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放前的隐蔽战线上，曾有一对红色伉俪――华明之、沈安娜，他们受周恩来指派，长期潜伏在国民党中央机关，被誉为中共历史上最杰出的“特工夫妻组”。而他们的儿子――华庆来，生于1936年，14岁参军，并随部队开赴朝鲜，担任志愿军司令部电台的报务员。当年，父母潜入“敌人心脏”传递情报，而他为了保卫祖国，投身朝鲜战场，用电波传送战事情报……在那场血与火的战争洗礼中，留下了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
14岁学发电报
我当时在上海市格致中学读书，当然也积极报名。但要求年龄在17岁以上才可报名，而我当时的年龄不足15岁，在虚报为17岁后被录取。我的父母是中共老地下党员，他们积极支持我去“参干”。但那时上海还是个刚解放不久的工商大都会，“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旧观念，还是很深地印在老百姓的心中。所以不少家长把孩子关在家里，不让去报名或报到。解放军进城，怕扰民，就露宿街头，睡在水泥地上，令人感动，也受到广大群众的尊重。但要把自己的孩子送去当兵，也睡在马路上，有几位家长舍得？更何况是送上朝鲜战场！
1951年1月5日，上海《解放日报》刊登了“军事干部学校招生办公室”公布的录取名单，我在其中。1月8日通知出发，10日我们到了南京。
我被编入华东军区通信学校（又称华东通校、第三通信学校或三野通校），开始了我的部队生涯。预备教育结束后，我们开始学习技术，此时我才知道我们学习的是报务技术，将来当无线电报务员。
摸黑过鸭绿江
鸭绿江大桥早已被炸断，对方有空中优势，一发现我们修桥、新建桥，马上就来炸，但大批战斗人员和各种物资，又必须及时地送到战场。我们的工兵部队真不简单，他们发明了水下桥：把桥修在水下，桥面也在水下，距离水面约十公分，这样在天上看不到桥，当然也不会挨炸弹。但白天还是不能用这些桥的，只有在晚上，部队、物资才能过江。由一位工兵在前面趟着水引路，大部队或卡车就慢慢地跟在后面过江，这个发明真立了一大功！
夜晚有一批车队要过江，我们50位同学奉命搭车，每车四人左右，车上装满了急需的物资。我们分别爬上车后，就坐在物资上，位置较高，很容易被摔出车外，虽然危险，但谁也没有当回事。我们就是这样在漆黑的夜里过了江。现在有的文艺作品宣传志愿军是唱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歌，在群众敲锣打鼓的欢送声中奔赴朝鲜的，这和我们当时的情形是不符的。换句话说，实际上我和战友们是趁着夜色，“偷偷摸摸”地过江的。
晚间开车必须打灯，而敌机一旦发现，就要扔炸弹。当时我们就设防空哨，隔几个山头就有一个（作用与古代的烽火台一样）。如听到敌机的声音，就马上开一枪，附近的防空哨听到枪声，也跟着开一枪，这样一段一段地传出去，远方的车队听到枪声，就马上熄灯，摸黑慢慢地开。这样是十分危险的，加上路况极差，弹坑比比皆是，所以翻车事故很多。有时黑暗中实在无法前进，只好停下车等着。当敌机飞过或改变方向后，防空哨再开一枪，表示警报解除。当晚，我们就这样走走停停，第二天早晨开到一片大森林里，获通知可下车休息。领队就带着粮食，到朝鲜老乡家去做饭。当时朝鲜老乡十分欢迎志愿军到他们家做饭，因为我们都是多给粮食，做饭时也有意多做些，余下的就全给老乡。而朝鲜人民军是用打借条的方式，进门就吃，吃了就走，借条如何兑现，就很难说了。吃完饭，我们被告知在老乡家的炕上休息。我们听从分配进屋，因为朝鲜人的习俗是地炕，所以大家一进门，就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几乎睡了一个白天，傍晚被叫起，吃完饭后就上车继续走，又是停停走走一个晚上。次日早晨开到一个山脚下，因为上山是小路无法通车，我们就排队走上山，走到半山腰，我们听到掩蔽部里传出来那熟悉的莫尔斯电码声（那是老同志们在抽空练习收发报），我们知道：到电台啦！
彭老总视察电台
到驻地后，我们被明确告知，这里是志愿军司令部（简称“志司”或“总部”）电台。当年我们无能力组织全军的有线通信系统，所以，“志司”的无线电台，就是供最高指挥用的重要通信枢纽，很重要。我们上机见习不久，陆陆续续地有同学被分到兵团、军和师的电台，当年我们实力不足，电台只能配备到师这一级。最后在我们入朝的50位同学中，就我一人留在“志司”电台当报务员。
