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临海人有闯上海的风气。闯荡者大致有两种情况：有些是在当地无法立足，需要远避他乡；有些则是到上海去寻求发展机会。因临海虽为鱼米之乡，但毕竟较为闭塞，发展的余地并不是很大，于是，上海这个十里洋场，便成为临海人的寻金之地。何况，上海离临海并不太远，从附近的宁波港乘海轮即可到达，后来本县海门镇也有直达上海的轮船，那就更加方便了。我记得，小时候曾随母亲到一个亲戚家去吃喜酒，有一位小学校长喝醉了酒，疯疯癫癫地表演十六铺码头黄包车夫拉客的情状，表明他很熟悉上海的市面，十分得意。这也可见那时临海人对于上海的向往。
上海开埠以后成为一个移民城市，不但吸引了许多外国冒险家，而且国内各地的资金和人才也纷纷向这里汇集。江浙两省得地缘之便，流入最多。早期的海派文人，多来自苏、常一带，服务行业中又有扬州人三把刀之说，即厨刀、理发刀和修脚刀；浙江移民则各色人等都有，上自金融家、企业家、文人和学士，下至贩夫走卒和产业工人。各人的身份和地位大不相同，但也时在变动之中。
陈宏阁，就是从浙江临海到上海闯世界的移民，他从印刷工人起步，一直做到全国有名的造币专家。
不过，陈宏阁不是独身到上海来闯荡，而是跟着父亲来的。他父亲陈凯臣来自临海、天台交界处的一个小村庄，后来中了武举，到台州府衙做千总，管辖地方武装。辛亥革命之后，他这个五品顶戴的武官做不成了，而且与新政权处于对立状态，日子很不好过，只好带着老婆儿女，举家迁移上海，算是避地而居。但上海居也不易，陈凯臣所习的武功派不上用场，而且，他已年过花甲，也不可能从头学艺，只能在家做寓公。但正如俗语所说：坐吃山空，何况他又并无太多的积蓄。这样，就只有靠子女谋生了。他把长女嫁给了浙江慈溪一家富户，收得一笔聘金接济家用；又将次女送到浦东英美烟草公司做工，取得些许糊口之资；儿子陈宏阁则到中华书局印刷厂去当学徒。
上海虽然做工的机会很多，但是寻找工作的人更多，进厂总要有一定的关系才行。恰好，陈宏阁的姨父住在哈同花园附近的民厚南里，周围是中华书局的宿舍，所以他与书局的一些印刷工人很熟悉。那时，中华书局刚从商务印书馆分化出来不久，他们抓住了改朝换代的时机，迅速编印出适合民国所用的新式教科书，抢占了市场，业务正在蒸蒸日上之时，印刷厂急需扩充。这样，姨父就较为顺利地托人将陈宏阁介绍进中华书局印刷厂做学徒，时在一九一三年，陈宏阁只有十三岁。
陈宏阁在中华书局印刷厂吃了三年萝卜干饭，学徒期满后又工作了四年，主要是管理凸版印刷机，他刚开始在技术上站住脚，中华书局却因营业不振而开始裁员了，陈宏阁也在被裁之列。一下子失却饭碗，使他有点恐慌，因为他年纪虽小，家累却甚重。好在他技术学得不错，而市场上也仍需印刷人才，所以马上有人介绍他到浦东英美烟草公司做平版印刷工作。在那里做了四年，又转入商务印书馆搞印刷机的开发工作，时在一九二四年。
商务印书馆虽然是一个稳健的出版机构，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却是政治思想非常活跃的地方。青年编辑沈雁冰是中共中央的联络员，各地党组织向中央的报告，中央向各基层组织的指示，都利用商务印书馆收发邮件之便，经由沈雁冰来中转；印刷工人中也不乏社会运动的积极分子，日后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陈云，他的革命工作就是从这里起步的。青年工人陈宏阁处身于这样的环境之中，当然不会无动于衷。但是，他只是同情，只是拥护，却没有参与。共产党掌握政权之后，他的儿子问他：“大革命时期您的师兄弟都参加了革命，您为何驻足不前？”他回答道：“我是家中的独子，妻子早亡（指前妻），留下三个孩子，上有三老（父、母和岳母），下有三小，还有未出嫁的姐妹，生活全靠我一人支撑。我虽然没有参加革命，但是对当时的革命运动、党的主张，我是拥护的，也是亲历者。”这话说得很实在。其实，搞好技术工作，也是对国家对社会的一份贡献，原不必大家都要卷入政治斗争。何况，陈宏阁一向对机器制造工作情有独钟，他的精神就附着在机器上面。
