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奥运会在北京举办。当时有个口号，叫“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中国人有个非常古老的梦，这个梦叫“大同世界”（见《礼记・礼运》），谁都希望朗朗乾坤，天下为公，天下大同，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战争。但《圣经・旧约》上不是有个故事吗，上帝害怕人类齐心合力造巴别塔（Tower of Babel），上出重霄，扰乱了天上的安宁，故意制造了语言差异，让大家说不到一块儿。我们这个世界被两大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六大宗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道教、佛教）分裂，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梦，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梦，哪怕夫妻，两人就是睡在同一张床上，都没法做同一个梦，中国话叫“同床异梦”，无可奈何呀。
汉学（sinology），本义是中国学。中国只有一个，但研究中国者，看法未必相同。不一样没关系，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想了解对方，了解彼此的差异到底在哪里。我相信，自外观之有自外观之的好处，自内观之有自内观之的好处，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取长补短，才有比较完整的认识。当然我理解的交流是平等的交流。
中国有个词叫“泰斗”。什么叫“泰斗”？“泰”是泰山，“斗”是北斗。泰山是五岳之尊，北斗是众星所拱。前两年，我上泰山，在山顶过夜，等待看日出。夜里，抬头一看，繁星密布，北斗横陈。我看见的北斗是泰山上的北斗，真正的“泰斗”。
当时，我想起一个名字，这就是沙畹。法国汉学，沙畹是真正的“泰斗”。他读中国古书，迷上的是《史记・封禅书》；壮游中国，迷上的是泰山。他是把泰山当中国早期宗教的象征。①泰山博物馆的馆长跟我说，法国给泰山博物馆送去一套老照片，希望他们按照片上的景点拍一套新照片作为回报。这个想法很有意思。
现在，法国汉学已经衰落，无可奈何。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夏德安（Donald Harper）教授说，美国学生已经不读沙畹及其弟子的书，令人痛心。中国人呢，懂法语的人本来就少，懂法语又通汉学的人更少。我学过五年俄语，忘了，又学英语，也没学好，法语一点不懂。
不过，我很幸运，我的法国朋友，他们不但喜欢中文，而且喜欢住在中国，特别是住在北京的胡同里，一住好多年，真心跟中国人交朋友，既不拿糖端谱，也不吃拍受捧，用我们的政治语言讲，就是“长期蹲点，跟当地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打成一片”。他们非常看重与中国学者做面对面的直接交流，愿意在我们这里用中文出书，包括《法国汉学》，这多好呀！看不懂的东西，我们也看懂了。
法国远东学院在远东设站，这是殖民时代的遗产。殖民时代已成历史，但入乡随俗、脚踏实地是人类学的基本精神，这个精神还是很重要。
我看，在文化交流方面，法国远东学院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现在时移世易，有人说，不用英语发表，就是自绝于国际学术。施舟人教授不服气。1998年，我请施舟人教授在北大讲过一堂课，他说汉学的工作语言应该是汉语。这话我爱听，但汉学家未必同意。很多汉学家宁愿用英文发表，也绝不愿用中文发表。他们觉得，英语才是真正的国际语言。英语对他们还是更亲近也更方便，汉语太麻烦。
法国远东学院大概是个例外。他们每次活动都请中国学者和法国学者直接对话。活动地点在中国，规模不大，但主题集中，每年有个重点。讨论就是认真讨论，没有虚头巴脑的仪式，工作效率很高。对话者，中国学者不懂法语，法国学者不懂汉语，没关系。这并不妨碍双方在学术层面上进行交流。他们请了很好的翻译。除了口头交流，每年还结集出版，用中文发表。沟通中国与世界，法国汉学曾经起过很大作用，我希望，今后也能如此。
