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生命苦旅，似有一种潜在的逻辑，如佛家所说的因缘。大卫生命中注定要追寻约瑟夫・洛克的足迹，并留下他的文字，因为他们有相通的精神血脉。
1933年，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出版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首次出现了“香格里拉”一词，称它是“圣境的太阳”。传说，詹姆斯・希尔顿笔下的香格里拉，就受惠于洛克的记述。
二战时，有人问罗斯福：轰炸日本东京的飞机从哪里起飞？罗斯福巧妙地回答：香格里拉。在美国人心目中，“香格里拉”是“神秘之地”。
藏语中香格里拉是“心中的日月”。喇嘛说：我的孩子，我放在你手上的是香格里拉的遗产和命运。
“香格里拉”，是俄罗斯学者顾彼得和奥地利学者洛克抛出的一个不折不扣的世界性难题！
70多年过去了，香格里拉魅力没有过去，洛克的魅力也没有过去。
70年后，贵州作家王大卫也上路了，在丽江、香格里拉以及金沙江、澜沧江、怒江流域，追赶着洛克，追赶着香格里拉，追赶着他心中的天堂！大卫的《寻找天堂》，洋洋300页，2003年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现今的修订版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他两年苦旅追寻的见证。
在滇西北在三江并流区，大卫时时与洛克的生命和精神照面，山山水水，似有洛克的精神影像萦绕……他最终将洛克身世、行踪、业绩一网打尽。他判定洛克的时空是阔大的：他远离故土，只身漂泊，无所依傍、又无不依傍;作为一个独行者、漂泊者，洛克有他的姿态、艰辛和幸福。
传说中，隐秘的杉牟哈喇之地，位于8座终年积雪的雪山之中，雪山的分布，好像莲花的8个花瓣，其中心是一个形状似四边金字塔的巨山，以至于像一个三维（印度教和佛教中的）曼荼罗坛场。山的东边是近湖，西边是两个白色的莲花湖，充满了神韵和神秘。南边有一个公园和巨大的宫殿，居住着杉牟哈喇的国王及亲眷们。
这实在太诱人了。大卫也许也沉醉其中？
滇西北的自然生态、诗情画意曾经令洛克以及顾彼得惊心动魄，他们认为云南、丽江、三江流域的自然生态，美丽得宛若天堂。在大卫的书中，我们看到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独龙江的风雨阳光;玉龙雪山、格聂神山、梅里雪山有灵性的生命;甘孜高原与天空是“亲密融和在一起的，仿佛一伸手就可以触摸到天空”;理塘的天空，“既纯净又温柔且强烈，纯净是像蓝眼睛一样清澈的苍穹，温柔是飘逸的云影，强烈是太阳的光芒”。滇西北的纳西、藏、彝、普米、傈僳、独龙、怒族，多少人在大山的庇护下成长、强悍，又有多少人在此遁老。一座城镇，一方水土，绵延历史，几许忆及？高山大河，是他们终生的襁褓;幽谷水泊，是他们的缕缕肌理，世世代代，偕他们而长在。大卫的记录坐实不只是对滇西北神奇、雄峻、丰饶一往情深;他的意旨，已形成命运派定的一泓血性，化为恋母式情结。
民族文化代代传承。丽江、香格里拉以及金沙江、澜沧江、怒江流域，始终有自己的一份文明，一份传统，为其他地域所不能混淆。这份由地域、历史、语言以及生活方式和心理素质，构成的独特文化形态，是任何人不可改变、窃走的。
洛克受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28年，春夏秋冬，朝朝暮暮，孤旅于茶马古道，面对峡谷的惊险、泥石流的惊险、土匪抢劫和野兽袭击的惊险，他的马帮在弯弯曲曲高高低低坑坑洼洼的驿道上探行。这样的探行，历史上只有明代的徐霞客有过。他在玉龙雪山下雪嵩村的居所，简陋到只有一张床、一张简易书桌、一个炭火盆和两个陈旧的箱子。28年间他与纳西人、藏羌人、摩梭人、彝族人、傈僳族人、怒族人、独龙族人和谐相处。1949年8月离开中国大陆时，洛克还说：我还会回来的。一个外国人，如此以中国民族文化为志业，这是什么精神呢？遗憾的是，洛克曾在1950年代被视为“文化入侵者”――因为涉及所谓“文化主权”问题。