志愿军司令部设在朝鲜平安南道桧仓郡蟹蛰洞附近的一片山洞里。那儿原是一个金矿，在美国人撤退时，没有把它炸掉，因为他们认为很快就会回来的。因此，一开始我还能看到铁塔上的缆车在来回走动。不久，美国人发现回不来了，很快金矿被炸毁停产，铁塔和缆车也再没见过。总部机关和电台就设在废坑道里，比较安全，但洞内十分潮湿，夏天这里温度较低。我们到时正值六月，见到许多老同志还穿着棉袄或棉大衣进洞，按理也应该穿上棉裤，但嫌麻烦，大家也都不来回换了，因此我们的下肢几乎个个都患上了关节炎。 当时卫生部门听说电台在坑道里，是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就准备安排伤员来此休养。他们先来察看环境，但一进入我们收发电报的工作间（简称“报房”），就发现到处在滴水，还有一股烂木头的怪味。他们马上摇头说：这样的条件，伤员伤口不但不易好转，还会增加新的感染。当时我们台领导笑着说，这是我们当前最好的条件，同志们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洞里工作。
一位统率几十万大军的将帅，在紧急繁忙的军务中，还记着抽空要到电台去看看大家，这可是件大事。但当时我们的台领导却处理得“十分平淡”。比如：事前不知老总要来，那么在老总来视察和返回时，应该马上组织大家列队欢迎和欢送，但当时领导并未这样做（在其他工作间的同志也不知道老总来，我便是其中之一，老总来了也是后来才从战友那里听说的）。而且在事后领导也未让我们开会，谈感想和心得体会等。这些表面上看似十分平淡的处理，充分反映了当年上下级之间亲密无间的融洽关系，也显示出电台领导的求实工作作风，这是难能可贵的。但“彭老总来电台看我们啦”这个荣誉深深地印在大家心中。我们所应做的，就是更加勤奋努力地工作！
“我们是幸存者”
朝鲜战场地方不大，无前后方可言。总部有固定的驻地，旁边又是天线林立的电台，很快就被对方发现了，于是他们三天两头来轰炸。所以对我们来说，挨炸弹是十分平常的事。炸弹在地上爆炸引起的地动山摇的感觉，大家很快也都适应了。但我们电台还是有同志牺牲。有一次爆炸点离我们报房仅隔一个小山头，如果炸弹偏一点，有没有我就很难说了。所以我经常说：“我们是幸存者！”
那种感觉一直深深地映在我的脑海中，以至在几十年后唐山大地震时，清晨我被惊醒后的第一感觉，就是挨炸弹！
总部附近都设有高炮阵地，他们负责保卫，挨着我们电台的一个小山坡上，也设有一支。他们只有在敌机冲着总部轰炸时，才会开炮。那时对方占据绝对的空中优势，所以他们来轰炸时，飞机都俯冲得很低。我躲在半山坡的掩蔽部里（朝鲜冬天温度很低，我们都住进洞里，其余时间住洞外的掩蔽部），可以听到炮弹在头顶飞过的呼呼声。大家知道，高射炮是朝天上打的，一般情况下，在地面上听不到炮弹的飞行声，但我却清楚地听到了，可见高射炮发射的角度已近“平射炮”了。还有一次，我在电台外的小路上走动，突然发现一架敌机向我们俯冲下来，飞得那么低，连驾驶舱内飞行员的脸，我都看得清清楚楚！但他没有开枪打炮，可能是侦察机或有意的挑衅。
后来，上级通信部门从国外进口一套新的通信设备。它是用机器代替人工收发电报，当然效率和准确性大大地提高了，我们高兴极了。技术人员把机器调试完毕后，就开始与北京总台进行试验。谁知我们的电波一上天，美国人发现这是一种新的通信方式，马上开大功率的机器，把我们的小功率信号全压下去，我们什么都听不到，试验被迫中断。我当时就在场，见到技术人员无奈的神情，眼巴巴地看着用宝贵外汇买回来的新设备，静静地躺在仓库里，那种心疼和愤怒的感受，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
“通播”与“黑丫头”
当时我这个组联络的对象都是炮师，而且每人有几个相对固定的联络方向。有段时间，我发现对方的声音越来越大。有一天，他突然给我发了一条暗语，意思是：奉命停止联络。我马上报告领导，得到指示后，才敢回答对方。没过多久，组长交代我联络一个新对象。通信文件上规定的内容一应俱全，我就按指定时间呼叫对方。一听对方的手法，就发现竟是让我“停止联络”的那位，当然他也听出我的手法，双方都很开心。但我们仍然按规定，进行敌我识别暗语的核对，然后双方客客气气地工作。事后我问组长，这是怎么回事？组长告诉我，这是某炮师，他们从广东北上，离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近，所以信号强度不断增大。现在他们已入朝，虽然仍是某炮师，但进入志愿军序列，通信的番号也自然随之变动。
