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叫杨和青，1933年正月十九被地主害死，财产被掠夺一空，母亲只得给我招了继父。继父好逸恶劳，把我家房子卖了，钱也骗走了。6岁起，我就过着“流浪狗”一般的生活。到1945年我17岁的时候，被抓了兵，生活再次发生改变。
短暂的抗战经历
1944年，我16岁。
抵抗日军的国军要充实队伍，到处抓丁，我流浪挖煤的煤窑上经常都有抓丁的人出现。村寨里的人们白天轮流放哨种庄稼或挖煤，晚上扛着弯刀木棍到山沟或岩洞里躲抓丁。
年关要到了，加上抓丁的人已将我“挂号”，我不得不穿着草鞋、冒着大雪前往织金的外公家避风头。
走了两天才到织金。我正在一边烤火一边听外婆说话，十几个人就围住了外婆家的房子。几个人进来了，连草鞋都不让我穿，连拉带绑，把我押走了。外婆哭着求情，那帮人就放枪恐吓。那一天，我记得是1945年初（民国三十三年腊月二十六）。
训练3个月后，我被编入国民革命军九十四军四十三师搜索连，开赴湖南武冈，追击日军……不到一周，我们就追到了广西龙胜，之后到了长蛇岭。鬼子要往北面撤，我们死死咬住不放，战斗打得很激烈。战斗结束后，我才知道，一二一师三六三团最后只剩下7个人……
日本人被我们追得基本上不抵抗了，田间、路旁、草丛，一路丢下干粮袋、空水壶、饭盒、折断的刺刀、击穿的钢盔……
日本兵见牛杀牛，见鸡杀鸡，沿路铺子被他们洗劫一空，田间的稻谷也被他们割去喂马，一个大约有10多户家人的小集市还被他们放火烧成灰灰。
最残忍的是那个小姑娘被杀的事。
一条山沟里有几户农户，年轻的跑光了，剩下一个十六七岁的小姑娘守着双目失明的老奶奶。日军路过，要强奸小姑娘，小姑娘不从，与鬼子撕打，鬼子就用刺刀刺了小姑娘两刀，人伤得只剩下半条命，老奶奶守在旁边哭得死去活来，一直喊着孙女儿的名字……1945年8月日军投降的消息被证实，九十四军军长牟廷芳向我们部队训话说，日本人要投降了，要我们去上海受降。
我随军到了上海看到，凡是日本人的窗口、营房，到处都插满了白旗。那些可恶的日本兵呆在房间里，个个都像缩头乌龟。
重新“站队”
1945年10月，我所在的部队调到北平，驻守石家庄、山海关一带，搜寻流散的少数日本兵，接管日军留下的营地、仓库、码头……
1948年，我进入国民党新组建的骑兵部队，开往辽宁新民、漳武一带作战。
一天天不亮，夜行军100多公里后，我们进入一个村庄埋锅造饭。饭做好了，刚端上碗，村庄突然被包围，我们立即翻身上马冲出村外，一口气跑出30多公里。清点人数，连人带马少了18个。还没有歇好，唐家庄方向的炮火又密集地轰过来，骑兵连全部被冲散。我骑的战马的肚皮被炮弹炸了个洞，肠子都脱出来了。我顾不得了，用皮鞭猛抽战马，冲过沙河，战马倒地死了……这时，只剩下李树成和我等3个人。我们都不识字，不知要去哪里，只好朝着大平原方向走，饿了就去老乡家要饭充饥。
不知不觉，我们走进了解放区朝阳，被关卡截下后送往解放军团部。团部组织我们学习“为谁扛枪为谁打仗”，我说起在故乡的种种遭遇，然后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投入辽沈战役。
阵地上弹药吃紧，连长要每班抽一个人去3公里外的地方扛炮弹。我们班让刘汉义去。临走，考虑刘汉义个子小，扛不动一箱炮弹，换我去。
我扛着炮弹转到阵地时一看，炮台被炸得一塌糊涂，班长与刘汉义倒在血泊中……就是这种拼法，我们的部队全歼了国民党王牌军12万余人，活捉了化装成商人逃跑的廖耀湘。
