钱、抽烟自备的做法，是“三年困难”时期，由周恩来倡导，刘少奇赞同、支持，最后正式确立的一条“铁规”， 一直延续下来，谁也不敢违背。现在看来，这似乎是不足为道的“小事一桩”，却是于细微处见精神，那种公私分明、不贪不占、不搞特权的精神，是永远值得发扬光大的。
娱乐生活就是看电影
中南海的娱乐生活比较枯燥、单调。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有周末舞会，一些工作人员可以和中央领导一起翩翩起舞。
舞会地址是颐年堂西侧的春藕斋（前后有种莲藕的水池），那片宽广、平滑的场地，原是清朝皇帝的戏台。那时，作为一种健身活动，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主要领导都参加过，每次舞会都有香烟、糖果之类的东西招待。直至“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说：“老百姓连肚皮都吃不饱，我们还在跳舞，能高兴得起来吗？”于是持续了十来年的周末舞会被取消了。
放电影是在这座小楼的底层――一个能容纳100多人的会议室里。在那里我曾见过的有胡耀邦、薄一波、胡乔木、卓琳以及他们的孩子们，可从未见过小平同志来看过。中央领导同志看电影，没有特殊照顾的座位，像普通工作人员一样，哪儿有空就坐哪儿，也不需要中间保持距离，如果见到哪位熟悉的同志便打个招呼，给人一种完全平等的感觉。后来，在国务院新建的小礼堂里也放过电影，那里的条件要好得多，我曾去看过一两次。那时放映的电影多为英美片、香港片和大陆拍摄的新片。
有一次，放映一部美国原版片，请唐闻生为大家翻译。我的座位离她很近，她一边全神贯注地看着银幕，一边从容地用汉语做翻译。令人吃惊的是，她的翻译几乎与电影故事中的人物说话同步。我第一次目睹了这位“才貌双全”的女性――毛主席的英语教师和最佳“英语翻译”的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