那时战事急迫，我们无暇给家人写信，又因没有固定的收信地址，所以无法与亲友通信，但领导心里是装着这一件事的。后来，部队相对有了大致固定的驻地，领导就决定，采用信箱编号的方式来解决。我记得很清楚，是用“钢铁战士”四个字，分别作为“志司”、兵团、军和师信箱的名称。举例：钢字信箱六分箱代表我们“志司”电台;铁字信箱三分箱或九分箱，则代表三兵团或九兵团;战字信箱三十八分箱，即为三十八军;而士字信箱六十分箱，就是六十师。同时还为此成立了部队的军邮系统，来落实一般文件和信件的转递。此项看似不大的措施，极大地鼓舞了部队的士气，因为广大指战员可以和国内的亲友通信了！
当年各方面的供应都十分紧张，在生活用品方面，彭老总有一句十分明确的话：先部队，后机关。那时伙房做饭也要冒风险，因为烟不能太浓，时间也不能长。否则一旦被敌机发现，知道该处有部队，就会马上来轰炸。我们吃饭的状况可想而知。加上要值夜班，经常饿着肚子工作，因此人是很难受的。当然这与“一把炒米一把雪”的战友比，我们好了不知多少倍呢！
后来为了解决值夜班时饿肚子的问题，就发几片干馒头片，给大家作为夜餐。我经常因工作忙，不能及时吃到。有一位老同志就在领夜餐时，把我的那一份留着，还有意多加几片，实际上就是他省下不吃，一见我有空，马上叫我快吃，好继续工作，这使我十分感动。这位老同志的大致模样和他坐在桌旁开心地看着我这个小兵吃干馒头片的眼神，至今我仍有印象，可惜忘了他的名字，后来也未能保持联系。但当年的这几片干馒头片，所表达的战友之间的深情厚谊，我是不会忘记的！
除了饿肚子外，我还感到睡眠不够。有一次我们组在等待接班，但时间尚充裕，可要躺下睡觉又不大可能，大家就在掩蔽部里聊天，我坐在旁边听，但困得眼皮睁不开。此时一位老同志，就把正在抽的烟拿过来，说：“抽两口，提提神。”我听话，就抽了两口，谁知抽了后，反而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后来才知道这叫“醉烟”）。醒来后，发现掩蔽部里空无一人，我吓坏了，知道睡过头了，这可是大过失呀！我快步奔到报房，向组长检讨，但他无任何批评的话，只是叫我快去工作，老同志们也不吭声。我明白大家是在原谅我，便暗地里发誓，绝不再抽烟。因此，虽然电台里抽烟的同志很多，但直至今日，我没有抽过第二支烟，因为抽烟要误事，我是牢牢地记在心里了。
值班时精神高度紧张，有时连续工作时间长，下班后睡着就醒不过来。有一次我睡得很死，不知不觉地尿了床。醒来后马上偷着去洗、晾，缝被子时还把床单也缝上了（幸亏当时没有褥子）。但老同志们都理解我，从不在我面前说这些丢脸事。再说，我们组里都是男同志，讲老实话，他们实在也帮不上多大的忙，因为他们的针线活也不比我强多少。
终于停战了
停战后没几天，“志司”在一块大平地上，举行庆祝大会，这块大平地被我们称为“志愿军广场”。开完会回到驻地时，除了感到饿以外，主要是渴。伙房早已在篮球场上放了许多桌子，上面摆满了吃的，还有用大碗盛的白酒。我十分渴，以为碗里是水，就大口大口地喝。我从未喝过白酒，当然不知它是什么滋味，加上我肚子是空的，这么多白酒灌下去，感到处处在摇晃，接着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后来同志们说，我躺在篮球场上，吐了一地。老伴志群推渌好几个年轻人，也和我一样上了当，又哭又笑满地打滚，出尽洋相。这场久盼的丰盛会餐，我几乎没吃上一口，这顿饭究竟吃了多久，我也不知道。但当时每个人都十分痛快、开心，因为终究停战了，听不到枪炮声，大家精神上放松了不少。
停战后，部队陆续撤回国内，但也有入朝来轮换的，这样大量部队的来回变动，不是一件小事。因为当时双方各有多少兵力在战场，互相也不十分清楚，故都想隐瞒实力。因此，有的部队坐“闷罐车”出入朝鲜，实际上就是坐没有窗户的货车，以应付过口岸时中立国的检查。1957年7月我奉命轮换回国，与1958年撤军的热烈场面无缘，当然坐的也是“闷罐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