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咸丰十年（1860）是清帝国内外交困的一年，南有太平天国的腹心之患，北有八国联军的悍然入侵。这一年的二月至四月间，太平军相继攻下杭州、丹阳、无锡、苏州，兵燹所至，生灵涂炭、栋毁梁摧之余，汉学腹地吴中一带也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不仅学者的生存环境极端恶化，江南三阁以及故家藏书也多付劫火，文化、学术均遭受重创。关于这场灾难，冯桂芬称之为自建炎四年（1130）金兀X之乱以来七百三十年未有之大劫，其惨烈可想而知。常熟旧山楼主人之一的赵宗德，于同治二年（1863）返乡，路经昆山，在给友人张星鉴的一封信里这样描绘了一幅大乱之后昆山的景象：
昆邑前借夷鬼之力攻复，故遂据以为功，城中半为鬼穴。客夏由沪返虞山，道出马鞍山下，卢井萧条，荆榛蔽野，昔日a_之地，皆已鞠为茂草。怪鸟啁哳，人声阒然。埤又间，时有数鬼聚语，每一謦咳，声如枭鸣。水流绿腻，风来皆腥，极目苍凉，（殆）非人境。西过巴城湖，远望断苇丛筱中，始渐有炊烟扬起。虞邑附郭五六里间，其荒凉与昆邑略同，乡市遭劫稍轻，濒海或偶有一二完善之地。东皋所留仅有一树一石，旧时闷巷，模糊莫辨。总宜老屋及贞寿堂基，间架尚存，惟四无邻居，虽修葺完固，亦非住所矣。山中古寺，如维摩、普仁，均L石无存，山峰、破山，仅留数椽。城中昭明读书之台，言子弦歌之里，靡不毁弃净尽，千年遗构，荡焉如扫。时遇相识，执手骼剑并无一语。伤哉伤哉，劫何酷欤？
这大概要算是描绘吴中乱后景象最沉痛的文字之一。据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同治二年四月十三日，江西南赣镇总兵程学启、洋人总兵戈登带领洋枪队围攻太平军，由水路攻下正义镇。十五日，攻占昆山、新阳县城。同治三年二月初一，溧阳太平军守将吴人杰以所部一万五千人降。此札当作于同治三年三月二十四日。宗德此札摹画昆山战后惨烈图景，不啻一篇沉痛的纪实文。常熟、昆山号称富庶，而战乱造成的残破着实让人触目惊心。收信人张星鉴（1819-1877），字纬余，一字问月，号南鸿，新阳（今昆山市）人，是吴中经学大师陈奂的弟子，著有《国朝经学名儒记》、《仰萧楼文集》等，曾长期流寓在京。赵宗德、赵宗建兄弟与星鉴交情极好，昔日曾一同登山临水，泛舟尚湖，谈论诗书，如今故乡残破，宛若鬼都，回首往事，不禁有泡影薤露之感。另一位吴中学者张瑛曾为顾千里之孙顾瑞清写过一篇传记，结尾处抑制不住内心的沉痛，感叹道：
呜呼！自庚申之变，大江以南藏书画毁于兵燹，一时老儒宿学，皆流徙江湖，迄无乐土，甚者遭难穷厄以死。以余所知，如长洲马钊、元和陈君克家以殉难死，太仓季君锡畴、长洲陈君奂以老病死，幸而存者，如太仓叶君裕仁、吾邑王君振声，皆遁迹江北，余亦频岁奔走吴、越，家室播迁，书卷灰烬，方约二三同志，俟东南稍平，相率入山，闭关著述，而君不及待。嗟乎！不特良友丧亡为足悲悼，而使吾郡失此读书种子，文献无征，益使人有荒江寂寞之叹矣！
张瑛此文，不是只为一人哭，而是为一郡读书人哭。对吴中学术来说，陈奂于同治二年六月病逝意义重大。他是江沅、段玉裁弟子，又与高邮王念孙为忘年交，巍然为一代经师，他的去世标志着吴中汉学一个时代的结束。李慈铭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吴中陈硕甫先生已于六月间捐馆，江南经术尽矣。”也隐含着这样的感慨吧。其实陈奂的一生都在为吃饭忙碌，或入幕，或课塾，奔走不暇，“著书都为稻粱谋”在此时已变成了一件很不容易的事。那么吴中学术的传人们是跟随着原有的学术惯性前行，还是应时而变，寻找新的学术契机？这实际上是关系到近代吴中学术能否近代化的一个关键。
二