大卫在看了洛克用生命与心血拍摄的近万幅照片和撰写的数百万文字后，他充分认识、了解了洛克，不敢苟同这种狭隘的偏见。他竭力把“文化侵略者”还原为“中美历史文化友好使者”。这正是大卫的正义与良知使然。无独有偶，大卫作为长期在贵州工作的人，5次去云南，重走洛克之路，面对云南媒体的提问：贵州有丰富的自然、历史、人文资源，你为什么要千里迢迢来云南“抢夺”我们的“矿藏”呢？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总是宏阔浩瀚，吞吐潮汐的。丽江、香格里拉、三江并流区，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文化主权并非划地为牢，文化的隔离封闭是不明智的。丽江、香格里拉、三江并流区，本身的理念就是各民族和睦相处，不被种族、文化、信仰、习俗所界阂，生动体现人类理性、人文的永恒主题：自然、和谐、发展。
散文是天宇大地的原生形态。一百多年前，黑格尔曾说中国人观察方式基本上是散文性的。这是一种指向。散文为一切用文字进行表达的人们提供了多种可能，尤其是思想和精神的可能。大卫的《寻找天堂》不是一般的游记，不是萍踪旅痕，而是文学与思想独特融合的结晶。是对历史文化、民族文化的精心保存，具有非常的文化历史价值。大卫以他强烈的忧患意识，饱满的文化热情，反思往昔的沉重，正视历史的痼疾。他散发着、蒸腾着大山大江浩然之气的文字，给人一种切肤之痛乃至灵魂考问。这是源于他对生命的彻悟。大卫骨子里始终自觉浸透着人类和民族的痛苦与欢欣，承受苦难的解读，直面苦难的追问，超越苦难的救赎。他通过深切、深挚的话语，传递精神的吐纳、生命的交感，这是大卫作品最为可贵的精神特征、文学特征。
对纳西族、傈僳族、独龙族、怒族人的现状与未来命运，他投入了深切的关注。除了对这些民族做了缜密体察之外，还思考这些民族的未来发展。对生态环境的潜伏危机，大卫无比忧虑。他在勐腊南贡山和南腊河流域的纳卓、勐伴、曼蚌看到大片的树林被砍伐、烧毁时，竟发出了“不是恐惧大自然，而是恐惧人类自己的愚昧与野蛮”的仰天长叹。
在《阿松法王》中，大卫记载了这样的文字：“天地宇宙中，生命只是一个过程，一个简短的过程。生命的黯淡和辉煌，都是自己镌铸的。生命走到终点时，会受到灵魂的考问，那种结果，不是精神痛苦，就是精神幸福。”大卫说，法王是尘寰中人亦非尘寰中人，在他硕大无比的头颅里，深藏了太多的宏博睿智。我在这里读到大卫的深意。
大卫的散文，至情至性，不虚假，不扭捏，不娇情，不雕凿，这与当下的世风、文风了断。阅读其作品，我们能感受到他的文采，功力、哲思和底气，感受他对生活的认知、理解和感悟，蒸腾着生命的亢奋和酣畅，散发着来自生活的原汁原味。
天堂何处？大卫寻找到了他的天堂吗？天堂是现实的，也是虚无的;天堂是理性的，也是非理性的。西方人见过上帝，见过耶和华吗？虽然上帝（God）被视为其信徒至高无上的神。
大卫说，我构建了一个远离尘世（市俗社会）的生态环境，一个属于我自己的精神家园。他坚信自己寻找到了一个关于生命、精神与灵魂的丰富世界，相信这就是他心中至善至美的天堂了。大卫是站在历史、文化和人文的维度上，认识人类文明走向的。他企望并获得了在滇西北的一种类似凤凰涅后的辉煌，这是他注定的宿命。
在信念坍塌、碎片飘飞的年代，我们从《寻找天堂》中体会了大卫，体会了他的恪守，他的境界，我们看到人类文明之旅上的一个志愿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