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在媒体上，您被称作“递套教授”，宣传您自己是否也促进了性教育的展开？
A：“递套教授”是网民总结的，他们是想骂我的，后来被我接纳了。“递套教授”是提醒大家要有安全性行为，这多好。我要不是为了推动性学研究和普及性教育，也犯不着自己抛头露面。我的感觉是历史选择了我，不是我选择了历史。我责无旁贷。这也不是什么上刀山下火海的事，没什么了不起的。促进中国性学发展、普及性教育，于个人于集体于国家都有利，我为什么不去做？
Q：性教育包含哪几个层面？
A：性学学科教育，培养性学专门人才，这是最高级的层面。在大中小学校以及幼儿园，进行系统、规范、科学、全面的性教育，让普通的学生学到性学知识，这是第二个层面。第三个层面是针对社会普及的性教育。三个层面是互相促进的，相得益彰的，不可或缺的。
Q：您给“性盲”的定义是：没有系统地接受过性教育的人。怎样算系统地接受性教育？
A：在学校进行系统、规范、科学、全面的性教育，这才是系统的性教育，自己上网学一点性的信息，不叫性教育。“没有系统接受过性教育的人是性盲”这个定义也许会得罪大部分人，但我不是有意要得罪你，我是描述事实。这是一种警示的说法，震撼你，让你意识到它的重要性。
Q：就这30年来看，中国人对性的认识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A：30年来，中国从禁锢的环境中开了一扇窗户。改革开放带动了性文化领域的松动。从完全禁锢、保守、传统的领域逐渐发展，现阶段中国性观念从左到右我分为七个等级：禁锢、保守、传统、开明、开放、自由、放纵。从左到右两个极端（禁锢、放纵）是我们要极力反对的，两个次极端（保守、自由）是要极力避免的，传统和开放是我们应该容忍的。我们应该秉持“开明”这个级别。现在，从左到右七个等级全都在发生，各种性观念、性形态和各种生活实践全都有。在社会转型时期，性观念也是多元的。
Q：总体上来讲，现阶段中国人的性观念处于哪个级别？
A：那要看私生活还是“公生活”。公开的生活中，人们要表达主流价值观，要表现出自己与传统价值观的一致。事实上是戴着假面具示人，哪怕背后是不堪的，公开的场面仍然要道貌岸然，要以“文明道德代言人”的身份出现。而私下，人类所有的性现象都会存在。现代中国人是“两面人”。不坚持传统价值观，就是大逆不道，是政治不正确。
Q：此前您说2014年广州性文化节上的泼粪事件，是您经历过最严重的难堪。您在做性教育的工作中这种情况多吗？
A：这是第一次受到这样的人身攻击。我在大学里从来没遇到任何的难堪，在大学以外也没有遇到过。我2006年在香港中环参加第一届性文化节，面对大几百人上千人的民众，讲了一个多小时性知识、性教育内容，现场反应很热烈，也都没有遇到任何的不堪。
Q：现在学校里性教育状况是怎样的？
Q：培训班的经费来自于哪儿？
A：经费不来自学校，而来自福特基金会，不是国家给的费用。我要说明的是，福特基金给钱，但不介入我们的培训，培训内容、培训方式它从来不介入。它只是给你钱，到时候报账符合财务手续、符合协议和合同那些规定的开支就够了。至于培训什么，只要是性教育培训就可以通过。换句话说，我们的培训是按照我们自己的实际需要来掌控的，不受制于基金会。
Q：能否讲讲您印象深刻的、投入精力最多的那些调研？
A：对大学生的性调查我们2003年就做过，我们调研了24个省、自治区、市的28所大学，当时的主持人是首都师范大学高德伟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属于参与学校之一。有一本260万字的书《全国大学生性健康状况调查报告》，是这次调查的成果。从那以后就没有大规模大学生的性调查了。我在我们学校的课堂性调查数据已经有十年的了，我刚好还有2年半退休，看我等到退休以后能不能整理出来。
Q：您的研究生毕业后大多从事什么工作？性学硕士就业前景怎么样？
A：我的现在在读的研究生有两个，已经毕业的有几个在中学里当老师，有一个在大学里面当辅导员，还有一个出国了。彭露露走了这条路（出家），本来也是大学里面工作的。还有一个学生一毕业就创业了，成立了文化传播公司，主业就是性教育、性咨询。
Q：就要情人节了，您有什么要叮嘱大家的吗？
A：顺其自然，尊重选择，小心谨慎，你懂的。――实际上我意思就是，如果实在控制不住，做好避孕，做好防病。因为情人节嘛，容易燃起大家的热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