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令状”何以落空？或许当初主观上都意识到治霾是大局，是利国利民的必需，但能不能完成治霾任务其实也是没底的。而且雾霾成因复杂，其形成没有明显的区域性界限，一旦追责，既可以一推三六九，也可以以法不责众来脱责。可以说，从一开始签定，其结果都是能够想像得到的。
雾霾可不可治？答案是显然的。无论是南京的青奥蓝，还是北京的APEC蓝，都证明，只要统筹有序，痛下决心，治霾不是不可能。但治霾要以牺牲经济发展速度和GDP指标为代价，而这个代价之沉重，远不是一两个地方能够承担得起的。治霾要讲政治，更要讲科学。对国家来说，必须全国一盘棋，你治他不治，这既不公平，也达不到实际效果。对国人来说，可以说是人人有责，每个人都是雾霾的受害者，但每个人都可能对雾霾的产生有所“贡献”。因此，治霾不仅是国家的事情，是地方政府的事情，也是每个人的责任。认识到这一点，就会对系统的治霾措施有所理解，也容易接受。以南京为例，以往争论不休的禁放烟花爆竹政策，在今年几乎达成了全民共识，执行起来也非常顺利。
必须认识到，治理雾霾是一个长期、艰巨的过程。英国为了治理伦敦雾霾，花费了30年时间，我们当然不能指望一两年空气质量会有大的提升。就现实而言，中国的重化工依然占据着国民经济首要位置，这正是空气污染的主要“元凶”之一。而淘汰落后产能、完成产业升级需要一定的时间。现在，人们不满意的并不是治霾太慢，而是治霾“军令状”这种雷声大、雨点小的操作方式。各地在立治霾“军令状”的时候，应当充分考虑到治理雾霾的艰巨性，制订的计划也要尽量合情合理、易于操作，让治理雾霾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行，既不期望出现治霾“大跃进”，也不能久拖不决、一直耗下去。
治霾“军令状”普遍落空，应该给我们以足够的教训。一方面，需要反思治霾政策的缺漏，并有所改进。另一方面，也要对各地治霾的实际措施进行检讨，对治霾的力度进行评估，对治霾与发展经济之间的平衡，进行科学研究和把握。更主要的是，对一些阳奉阴违、不积极履责、唯GDP论的地方领导人，必须进行严厉的问责。“军令状”落空了，治霾的时间表可以调整，但治霾的决心和任务不能打折，这既是政府取信于民的承诺，也是考验党和政府执政智慧和能力的一份试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