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通过考试领取到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发给记者证的正宗记者。我不好说自己有多大能耐，只好借用别人的评价先介绍一下自己。
起初，我在县委宣传部工作时，常向中央级省级报刊投稿。一日，一位省报总编来我县见到我大为惊讶：“你原来这么年轻？读你的评论、杂文、通讯，以为你至少有50岁了呢！不简单啦，可以说报纸上的体裁没有你写不好的，我报社几百人，还找不出你这样‘全能型’的呀！”我时年27。后来，县里要我担任县报社长兼总编，负责创办报纸。上任第一年年底，报社就将全年的报纸合订本呈送到省新闻出版局参与评比，获得一等奖。周边县市已办报多年的社长们在省里开会时众口一词地“调侃”我：“你只怕是神仙下凡吧，我们办了七八年报也没得过一等奖啊！”在撤销一些地方报的那年，我南下广州一家报社应聘，300多人考试，我是被录取的5人之一。在这家报社只干了10多天，就被任命为编辑部主任。一天，报社老总坦诚相告：“任命你为编辑部主任，我是考验过你的。我曾连续5次有意的在你办公室谈一些新闻稿，看你的反应，然后请你针对一篇文稿写篇评论。没想到，我一支烟还没抽完，你的稿子就写出来了，而且写得很有点气吞山河的味道。”
我原在家乡工作的报社虽撤销了，我并不是没事干;但不管你怎么干，工资就是固定的2000多元。所以，我带着对亲朋们的牵挂毅然决然地离开了“桑梓”，南下打工。然而，我这一直被人称道的“能人”，外出谋生的酸甜苦辣咸，旁人岂能体会得到？
先说酸。广州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最早的大都市，当地人似乎还没来得及想是怎么一回事，一夜之间很多人就“蓬蓬勃勃”地富起来了。随之，中国的劣根性“财大气粗横眼看人”的那种表现就在一些富人的骨子里也“泛滥”起来了。不管外乡人如何努力工作，好像也不容易与当地的富人融洽为真正的一家。还有，每当夜深人静，咱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打工者，对远隔千里的亲友的思念之情与日俱增。你说，这种酸味该是多么地折磨人哟！
次说甜。在广州，我每月的工资收入不仅是家乡的四五倍，而且还有在家乡不曾有过的什么理发费、交通费、书报费、电话费、物价上涨差价费等10多个补贴项目;每逢节日，包括家乡人从来不当回事的什么夏至日冬至节，报社都会发一两千元的超市购物卡。因为每个月的收入数是“无法固定得了的”（报社老总的话），所以，“害得”我每月都要做小学生的初级运算题目，用当月的不定收入数减去我在家乡的固定收入数，看等于多少。年幼读书时算这样的题目枯燥无味，但流落他乡算这样有实际意义的初小算术题，别有一种甜味呀！
后说苦。既然寄人篱下地帮人家打工，你就必须加倍地表现自己，多干一点工作，是不是？不仅对上司吩咐的工作你必须满面堆笑地接受，即使自己精神不振、时间“拮据”，也得硬着头皮立下军令状。因之，我说我所做的事，比应聘单位的那些本地的“固定”在名册上的“主人们”多一两倍，绝非夸张。要想方设法多干事，多表现，能不苦吗？我容易吗？
且说辣。这辣，依然是从收入上“感觉”到的。我虽付出了几倍于“主人们”的艰辛，我虽每月的收入是家乡的四五倍甚至更多，但是，你只要看看全社的工资表，定会有满肚子的辣水没地方吐。为何，“主人们”的工资是我们打工者的两到三倍啊。更气人的是，有些三四十岁的我们打工的不太熟悉的“主人”，平时根本不需采访写稿、编稿，但领工资或领购物卡时，他们总是雄赳赳气昂昂地来了。据说这些“主人”是特殊的照顾对象。对此，“主人们”觉得是理所当然的。想起这种现象，肚子里的辣水就会波涛汹涌！
再说咸。我在广州打工的第一家新闻单位为了创收，每逢学生放寒暑假，他们都会办高中初中生写作培训班。我刚去不久，他们的第N次培训班开班了，社领导要我也讲一课，时间是半天。我接受任务的第二天上午就上阵。没料到，我讲完后，三四百名学生振臂高呼：“汤老师万岁！我们再不要昨天和前天讲课的老师讲了，我们明天还要汤老师讲！”虽然学生说的那两位老师当时不在场，可我闻听此言，就觉得仿佛是我最喜欢的菜肴里的盐放得太多，咸味儿太重了。我也乐意享受人家“吹捧”的滋味，可孩子们“吹捧”得“离了谱”，“太夸张”了呀。要知，那两位老师就是报社的领导啊！学生们口无遮拦的“口号”一旦传到他们耳里，我怎好面对他们？
为了避免这种尴尬，我只好转到另一家杂志社应聘编辑部主任。当然，刚进去，上司不会马上“赐官”，也是工作了20多天才任命。此前，编辑部有两位也是招聘进来的干了3年的副主任，而主任一职一直是虚位以待。任命我之前，杂志社老总仔细“琢磨”过我应聘的考卷，并“研究”过我出版的几部长篇小说和在报刊上发表过的几篇评论、杂文、报告文学。估计是他“琢磨”“研究”后有了“底气”，所以在任命时对同仁们说：“大家可能对汤主任不太了解。我可以断然地说，我们20多人的水平加起来，也赶不上他呀。”我当时就被老总的话惊傻了：你这不是在给我树威信，而是在树敌呀！他的这道好吃的“菜”之咸味也太重了啊！叫我今后如何与同仁们相处？尽管是个直性子的老总，当时还说了一些“注释性”的话，以“缓解”气氛，但我始终是惴惴不安，直到离开这家杂志社，心里都没安宁过。
总之，在外打工，不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都各有其难。比如说我们做文字工作的，干不好，上司和同事瞧不起，自己也觉得愧对那数字“变幻不定”的、让人每月都能高兴好一阵子的工资;干好了或者干得太出色，又容易得罪上司和同事。难啦，我真正体会到了人们常说的“世上最难做的就是做人”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