陈宏阁的学历不高，只在八岁时进私塾读了四年书，到上海后就因家贫而无力上学了，只好去做学徒。但他钻研精神很强，随时利用工作机会来补充自己。开始时在中华书局印刷厂印书报杂志，多有学习的机会，后来到英美烟草公司管理平版印刷机，他就利用早晚和星期日时间，不断研究印刷机装配及结构原理。但他没有学过机械制图，看不懂图样，很苦恼。恰巧有个邻居杨祝凡，是同济大学机械系学生，可以就近请教，陈宏阁终于学会了看图和制图的方法。他买了一些制图仪器，学习制图，并在业余时间自己设计了一种三色接纹印刷机。他到商务印书馆，就是去制造这种机器的。
但在人际关系复杂的社会里，要专心一意地搞技术工作也很不容易。陈宏阁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了两年，他的发明却遭到别人的妒忌，而且原来说好的工资也被克扣，他与经理吵了一架，就离开了商务。但自己设计的三色接纹印刷机制造成功，却使他很高兴。这个发明，在一根线上将三种颜色接上，自然吻合，解决了印制票证技术上的难题，也证明了他的设计能力，为他的工作打开了一片新天地。
一九二七年三月开始，他进入沪江机器厂设计胶印机，直到一九二九年九月该厂关闭。这之后，他就在家里承包设计多种印刷机，以所得报酬积累了一些资金，于一九三三年八月，购买了一部小车床，开办了一家弄堂工厂，叫作“陈宏记机器制造厂”。当时上海这种弄堂工厂很多，一般都是租用石库门房子的底层客堂间，放一两部机器，雇几个工人，就承接订货了。经营好的，慢慢发展起来；经营不好的，很快就倒闭了。这就是市场上的竞争吧！
陈宏记机器制造厂由于产品质量好，业务蒸蒸日上，很快就发展起来。而且由于建立了信誉，许多有识见的老板、专家都愿意与陈宏阁相交、合作，这对他以后的工作大有好处。
那时，陈宏阁交了一个重要朋友，叫柳溥庆。他与陈宏阁同年，但阅历却比陈宏阁更丰富。他十二岁开始，就在商务印书馆做铸字童工，在那里工作了十二年，对浇字、排字、照相制版和印书都有丰富的经验。一九二一年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四年经毛泽东介绍，赴法勤工俭学，与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等人在一起从事革命活动。一九二六年加入法国共产党，后转入中共，到莫斯科学习。一九三○年，因反对王明而被打成“江浙派”成员，受到整肃。柳溥庆被开除党籍，在苏联劳动改造了一段时期，然后遣送回国。但他无论在国外留学期间，还是被遣送回国之后，都未能忘情于印刷事业。柳溥庆在巴黎时，担任法国共产党海外部中国组宣传委员兼国民党左派驻法国总支部代主席，负责《国民周刊》的编辑和出版工作。那时，法国没有华文铅字，华文刊物无法通过排版用机器来印刷，只能用石印，那是先要将版面缮写在特种纸张上，再翻印在石版上开印，很费时费力，如果版面多，就要用很多块石板，非常笨重，而且印数也很有限，所以他就想发明一种照相排字的方法来解决华文印刷的问题，可以又快又方便。但当时他革命工作正忙，没有太多的时间来设计这种机器。