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波承继了现代陕西作家柳青，新时期作家陈忠实、路遥、贾平凹的乡村书写传统，他关注当下农村的问题，从基层信访、农民信仰、农村民俗等方面，深度关注农村现实，写出了一批针砭时弊又颇有反响的小说，就其乡村书写而言，都保持了一定的水准。他的作品在反映现实的深度和广度上无人能企及。下面就他乡土小说做一简单的分析。
信访为代表的
基层政治生态展示
信访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社会现象，也是新时期以来困扰基层的一大问题。信访的本质问题是“人治”的问题，根本原因是社会发展利益格局多元化，直接问题是群众正常诉求渠道的闭塞，应该把信访放到国家治理科学化的大范围内进行考察，应该把信访放到基层执政的总体中进行观察，应该把信访问题放到社会转型期的大背景下进行思考。信访体现了职能部门社会管理中的缺位，体现的是政府公信力的下降，结果是不管群众还是政府都很受伤，特别是政府，将大量精力花在信访上，增大了行政成本，挤占了干其他工作的精力。信访因为容易成为新闻事件，所以被大众熟知，社会关注度高，作为一名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描写信访，特别是基层镇村的信访，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侯波是写信访出道的，最先发表在《当代》杂志上的就是中篇《上访》，写祁乡长应对拆迁钉子户韩胖子上访，发展红根韭菜支柱产业导致滞销群众上访，中间是在招商引资中和马经理周旋，应对烟站人员压级问题，应对记者敲诈。这篇小说几乎概括了所有上访或者乡镇棘手事情。但实际来说，这篇小说写得并不深入，对于乡镇也只是写了表面，并没有深入下去，显得浅了一点。
写信访最好的是《太阳花开》，老莫牛被偷，报告镇政府和派出所，因为证据难找，难以破案，询问书记时，书记没有重视。刚好孙县长来检查新农村建设，老莫告诉了县长，
镇上为了稳定老莫，由副镇长带队，“带了一袋面、十斤油、一袋大米”看望老莫，试图稳住老莫，老莫不要，只要自己的牛。半个月依然没有结果，老莫去市上上访，镇政府接访。回来听说牛找到了，老莫为了表示感谢，要在镇政府放炮，到家后发现，自己牛屁股上的太阳花原来在左边，现在却跑到右边去了，小说以此结局。老莫是一个丢牛的农民，要找回自己的牛也是正常之举，而如果派出所破不了案也不算多大问题，因为证据不足，破不了，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但就是一个上访，镇政府宁愿买一头和老莫相似的牛给老莫，也不愿意老莫去上访。结局我们感到镇政府的无奈，而老莫也不是刁民，但出现这个问题，原因到底在哪里，小说没有给出答案，就是乡镇工作八年时间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原因是政府公信力下降，就是派出所大力破案，老莫认为派出所没有尽力，其实这也是群众对于政府普遍的感觉。这是病根所在。这一篇小说相比《上访》要深入的多。《2012年冬天的爱情》则有趣的多，并没有交代老钟夫妇上访原因，只是以村官小董监控老钟夫妇开始，其中发生许多惊险事情，但是到头来是一场误解，让人哑然失笑，充满了黑色幽默。
侯波并不是单纯的为写信访而写信访，他力求通过信访反映基层政治的生态。比如在《太阳花开》中给老莫买牛的钱从哪里得来的，因为基层政府没有收入，所谓的钱就是纳税人的钱，把纳税人的钱给丢失耕牛的上访农民买耕牛明显是不合适的。钱从哪里来，作家没有写，但肯定的是不可能领导自己掏钱，只能是挤压其他资金。给老莫买牛，绝对不是政府害怕一个村民，而是害怕上面追责，这就是困境，这就是权大于法的问题。
小说中多次出现招商引资的压力。招商引资根本是GDP指挥棒的导向问题，是发展驱动政绩工程问题。报道称有地方政府给所有公职人员分派招标任务，完不成就待岗招商。在《乡情小学》中，乡长求陆教授，在《上访》中乡长违背良心安排马经理娱乐，甚至不惜将自己姨妹派上，都是招商的问题。我们看到这是非常荒谬的。这就是基层之困。
在《乡情小学》中，陆教授回到青山村，援建了一所小学，竣工时，四大班子、教育局长、乡镇领导全部参加竣工仪式，到后来却没有一个人上学。难道仅仅是红鞋儿子阳阳摔了找村镇干部，后来被派出所带走让村民寒心这么简单吗？显然修建学校是一个拍脑袋，缺乏论证的决定，是政绩工程（让上面领导满意而不顾实际的工程），但是责任谁来承担，当初的轰轰烈烈，后来的冷冷清清，伤害的是谁的心，难道仅仅是陆教授吗？
体现下级应付上级最典型的小说是《肉烂都在锅里》，为了应付副省长检查，不惜熬制羊肉汤招揽观众。同时也体现了基层的一种工作现状，体现的是上下级关系的扭曲，这也算中国特色吧。
