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师曾是民初北京画坛最活跃、最具影响力的美术活动家和美术教育家
陈师曾在近现代中国美术史上最重大的贡献在于坚决捍卫文人画的立场及其艺术实践
近代以降，国门洞开，西方文化开始以如潮之势涌入中国，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剧烈冲击。在绘画领域，传统绘画唯我独尊的局面被打破，油画、水彩、水粉等西方画种不断引入并被国人接受，新的绘画艺术和绘画观念在时代潮流的推涌和世界潮流的裹挟下逐渐取得支配性的话语霸权。对此，郑午昌曾说：“鸦片战后，国人醉心西洋之坚船利炮，号称熟悉洋务者，稍稍输入西洋文明，以为维新，于是中绝之西洋画，乃重现色相于中国艺坛……且有远涉重洋，归以所得炫耀于国人者，于是洋画渐有凌驾国画之势。”潘天寿也指出：“光（绪）宣（统）后，西画在中土之势力，始渐渐高涨……缘此，中土青年有直接彻底追求欧西绘画之倾向。”尤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否定传统，“全盘西化”，成为时代性的社会潮流，传统文人画更是遭到了猛烈的攻击。康有为、陈独秀两位文化巨子也相继喊出“国画改良”“美术革命”的口号。康有为断言传统文人写意画是导致中国画学衰败的罪魁祸首，陈独秀认为王石谷的画是“中国恶画的总结束”“若想把中国画改良，首先要革王画的命”。于是中国画被斥责为不科学、落后、不重写实，必须以西洋写实绘画的模式加以改造。
在文化界和绘画界“输入写实主义”，否定文人画的喧闹声中，陈师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论争，并写下《文人画之价值》和《中国画是进步的》等一系列具有真知灼见的理论文章，尤其是《文人画之价值》，成为重新肯定文人画的代表性著作。他从绘画的精神性和文化性方面，对文人画衰败论和不科学论进行了有力的反驳。他说：“殊不知画之为物，是性灵者也，思想者也，活动者也；非器械者也，非单纯者也。否则直如照相器，千篇一律，人云亦云，何贵乎人邪？何重乎艺术也？所贵乎艺术者，即在陶写性灵，发表个性与其感想。”文人画贵在发挥性灵与感想，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学养之醇厚，因此，陈师曾认为“文人画不求形似，正是画之进步”。
对于有人批评文人画过于深奥，世人不易领会，他却认为：“文人画之不见于流俗，正可见其格调之高矣。”他还概括出文人画之四大要素：人品、学问、才情、思想，“具此四者，乃能完善。盖艺术之为物，以人感人，以精神相应者也”。所以，“欲求文人画之普及，先须于其思想品格之陶冶；世人观念，引之使高，以求接近文人之趣味，则文人之画自能领会，自能享受”。在反传统思潮甚嚣尘上之时，陈师曾与金城、姚华、陈半丁等诸多中国画学研究会同仁一道，极力反对当时全盘西化的观点，高举“精研古法，博采新知”的大旗，对否定传统、主张全盘西化一派的艺术力量起到了有效的制衡作用，从而使中国近代绘画艺术能够在多元格局下获得健康发展。
陈师曾于山水、花鸟、人物都有涉猎，对历代名家之风格、技法、源流也都有深入的研究和实践。曾在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主办的《绘学杂志》上相继发表《清代山水画之派别》《清代花卉画之变迁》《中国人物画之变迁》《对普通教授图画科之意见》等系列论文，对各画科之风格流派及其发展进行了系统的研究。陈师曾的绘画创作主要是文人写意画，无论花鸟、山水、人物题材还是表现形式、艺术手法，都与他的思想和审美情趣息息相关。他的花鸟画近学吴昌硕，远师徐渭、陈淳、扬州八怪，长于大写意笔法，浑厚绮丽，能自成简远雄秀一派；他的山水画广学诸家，从清初龚贤入手，上追明代沈周，后转学石涛、李流芳等人，力矫清代以来“四王”末流的习气，总体上呈现用笔萧疏，意境旷远的格调。此外，吴昌硕的意笔山水和海派画家蒲华的山水创作对陈师曾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人物画虽非陈师曾的专长，但他的人物画创作却对中国现代人物画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在《中国人物画之变迁》一文中，系统梳理了汉唐至现代人物画性质与画法的变迁。他将人物画的发展分为“伦理的人物画”（三代至两汉）、“宗教的人物画”（东汉至六朝）、“赏玩的人物画”（宋代以后）等几个历史阶段。关于人物画的发展，他说：“现在有人说西洋画是进步的，中国画是不进步的，我却说中国画是进步的。从汉时到六朝的人物画，进步之速，已如上述。自六朝至隋唐，也有进步可见。不过自宋朝至近代没甚进步可言罢了。然而不能以宋朝到现今几百年间的暂告停顿，便说中国画是不进步的。”可见，他对中国人物画的发展有着深刻的认识。
陈师曾的人物画创作，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北京风俗图》册页34图。画家用速写漫画的形式，以旧京风俗入画，描绘了当时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民，充满生活气息和时代特点。其社会意义要大于绘画本身的意义，更在人物画题材的创新方面有开创之功。刘凌沧在《五十年北京画坛回忆录》一文对此画评论说：“陈先生的《北京风俗画》突破了文人画派的清规戒律……画中除少数有闲阶级之外，绝大部分是为生存而挣扎的劳苦大众。虽然寥寥几笔，那种困顿劳苦表情使人看了发生无限的同情。在那时，虽然作者未必理解到劳动人民的贫困是阶级剥削与压迫的结果，但是选择这样的题材，可以看出他对劳苦大众的同情，在20世纪20年代，是十分可贵的创作。”其上有当时名流金城、马公愚、叶恭绰、郑午昌等人的诗文题跋。好友姚华逐幅为之填词，并编为《猗室京俗词》与陈画一并印行。
总之，陈师曾在传统文人画的复兴、美术创新的探索、美术教育的提倡、画会画社的组织以及中外美术交流等方面，都有着重大的贡献。梁启超认为他“在现代美术界可称第一人”，萧谦中誉其为“近代画家才气最高者”。当代美术史研究者则认为：“如果没有陈师曾，北京画坛或许会暗淡无色。”（阮荣春、胡光华《中华民国美术史》，四川美术出版社199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