我喜欢这样的活动，给过报告，⑤做过评论，为《法国汉学》第14辑写过代序。⑥我认为，《法国汉学》是个创举。我很荣幸能够参加这个刊物的编委会。在这个编委会里，中法学者坐一块儿，一边工作，一边聊天，大家很轻松，大家很愉快。
这种气氛很难得，怎么说呢？四个字：古风犹存。好就好在古风犹存。法国汉学200年，我更喜欢这种老派的汉学。
美国的中国研究，跟法国不一样，它有三大特点，一是美国中心，二是非常国际化，三是厚今薄古、学以致用。归齐了，就是一句话，气魄很大。 中国现代学术，什么都师法外国。取经回来的人，个个是祖师爷。如考古学从美国学（李济、梁思永），语言学从美国学（赵元任、李方桂），思想史从美国学（胡适、冯友兰），艺术史从日本、德国学（滕固），汉学史从法国、德国学（陈寅恪、傅斯年）……
和三大发现有关，简牍学、敦煌学、金石铭刻、西域南海考证（方言考证、史地考证和名物考证），以及中国传统宗教（道教）和外来宗教（佛教、祆教、摩尼教、景教、一赐乐业教、也里可温教、回教），还有蒙元史、突厥史，一直是法国汉学的强项。
对中国学者来说，法国汉学的吸引力主要在两个方面：
第一，中国重经史考据，对法国汉学擅长的philology（西方的考据学）情有独钟。中国的边疆地区，与周边地区有很多陆路往来和海上往来，文化背景很复杂，没有语言上的功夫，很难有深入了解。此学是汉学基础，最难，陈寅恪学了半天，回国后，“自审所知，实限于禹域之内”，比起法国学者，毫无优势而言，不得不“捐弃故技”，还是缩回到他更擅长的本土之学。①
第二，法国汉学以西域探险为背景（这种探险到处都是考古学的先声）。这一背景当然有殖民时代的历史印记，和中国学者的感受不一样（何止不同，简直相反）。晚清以来，中国人有强烈的危机感，他们对内的感受是“瓜分豆剖”，对外的感受是“虎视鹰瞵”。四裔之学，因而成为经世之学。冯承钧编译的《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②主要就是介绍法国汉学对中西交通和边疆史地的研究。冯氏是伯希和的学生，对介绍法国汉学有大功。③我们都很感谢他。
同样，法国汉学对中国学术看重什么，也很说明问题。
1933年，伯希和访华。他说，在他心目中，中国学者真正够得上世界级水平，只有两人，不是胡适，不是陈寅恪，而是王国维和陈垣。④伯希和为《王国维遗书》写过书评，⑤他看重的不是王氏的古史研究，而是他对边疆史地和蒙古史的研究。陈垣也是以宗教史研究被他看重。他看重这两个人，并不是因为他们外语有多好，对西方研究多熟悉，而是因为有共同兴趣，双方都有可以取长补短的地方。
我认为，中国人研究中国，没必要跟西学抬杠。土有土的好处，也有土的坏处。洋有洋的好处，也有洋的坏处，重要的是互补，而不是抬杠。中国，不光中国人可以研究，谁都可以研究。你研究你的，我研究我的，不必争高下。汉学家研究中国，特点是由远及近，由表及里，跟我们相反。他们掌握语言多，对中国四周的邻居了如指掌，比我们有世界眼光，这些都是我们所不及。我们学不了，可以让孩子们学。
现在，美国是国际学术中心，很多人都把美国当作梦。
有一位中国流亡者说过一句话，刻骨铭心，我印象很深，一直忘不了。
他说，他到美国的最大感受是：我得到了天空，却失去了土地。研究中国，一定要居高临下从天上研究吗？不一定吧。
太阳挂在天上，月亮挂在天上，我们住在地上。
地上很好玩。从地上看天上，很好玩。
中国道教，最高理想是得道成仙。古时候，很多人都希望，服食金丹大药，最后两臂生羽，身轻飞举，岂不快哉！但《彭祖经》的建议是，天仙固然很好，但如果你耐不住天上寂寞，最好还是留在地上做地仙。
苏东坡说得好，月亮看着漂亮，其实冷冷清清。“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水调歌头》）。他没上过月亮，但事情还真让他给说着了。那地方温差太大，白天摄氏127度，晚上零下183度。
我以为，研究中国，离不开中国。土地很重要。对我重要，对汉学家也重要。
我们还是待在地上，脚踏实地地研究中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