一九三一年回到上海之后，他重新拾起这个思路，花了一年时间，设计了一个“华文照相排字机”草图。但要将草图变成机器，却需要相当的资金。柳溥庆只好将草图放在抽屉里，慢慢从工资里扣下钱来积累资金。积累了三年，到一九三五年，积了三千元钱，他的弟弟柳培庆表示愿意资助一些，这样他们就准备找一家可靠的工厂来合作制造。刚好，柳培庆与陈宏阁相识，他就带着柳溥庆去找陈宏阁。陈宏阁本来就是一个设计迷、制造迷，一看草图，一听设想，当然很感兴趣，两人一拍即合。他们一起边做边改，边改边做，做了九个月，到一九三五年九月，终于制成了一架华文照相排字机。这个发明很重要，实际上是印刷行业的一场重要的技术革命。它的价值，从《中国印刷》杂志一九三六年第一期《国人发明华文照相排字机》的报道中，大致可以看得出来。该报道说： 近有国人柳溥庆陈宏阁君，费数年之心血，应用照相原理设计制造排字机，其构造极为精巧，所占地位仅一小间，即能排印各种大小字号之文字，且备有隶体字及其他美术体之字模，可以排印各种书籍杂志。该机现已制成，正向实业部申请专利。此种新发明，对于中国文字印刷，将发生极大影响，因此此机既能减少工厂地位，又可省去很多附属设备，如铜模浇字机、打纸型浇铅版机等，且能增长不少新式字体，对于中国文字印刷之形式上，加增不少异彩，故“照相排字机”对于中国文字印刷之前途，将起甚大之改革。该机现已完成，兹闻正向实业部呈请专利，不日将柬邀各界参观此发明之照相排字机云。
看来，这项发明的意义，当在毕升发明的活字印刷和王选团队创造的电脑激光照排技术之间。
除了这家专业杂志有所报道外，还有当时最有影响的民间报纸《申报》也作过报道。但此后，就无声无息了。既没有申请到专利，也没有得到推广应用。这说明上下两头对于此类创造发明都不重视。
实业部不批准专利，或者是他们没有识见，看不到这项发明的价值，或者是由于缺乏有力者的推荐，他们根本就看不起民间的技术力量，或者还有其他原因，现在已很难推测。而印刷行业之不肯采用，则柳溥庆的女儿柳伦在缅怀陈宏阁的文章中有很好的分析。她认为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通常考虑，更新设备需要许多资金，需要培训新的技术员工，还要承担风险。此前无人见过使用照排机获得成功的实例，也计算不出采用新技术能带来的利益。谁愿意带头冒险？”二是：“采用新技术会造成大量排字工人失业，还会使某些有关行业减产或停产，这损失如何计算？谁来承担？”三是：“印刷市场萧条，当时书刊报纸发行量很少。换了新设备，又不可能多接活，可能连设备成本都赚不回，谁愿意做赔本买卖！”可见，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有相应社会机制的支持，而新发明的应用，还要与整个社会结构相适应。在落后的社会组织里，新技术的推广的确很不容易。这架比日本同类发明早三年出世的华文照相排字机，只好空置在那里，而让日本产品去占领市场。
这架机器体积并不太大，与单人沙发相仿，但放在狭小的家里还是太占地方。后来终于拆成零部件，装进两只大麻袋放在楼梯下面，房屋易主之后，大概是被新主人当作废铁处理掉了。这项重大发明被闲置，对两位当事人当然是个打击，但并没有消泯他们的创造积极性。他们接着又根据德国的样品，仿造了影写版凹印机，供柳溥庆的华东平版印刷公司使用。可惜，这时抗日战争爆发了，市场萧条，商品已极少再用彩色印刷包装，多数是用白纸、牛皮纸或者旧报纸简单包装一下，甚至根本没有包装，这架能印钱钞的高级影写版凹印机，也就英雄无用武之地。直到一九四九年以后，柳溥庆为了还债，将这架机器卖给另一家印刷厂，这才让它发挥了作用。