以陈奂为中心，由他的弟子组成了一个笃守汉学师法的学术圈子，成员包括管庆祺、丁士涵、马钊、费锷、张星鉴、李善兰、戴望等人。不久前田家英所藏清代学者手札汇编成《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书札》一书（以下简称《书札》），琳琅满目，美不胜收，是研究清代学术史的一座富矿。其中收录了二十位学者致张星鉴的书札三十通，还有其他学者的手札多通，对我们了解陈奂弟子交游圈以及与当时其他学者的交游很有帮助，本文即以这批书札为基础，以张星鉴为中心，尝试复原这个交际群落。
张星鉴未能如前辈一样专治一经，其书斋取名仰萧楼（即崇仰萧统《文选》），与吴中的治经传统就有些貌不合、神亦离，但星鉴的汉学立场十分坚定。他曾激烈地批评汉学的敌人方东树：“舍本逐末，而口舌是争，汉与宋自多I格矣。甚矣，方氏之不思也。”其实在吴学内部，陈奂的弟子们普遍对汉学衰微的现象表示了担忧。曾多年不下楼、精研《集韵》的丁士涵就对张星鉴说：“自此经学亡而道学兴，风会转移，抑不尽由人力也。”与丁氏并称“吴下三之”的陈倬也有类似的感受：“当代名流，谈经日下，趋向稍殊，不敢与人交接。窃谓汉儒之学，至嘉道而大明，后贤恪守师承，自可宗风不坠。乃今之学者，辄思突过前人，于是驰骛渊博，取径遂流于杂。一倡百和，群然效之，岌乎殆哉！今之时又汉学将衰之候也。”陈奂的弟子们并不完全是书呆子，他们对“风会转移”、“汉学将衰”有很敏锐的感觉，可是他们除了感叹还能做些什么？
陈奂弟子中唯一有大师气象且具有强烈宗派意识的，是入门最晚的戴望。戴望出入于吴学与浙东永嘉学术之间，与俞樾有姻亲关系，与孙衣言、孙诒让父子交往颇多，又曾任金陵书局校勘之役，得见张文虎、汪梅村等老辈，闻见远较南园其他弟子广阔，故治学古文、今文F于一炉，堂庑较大。倘若沿着通经致用的路子走下去，参以习斋之学，未始不能开出一些新路来。但戴氏其人性情孤僻，倨傲自是，且体弱多病，终至于中道陨落。戴氏弱冠拜师的时候，南园已是七十老翁，但他始终笃守师法。他在给张星鉴的信中不无骄傲地说道：“世难纷纭，师资道丧，原伯鲁之徒，咸思袭迹程朱以自文其陋。一二大僚倡至于上，无知之人应之于下，势不至流入于西夷天主教不止矣！所冀吾党振而兴之。征诸古训，求之微言，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则，救世敝而维圣道者将在于此。”这段文字大概颇合张星鉴的脾胃，被全文抄录在《戴子高传》中。汉学最重要的是一种考据的方法和怀疑的精神，而不是它的思想，想靠发明古训、经术文章来救世，未免有些大言欺人。 陈奂弟子中走出学者小天地的，要数马钊和李善兰。马钊年逾弱冠始从陈奂受教，专治《集韵》，为学长于历算推步，著有《水陆攻击章程》，无书生气，有用世心。曾在苏郡团练乡勇，后应江苏巡抚许乃钊之招留军帮办，组建抚勇军。据说咸丰十年秣陵关战败，引刀自刭，又云中枪而死，可谓读书种子与英武之气萃于一身。马钊在写给张星鉴的信里说自己业鹾之余，犹从天宁寺借校《一切经音义》、《华严音义》、《法苑珠林》，与刘文淇、罗士琳往还请益。钱勖作于癸亥（1863）的跋语说他“慷慨负志节，不徒非经生家言，观札中语，其呈笔驴杉”。张文虎《感逝二十首》咏马钊云：“马生应世才，余事习九九。飞书草檄暇，丹铅不离手。摩挲三尺刀，一瞑亦不朽。”颇能状其精神气度。李善兰与陈奂的关系，虽有师徒之名，学问路径却不一致。李善兰走的是科技致用的路子，与西方新学关系最密，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经生。
除了师门交游，《书札》中尚有一些与张星鉴有交集的苏州学者，包括季锡畴、钱绮、赵宗建、赵宗德、许玉、宋祖骏以及不为人知的陆清桂等人。季氏是毕生精力耗费在书里的老蠹鱼，《铁琴铜剑楼藏书志》即半出其手，后来千卷遗书尽毁于兵火。星鉴与旧山楼赵氏兄弟交情笃厚，文集中多篇文章皆为旧山楼主人作，在私人信件中宗建甚至直言规劝星鉴“节饮慎言”，不要“发词偏荡”，并馈赠银两。宗建字次侯，尤有倜傥不群之气，曾亲临战阵，与太平军作殊死一搏。