一个月后，部队转移到北平、天津一线的平津战役主战场。
平津战役结束后，我们部队驻扎在北平郊外固安县城西边的一个村子里。因为连队补充人员多，部队便开展教育活动，让我讲自己的苦大仇深。我从父亲反抗地主遇害、大姐被迫当童养媳、妹妹被迫当尼姑讲起，讲到自己九死一生地走进革命队伍，整个会场的人都哭了。
忆苦结束后，班长把我叫去，说：“我们都是一棵苦藤上的苦瓜，要想自己和大多数人都不再受苦受难，就得争取参加中国共产党。”
当时，我觉得奇怪，说，我不是参加了吗？
班长说，参加军队只能算革命战士，还不算共产党员。
1949年1月31日，两次立过战功的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湘西剿匪遭冷枪
1950年，湘西大规模军事剿匪基本结束，部队分散发动群众搜剿残余土匪，我带领一个排追击顽匪中队长冷彪。
冷彪被追到一个山洞里，我带人把洞围了起来，反复喊话，冷彪无动于衷。我找来寨中一老者打探。老者说，洞叫鸡肠洞，洞中有洞……我把爆破筒捆在竹竿上面塞进洞里，拉响导火绳，然后带领5个人进入洞里，又往洞深处扔了两包炸药、20多颗手榴弹……
继续摸索时，我感觉踩到了一个软乎乎的东西。估计是冷彪，我连发了6发子弹，冷彪终于哭丧着出声了。就在这时，跟随我进洞的一个当地民兵向我连开4枪，其中一发子弹打穿了我棉衣的肩膀。紧接着，那民兵又朝我开了两枪。我摸到开枪民兵跟前，抓住他的枪和手，用枪托揍了他几枪托。 出洞后，一位50多岁的大娘悄悄告诉战士说：“你们队伍中有个人就是冷彪的亲舅子，叫李小东。”原来，在洞内连续朝我放枪的就是这个人……
血洒朝鲜抗美战场
1951年4月，作为入朝第二轮预备部队，我跨过鸭绿江，经过14天急行军，抵达集结地。
当年7月10日，停战谈判开始，但美国的无理要求导致谈判中断。之后，美军扬言“让飞机坦克大炮去辩论”，火药味渐渐浓了。
8月18日，美军发动夏季攻势，没想到却遭到援朝部队的重重打击。
9月29日，美军向入朝四十七军的防御阵地发动秋季攻势，天德山高地、418高地成了美军重点攻击的目标。但任凭狂轰滥炸，我所在的一四一师四二一团二营仍然牢牢控制天德山。
1951年10月3日，在激烈的争夺战中，一枚手榴弹落在我机枪的正中，机枪被炸毁，我眼部和头部被炸伤，血流满面……当天傍晚，我第二次被炸弹炸穿背梁，炸出鸡蛋大小的一个洞，人一下子倒在血泊中……
夜幕中，战友们以为我牺牲了，把我和牺牲的战友摆放在一起。半夜，我苏醒过来，听到枪炮声还在耳边响，我伸手向左右摸去，全是冷冰冰的尸体。我想从死难战士的身上找枪弹了结残生，但没有找到。
10月4日，天快亮的时候，剩余的战士准备撤离，副团长要求搜寻受伤战友，不允许丢下一个人。战友们搜寻时听到我还在呻吟，才把我从尸体堆中背出来，送到伤兵集结地的一个山洞里。
伤兵是通过从中国运送军用物资的汽车转运回国的。伤兵多，车辆少，我迟迟没有得到回国。在缺医少药的条件下坚持到了第6天晚上，我便咬紧牙关，躺在地上往山洞外面爬，爬了两个多小时才爬到离停车处还有30来米的地方。我当时就抱住一个朝鲜民工的脚，让他把我背上车。
这一回，我终于从烽火连天的朝鲜战场上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从朝鲜战场上回到祖国以后，我先后在陆军医院、中苏医院医治了一年，虽然治好了，但成了终身残废，被定为二等甲级伤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