抗日战争爆发之前，是中国民族工业发展得最好的年代，也是陈宏阁业务发展得最好的时期。他后来在自传里说，他的工厂“起初规模极小，只不过是进行修理”，后来“承包制造印刷机，经自己设计图样后借其他机器厂加工。这样连年积累资金，陆续添置车床，以后接洽承包制造雕刻缩小机、照相铜锌板钻床、自动凹凸轧花机、轮转机、印花马口铁机、橡皮印刷机等”。与他联系的印刷公司也多，一九三七年四月到五月，上海生生美术印刷公司经理孙雪泥还邀请他同赴日本东京和大阪参观制造印刷机的机器厂，回国后陈宏阁即替生生公司设计了一台中岛式印铁皮机。
但不久，就发生了“七七”卢沟桥事变和“八一三”淞沪战争，伟大的抗日战争开始了。日本人不但侵占了中国大片土地，而且也破坏了中国民族工业，许多工厂都无法生存下去。陈宏阁的工厂设在租界，当时英、美、法诸国尚未与日本开战，日军暂时还不能占领租界，所以这一小块孤悬在日占区中间的“孤岛”，还能苟延残喘一段时期，但到一九四一年底太平洋战争打响，“孤岛”也失陷了，陈宏记机器制造厂就难以维持下去。陈宏阁不愿意在日本人统治下生活，特别是日本占领军要他出任甲长，他更是不愿接受，于是就带了部分家属逃回老家临海去了。临海不是沦陷区，而且他父母早已回乡，在临海城里安顿下来，他总算还有家可归。但那时物价飞涨，捐目繁多，陈宏阁回乡两年多就把积蓄都用完了，再遇上逃难时财物被抢，更是雪上加霜。好在天无绝人之路，那时宁波高级工业学校迁到临海，校长沈伦之聘请陈宏阁去做机械试验工坊技术员，还有工资可拿。直到抗战胜利后该校迁回宁波，陈宏阁还到宁波去工作了一个学期。
抗战胜利后，上海的工商业也开始复苏，很需要技术人才。生生美术印刷公司经理孙雪泥等人正在寻找陈宏阁，陈宏阁就回到了上海。他先在生生公司负责全部印刷机的运转，后来又转到柳溥庆的华东照相印刷制版公司工作。柳溥庆其实早就重新为共产党工作了，他的华东公司就是为新四军服务的，陈宏阁也就间接与共产党有了关系。不过，陈宏阁仍然没有参加政治活动，主要还是给予技术上的支持。比如，在“孤岛”时期，他曾到苏北为边区的抗币印制解决印刷机的技术问题；一九四八年，又到香港为永发印务公司修理进口印刷机，这家公司，也是为共产党印东西的，它印过许多红色宣传品，印过朱德、毛泽东的画像，还印过“广州纪念邮票”和“南方人民银行钞票”。
因为有这样的历史渊源，所以一九四九年以后，陈宏阁继续受到重用，而且进入了最秘密、最高端的印刷行当：制造人民币的印钞业。
一九四九年是个大变革年代。在共产党部队进军上海前夕，市面上难免人心惶惶。何去何从，各人都在寻找自己的出路。陈宏阁买了一架辗米机运回临海，显然是准备回老家去开轧米厂谋生。但他运走了机器之后，又回到了上海，大概还要观察一下动静，而且他在建华机器厂研制的三色平版胶印机已进入收尾阶段，也不能放弃。这在当时是一种先进的印刷机，可用来印制地图和有价证券。这时，柳溥庆从香港回到了上海，陈宏阁到他家里一看，只见他们几个师兄弟都换上了军装，准备接管一些重要印刷厂。柳溥庆听说陈宏阁研制的三色胶印机即将完成，非常高兴，认为可以向新中国献礼。这样，陈宏阁也就不必回乡去开轧米厂了。经柳溥庆介绍，他进入上海人民机器厂工作。这是一家造币工厂，后来改名为上海印钞厂。 解放初期，陈宏阁虽然进入造币行列，但是并未得到重用。因为这时正是中苏友好时期，一切都向苏联学习，一切都要依靠苏联，连人民币也要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印制。这等于是将金融命脉交到别人手里，是非常危险的。而那些政治工作人员却并不自觉，只是一味执行“一边倒”的政治路线。