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做堤工的彭德怀能在17岁时当上湘军正兵，每月寄三块钱回家维持祖父、父亲和弟弟的生活，与湖南的政治局势关系密切。
一位旧军官的晋升路
与大众的普遍认识相反，清末民初时想到正规陆军当一个兵很不容易。湖南人有从军的传统，但本省陆军却没有多少容纳能力。小学教师舒适存投奔湘军第2师当兵时，因无缺可补，只能做备补兵，“不独无饷可领，连吃饭也要自己出钱”。即使如此，也领到“德造七九**、刺刀、弹盒、背囊、黄呢军服、黄呢大衣、皮鞋、绑腿、灰布棉军服、夹军服、黄布单军服、卡其单军服、番布雨衣、饭盒、水壶、十字锹、棉被、毛毯、被单、蚊帐、枕头”等一大堆装备。军队物质生活远较平民丰富，兵缺难补倒也不难理解。
一个共产党员的成长史
前途远大的湘军团长选择了叛变，即使在现在看来也有些不可思议。但重新梳理彭德怀青少年时期的人生经历与心路历程，却不难理解他的选择是必然的结果。
清末民初军队的特点是帮会盛行，青帮、洪门、哥老会都在军队中发展组织，帮会辈份在背地里甚至会颠倒官兵之间的地位。即使冯玉祥这样长于治军的将领，也只能引入基督教来抵御帮会对军队的侵蚀。但是，彭德怀的军人生涯中，却始终没有参加帮会活动的记录，不得不说是个异数。
彭德怀早年读过私塾，当兵后又在团训练班中接受过文化教育，从保定军校毕业的青年军官那里听到许多富国强兵的道理，或许因此产生了_一些“知识分子的自觉”。他自己也承认，当时刻意结识了一批“知识分子和贫苦农民出身的士兵”做朋友，时常谈论救国救民的宏大话题。日后参与平江暴动、拉起红五军大旗的黄公略、李灿、贺国中等人都是此时结识的伙伴。
彭德怀谢绝帮会，不代表没有组织团体的意识。流浪做工时的经历，早就在他心目中立下了“杀地主、救穷人’的目标，做堤工时几次参加罢工，也让他认识到“没有组织领导的活动难以成功”。从军之后，彭德怀对有组织的反抗活动更加热衷，当兵的时候参加过“闹饷”的兵变，当团长之后甚至怂恿手下“闹饷”，以“提高士兵的觉悟”。
经过这一番洗礼，彭德怀认识到“杀一两个人无济于事，不能解决问题”，开始在部队里扩大其“救贫会”的组织。但彭德怀和青年士兵们反复讨论形成的“救贫会章程”，依然是“灭财主”、“灭洋人’、“发展实业”、“实行士兵自治”这样大而空的言论，很能反映当时的底层青年既想反抗社会现实，却又没有思想出口的困苦状态。
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以及从“救贫会”发展而来的“士兵委员会”形成组织基础，当彭德怀被推向“清乡剿共”的第一线时，突然率部倒戈一击，也就不足为奇了。一段袍泽情谊的始与终
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因“万言书”遭到批判，林彪曾说彭“非常英雄主义，非常骄傲，非常傲慢，瞧不起人，非常日空一切，对人没有平等态度”，抛开其中的政治因素，倒不失为对彭德怀性格的一次自描，这种性格早在湘军时代就已经形成。彭德怀担任营长时，军长何键下令举行佛法大会，要求全体军官行受戒礼，他坚决不去，营内军官也无人参加。彭德怀升任团长时，副师长、参谋长要他举行就职礼、举行全团会餐和官佐宴会，彭德怀坚决不应，甚至说出“这多麻烦！这个团长我不当了”。这样一个满身钉子的人物却能在湘军升为团长，实在离不开几任长官的赏识和照顾。
此后，在投奔北伐军、脱离唐生智等重大决策上，周磐都要征求彭德怀的意见。还曾按照彭德怀的建议，任命黄公略担任随营学校的副校长，彭德怀也说“我和周相处十年，是利害相依”。但是，随着北伐战争的发展和国共两党关系的裂变，周磐和彭德怀走得也越来越远。从夏斗寅进攻武汉到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彭德怀都建议出兵讨伐，但均被周磐所拒绝。彭德怀感到“气愤又惭愧”，“我和周磐近十年共事的所谓感情，一朝破灭了”，并且认为周磐在为人和思想上都反动，不可能走共产党的路。
平江暴动的种子在这时已经发芽，最终造成了周、彭二人的分裂，也摧毁了周磐的前途。暴动之前，周磐担任副师长的独立第5师辖两个训练处共六个团，实力可观。师长刘铡并不到部办公，大小事务均由周磐负责，前途不可限量。但平江暴动之后，独5师成为众矢之的，部队被拆散安置，周磐也调任闲职，从此一蹶不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