与星鉴有书信往来的老乡，尚有两位重量级人物，一是潘祖荫，一是冯桂芬。潘氏书札很短，很可能是潘氏《仰萧楼文话》序文写作完成后的回函，只是客套一番而已。冯札云：“展读大著四首，渊懿有体，是致力于唐以来七大家者。执事处朴学放绝之时，仰承庭训，为实事求是之业，不为时俗科举所摇夺其趣向，固已度越等伦，而文词之工又若是，他日以东发、深宁之考据，兼鄂州、剡源之文章，非执事之属而谁属乎？”古人书札，尤其是不太熟悉的人之间，每多褒誉失当处，此札即是一例。冯氏称赞张星鉴的文章“致力于唐以来七大家”，算是马屁拍错了地方。据《仰萧楼文话》，张氏论文一以《周易・文言》和萧统《文选序》为宗，对八大家并不推崇，这种评论误差可能是两人不熟悉造成的。张星鉴与其他地域学者的交往，见于《书札》的，仅有叶名沣、沈涛、周星誉、李慈铭、张世准五人。五人中，沈涛、叶名沣二札殊为简略，周、李二人的书札文字较多，也多是客套虚辞。其中李慈铭是与张星鉴交往最密的浙籍学者，手札二通均不见于《李慈铭诗文集》。李慈铭的《国朝经学名儒记序》，不啻一篇微型乾嘉学术史，屡用问句、感叹语，欲穷诘汉学升降缘由，同时希望星鉴“障其横流”，“剥极而复”，一派汉学家口吻。慈铭虽自称“非能为汉学者”，并对其弊病有一定的认识，但入都之后先后结交了潘祖荫、潘曾绶、顾瑞清、张星鉴等苏州学者，对汉学极为尊崇，殷勤为之辩护。李慈铭最喜欢骂人，唯独对星鉴青眼有加，大概是把张氏看作吴学的正宗传人。
三
每一个时代都有学术所应面对的核心问题，内患外忧即是一八六○年代的主要问题，作为清代最重要学术流派的“吴学”理应对此作出合理的因应和回答。在新的时代问题面前，汉学的研究对象“六经”真的还能如戴望所言“征诸古训，求之微言，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则，救世敝而维圣道”？平心而论，吴中汉学的后继者们对此问题的回答是迟钝的。浏览《流翰仰瞻―陈硕甫友朋书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影印本），虽为劫余残品，但是从中仍可以看到陈奂与吴中老辈及异地学者来往之密、交游之广，呈现出一种健康、活泼的生态。可是到了张星鉴这一辈，交往互动是松散的，低频率的；学术生态也更加狭窄、封闭、枯寂，缺少构成一个流派的必要机制和动力。另一方面，后陈奂时代的吴中学者依然固守师法，株守旧说。这是吴学的特色，也是其致命弱点。章太炎在写给刘师培的信里说：“陈硕甫之疏《毛》，惠定宇之述《易》，皆因执守师傅，以故拘挛少味，仆窃以为过矣。”然而陈奂的弟子中无人具有揭竿而起的胆识和胸怀，无法融会新知并把握时代学术脉动，为吴中学术再辟新路。还有一点对吴中学术也很不利，陈奂去世以后吴中学术没有出现一位分量足够的领袖人物，即便是到了其徒孙曹元弼那一辈，也没有出现一位标志性人物，可以担负起领导和传承吴中学术的任务，这也是吴学衰落的一个原因。
相反，冯桂芬这样的吴中学术的异数似乎才顺应了时代的要求。冯桂芬科名早达，却官场不顺。咸丰十年初，他先是避居太湖冲山，十一月又避居上海，在与西人接触的过程中思想有了很大的改变，并开始撰写《校庐抗议》。他认为“学问者，经济所从出也”，甚至不无激进地宣称“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夷貊吾师之”。他的思想框架是以中国伦常名教为根本，而辅之以西方诸国富强之法，鼓吹变法，借鉴西方军器，创办同文馆，对近代洋务运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著有《说文解字段注考证》，刊印过《说文解字韵谱》，受汉学风气的影响也很深，但是他受业师林则徐的经世思想影响更深。他不是经生，而是一个思想的先驱者。
四
小莽苍苍斋所藏书札所呈现出的以张星鉴为中心的这个交游群落，并非完全孤立于当时另外两个更重要的学术圈之外。一个是以曾国藩为中心的金陵书局学者圈。曾国藩在戎马倥偬之际，犹论学谈艺，弦歌不辍，在他的周围组成了一个人数众多、包容度极高的学者群体，保存了东南、甚至是帝国的学术文脉，而马钊、管庆祺、戴望、李善兰都曾与这个圈子有过交集。咸丰十一年七月，曾国藩曾与莫友芝谈起过马钊及其师陈奂：
