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洛赫发现，在伊墨利纳农村，钱是可以被用来替代在互有道德义务关系的人们之间互相交换的传统礼物，而在意义上并没有特别的差异。大量的事例都表明，在那里钱在道德上是中性的。不论在任何宴会上、婚礼或是在葬礼上，在人口处总有人专门接受客人的礼钱。这些礼钱都会被认真地记录下来，并在仪式进行过程中被大声唱读而丝毫不会引起任何尴尬。这在欧洲或北美的大部分地区都是不可想象的。
许多经济人类学家通常认为，与市场经济较发达的社会相比，在仍处于原始经济的社会里交换是被划分为不同界域的。某种可以在某一交换界域中进行交换的东西，不一定可以在另一个交换界域里进行交换，因为不同的东西或服务都被赋予不同的道德价值。大量的墨利纳事例则表现出与许多经济人类学家的上述成见相反的景象。通过对"异文化"的研究，布洛赫发现了自己社会文化中存在的比"异文化"更加"怪异"的现象，即在欧洲的文化里交换仍是被划分为不同的界域。钱在道德上并非是中性的，它在道德上被赋予的意义使它不能被随便地从某种交换界域里转入到另一种交换界域里。与此相反，在货币经济远不如欧洲发达的墨利纳农村，钱在道德上却是中性，可以被用于任何交换界域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说，钱在作为农业社会的墨利纳比在工业社会的欧洲更起着交换中介物的作用。反而在通常被人们认为货币经济发达的欧洲，钱却被赋予了比货币经济不太发达的墨利纳农村更强烈的非经济的社会文化符号意义。通过对"异文化"的参与观察研究来了解"异社会文化"的同时，社会人类学家往往达到对"己社会文化"的更深刻的认识。
通过对法国人类学家莫斯(Marcel Mauss)的《赠与》(The Gift)和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关于交换和货币的论述进行分析研究，布洛赫认为符号意义的分析研究方法对弄懂某个社会中钱和商品的性质和意义是非常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在运用这种方法探讨钱和商品在某个社会的性质和意义时，不能像莫斯那样只是将它们放在交易中进行考察，而是要像马克思那样把它们置于整个生产和再生产的政治-社会制度中去考察。马克思对交换的研究的强有力之处，就在于他把交换既视为生产方式的一部分，也视为符号体系的一部分。
布洛赫的文章让我想起了大概是在八十年代中期，从报刊上读到某地一位领导到了自称为纳日人的社区考察后发表的一番讲话。大意是纳日人家并不穷，几乎每家都有好几条猪膘肉，关键的问题是他们缺乏商品观念。如果他们把猪膘肉卖了，再拿换回来的钱发展生产，他们就富了。对经济学家来说，这位领导的讲话充满了"经济理性"，而纳日人不卖猪膘肉是不符合"经济理性"的。但在人类学者看来这位领导的讲话缺乏"社会文化理性"。正如前引的布洛赫一文中所论及的那样，在有些社会里交换往往是被划分为不同界域的。某种可以在某一交换界域中进行交换的东西不一定可以在另一个交换界域里进行交换，虽然传统的纳日人的经济社会是自给自足的，但资料表明其商品交换活动至少也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事实上，当八十年代中那位领导认为他们缺乏商品观念的时候，纳日人社会里的骡、马、牛、羊及其毛皮等产品的交易还是很兴旺的，仅从他们没有将猪膘肉变为商品就得出他们缺乏商品观念显然是偏颇的。就是在商品经济较发达的汉族社会里也并非所有东西都可以在商品交换界域里进行交换。现在如果有一个人将祖传的家业或珍宝变为商品拿到市场卖，他是要冒着被视为"败家子"的危险的。因为社会赋予祖传家业或珍宝道德的意义，即便是在所有者缺钱时也不得随便将其变为商品卖掉。它是印有强烈道德符号意义的祖先对后代的馈赠物，是被物化了的祖先与后代亲缘关系的象征。更深地说，它是与超越个人的、长久的社会秩序的再生产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把它变为商品卖给了没有亲缘关系的人，就意味着这一亲缘关系的破裂，是社会道德所不容的。这就是汉族社会里的一种"社会文化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