如果有人对苏联专家提些意见，就会被扣上“反苏”的帽子，后果非常严重。一九五二年柳溥庆调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印制管理局总工程师，一九五三年就受到批判，罪名是不尊重苏联专家，因为他在技术上与苏联专家有不同的意见。其实，苏联的许多钱币制版专家，原是柳溥庆的学生。当初他在苏联受王明迫害时，曾下放到莫斯科中央彩色制版托拉斯劳动，那里办了一个彩色制版训练班，叫他担任教师，教出来的学生有许多就成为本行业的专家。这种在洋人面前卑躬屈膝的行为，是一种长期积累下来的殖民心态的表现，只不过现在披上一件新的政治外衣罢了。而苏联专家，则严格地对中国技术人员保密。有位技术员虔诚地向苏联专家请教造币的技术和经验，苏联专家连连摇头说：“这是仅次于原子弹的绝密技术，不能外传。”所以造币就被称为“亚核”技术。
好在柳溥庆有先见之明，他在中苏公开分裂之前，就提出我们可以自己来印制人民币。这个建议得到中央批准后，即从各地调集专家，在一九五七年成立了专门研究机构和攻关组。
造币是个系统工程，涉及四个方面的问题：印钞专用纸张、印钞油墨、印制机械和制版防伪。柳溥庆负责组织攻关组，陈宏阁则参加印制机的设计工作。
在这个造币攻关组里，有两个最重要的技术专家，人称“北沈南陈”。北沈，是指北京印钞厂的沈永斌；南陈，自然是指上海人民机械厂的陈宏阁。这两个人都没有什么学历，却都聪明绝顶，有很高的技术。陈宏阁是学徒出身的设计师，柳溥庆称赞道：“我们有陈宏阁，可以自行仿制设计制造。”而沈永斌也是出身底层，自学成才，日据时期，他竟能在自己家里印制出伪币来使用，被日本人抓住，关进了监狱，直到解放后才放出来加以使用。这两个人，都在造币攻关组里起了重要的作用。
陈宏阁是印钞机的主设计者。他在北京参与研制145甲型印钞机和145丙型多色轮转凹印机的反向低速擦版法获得成功。同时，纸张、油墨等难关也相继攻克。他们用一年多的时间，就打破了外国的技术垄断，掌握了“亚核”的绝密技术，结束了委托苏联代印人民币的历史。
一九五九年八月，陈宏阁回到上海，又参加了245甲型双面印钞机设计组，担任该机的总体结构设计工作，也获得成功。
由于陈宏阁对于我国造币业的贡献，他在当时曾获得相当的荣誉，如得到中国人民银行“劳动红旗手”称号，两次上天安门观礼等；也得到一些物质照顾，如曹杨新村落成后得到分房，经济困难时期得到特殊供应等。但是，到“文化大革命”爆发，这一切贡献和荣誉都不算数了，别人抓住了他另一个身份―地主，将他斗倒、批臭。
陈宏阁一家本来靠他打工为生，经济稍为宽裕之后，他父亲从家用中省下钱来，回乡买了十六亩二分田地来养家，临海在土改时规定，有十五亩以上土地而自己不耕种者，即划为地主。所以，陈宏阁家就成了地主。但他主要靠设计机器图样的收入养家，应该是自由职业者兼地主。按政策，这类人主要应以自由职业者对待，但到了“文革”时期，为了寻找批斗的理由，什么政策都不讲了。
“文革”开始那年，陈宏阁已是六十六岁的老人，时常开会批斗，并在烈日之下劳动，有时还要受到体罚，很快就病倒了。他在病重时，给儿子写了“枕戈待旦”四个字，可见他还寄希望于来日，想以他的技术来报效国家社会。但是，他没有期待到天明。这位工人出身的机器设计专家，对中国造币业作出很大贡献的人，于一九六七年六月被折磨致死，享年只有六十七岁。
其实，社会关系本来就很复杂，个人地位也随时在变化之中，要讲求纯而又纯的阶级成分和人生经历，本身就是形而上学，不符合客观规律。
陈宏阁之死，并不只是他个人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