涤老言仁和陈奂（字硕甫）著有《毛诗义疏》，居于苏州，苏州马钊（字远林）孝廉言硕父先生藏有郝兰皋先生《尔雅义疏》稿本，乃兰皋晚年成书时，以此稿付硕甫持入京，就正于王怀祖先生。怀祖已八十余矣，使伯申先生见硕甫，受其书，约匝一年还之。明年硕甫又入京，往谒怀祖，及自出见之，已将郝书删定一过，删者数万言，点易万余言，立命伯升于点易引书一一检本核对，以付硕甫归兰皋。比硕甫及栖霞，兰皋先下世矣，遂以寄阮文达于广东，文达即命刻入《经解》中。咸丰初，陆栗夫督两江，刻硕甫《诗疏》及胡竹村《仪礼疏》，又再刻兰皋《尔雅》，则以马君言之也。 马钊一方面服膺汉学，另一方面又具有经世的才能，曾与冯桂芬合作抵抗太平军。冯氏所作传记，对他极为推崇。可惜马钊战死疆场，未能将师门学问发扬光大，也未能施展自己的经世才能。又据L亭日记，因为擅长仿宋影写，管庆祺曾于同治七年应L亭之荐被召入书局，年已六十三。而戴望、李善兰则亲与金陵书局事，交往尤密。
吴中学术某种程度上于同治、光绪之交在京城一度有复兴之势。同治十一年曾国藩去世后，引领京城士风、学风并构成一时声势的，是吴县潘祖荫、常熟翁同以及南皮张之洞。关于当时的都下风气，震钧曾说：
方光绪初元，京师士大夫以文史、书画、金石、古器相尚，竞扬n翁大兴（方纲）、阮仪征（元）之余绪。当时以潘文勤公、翁常熟为一代龙门，而以盛（昱）、王（懿荣）二君为之厨、顾。四方豪俊，上计春明，无不首诣之。即京师人士谈，下逮贾竖平准，无不以诸君为归宿。厂肆所售金石、书画、古铜、瓷玉、古钱、古陶器，下至零星砖甓，无不腾价蜚声。而士夫学业，亦不出考据、鉴赏二家外。未几，盛司成有大学重刊石鼓文之举；未几，王司成有重开四库馆之请，益VV乎承平盛事矣。
以曾国藩为中心的金陵学者圈，此时已经让位于标榜乾嘉金石考据学的新的学术风潮。有学者曾精辟地指出：“同光间，都下的学人唱和，往往在称颂京师承平盛事的同时，流露出对东南文化遭受战乱破坏的惋惜，或慨叹‘大盗毁江左，书种奄欲绝，天一既雨散，士礼久烟减’，或追述‘当年劫火天四围，法物飘零愁惨凄，去年江上屡来往，文采亦逊乾嘉时’。事实上，正是东南书种在劫火中的绝减，反衬了京师学术存亡续绝的意义；也正是戡平大难后的‘中兴’氛围，使考订之学的回潮得免于无用之讥。同光之际的京师学术，作为‘厌乱’心态在文化上的表现，基本上是以‘中兴’乾嘉考据学为职志，相较于经世思潮涌动的道咸学术，反而有将学问进一步趣味化、专门化的趋向。”（陆胤《“清流”浮沉与近代学风―以张之洞学人圈的形成为例（上）》）但是这种回潮无疑只是乾嘉学术的一种虚假回响，想在秋日迟暮之时仍然留住昔日的春花烂漫，实不可能。这种回潮，无疑与两位吴中大僚潘祖荫、翁同的提倡有关，但他们只能算是吴中学术的护法者，而不是真正的传承人。
毫无疑问，陈奂所强调的《毛诗》、《集韵》、《管子》研究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立价值，回顾后陈奂时代其弟子对汉学的坚韧执著，也不免对他们处逆不回的精神怀着深切崇敬。但学术固然要独立于政治之外，却未必能独立于时代之外。从清代中期以来，不少汉学家致力于纯学术研究，取得了极为丰硕的成果，吴中学者一直是其中的佼佼者。但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这一学术趋向变得困难重重。以张星鉴为中心的这个交际群落，虽然极力维持汉学风气，它所面临的尴尬处境却不言而喻，因为在危机重重的时代不能因应并回答其所提出的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的重要问题，便是学术的失职。因此，曾国藩、张之洞等相继对汉学提出批评，主张调和汉宋，正是从当下语境出发而作出的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