耶稣为代表的
基层信仰危机表现
孔子说：礼失而求诸野。“野”是指偏远地方，这里可以理解为乡村或者民间。梁漱溟认为传统中国社会是礼俗社会，是伦理本位的社会结构，相比于印度和欧洲是以道德代替宗教的文化，中国传统没有民法只有刑律，我们强调的是“礼义廉耻”。而李泽厚也认为中国文化是“耻”的文化，也就是王阳明的“致良知”。但是近代以来，民族救亡是时代的任务，“自强”成为了我们的目标，“西化”是我们的途径。这就导致了水土不服。起码我们当下崇尚的是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就是德国人，我们一直在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但是在基层，在民间，在广大农村，官方意识形态是难以企及的，这些地方群众的信仰问题才是我们社会的大问题。因为他们是社会的基石。而作家侯波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点。 现代以来，不管是梁漱溟还是费孝通一直在讲乡土重建的问题，现在非常热门的“三农”问题其实也是乡土重建的问题。“三农”中的农民是最主要的问题，因为人是最为活跃的因素，作为人就会牵扯到信仰问题。近代以来，鲁迅的乡土小说中乡村一直是凋敝的形象。现在相比以往，乡村更为凋敝。那么要搞乡土重建，文化建设是根本的问题。
当下乡村的文化是贫瘠的，这个毫无疑问。在作家笔下，多有体现。主要有赌博问题、封建迷信问题、道德失范问题、邪教问题。在《春季里那个百花香》中都有体现。赌博问题，比如，连三娃这个走路都摇晃的老人也参加赌博，后来被派出所抓走，死在派出所。《肉烂都在锅里》中，永堂买了麻将桌回来，免费让大家玩，一些人不愿意看电影，就玩去了。用小说中的人物李翠翠的话说：“咱村的赌博风早就该刹刹了”（《春季里那个百花香》）。封建迷信问题，在《春季里那个百花香》中体现比较多，有三娃修庙、看风水、做阴阳、禳灾禳难等问题。在《贵人相助》中市科协副主席，相信苗道士，更有反讽意义。道德失范问题，主要体现在《肉烂都在锅里》，支书儿媳和其他男人偷情，自己儿子在外打工也有自己的情人。在《抓捕》中田翠华为了替丈夫还两千块的债，同意和范大睡一个月的觉，后来又和邻居王医生通奸。这些都在说明乡村道德的滑落，传统中“耻”的文化已经荡然无存。邪教问题一直是困扰执政党的问题，《春季里那个百花香》中出现了门徒会邪教，门徒会是陕西耀县农民季三宝创立的邪教，在陕北一代非常猖獗，在陕南一代同样猖獗，就是因为村长给镇上书记打了一个电话，导致他们要来杀死村长，可见他们的嚣张气焰之盛。门徒会的门徒多是贫苦农民，他们宣扬的东西非常可笑，有病不吃药，不打针，只要祷告就可以，还经常拿一些所谓的神水走街串户。但是他们在基层就是有市场，需要深度反思这个问题。我们传统是不语“怪力乱神”，但为什么会出现“怪力乱神”，原因就是信仰缺失问题。
对于这些问题，应该怎么办，政府提倡的几个措施都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肉烂都在锅里》中为了活跃农村文化，搞电影下乡。小说中的丙发子放电影，“每次放电影都没有人看，有时先头有几个人来，骂笑上一阵，说上一阵闲话，然后就各回家打麻将、挖坑去了，场院里就只剩三四个老婆老汉之类的。……有一次杜支书打麻将回来，发现整个场里电影还滋滋啦啦放着，只有两个人坐在这里，一个是丙发子，一个是村里一个叫天娃的小伙，两人就着一盘花生米，正热火朝天的下棋哩。”这就是电影下乡的基本情况，虽然有点夸张，但是基本符合情况，我一直从事乡镇工作，就亲眼见过给四五个人放一场电影的场景。领导来检查，没有办法聚更多的人，丙发子找到自己的亲家杜支书帮忙。杜支书想出熬羊肉汤免费给群众喝，聚集群众来应付检查。很显然，电影下乡，为了活跃乡村文化生活的举措是失败的。
秧歌队怎么样呢？也是政府提倡的文化活动。《春季里那个百花香》中村长找到红鞋，要她组织一个秧歌队。秧歌也算是陕北的典型民俗，具有悠久的历史，但是组织不起来。村长找红鞋，红鞋以信耶稣忙拒绝，村长帮忙给红鞋卖猪，做工作，和镇上李书记要经费，好不容易组织起来一支秧歌队。结尾却是信徒为红鞋祈祷，盼望早点从派出所出来。对于秧歌这样的民俗活动拯救村民的信仰和文化生活显然也是行不通的。
农村人的信仰需要怎么办。小说里面反复出现了信仰基督教的现象。在《2012年冬天的爱情》中监控的上访对象老钟夫妇在床上翻看《圣经》，抄写耶稣歌，被监控的村官小董误以为是查《新华词典》，误以为是写上访材料，才致使上演了一期惊心动魄的监控信访对象的闹剧。跟踪老钟两口的小董摔倒，被监控对象救到医院，而老钟媳妇，“刘五朵到教堂去了，今天是礼拜天，她去祷告去了。”
《春季里那个百花香》最集中体现了基督教在陕北农村的盛行。开篇就是：
“红鞋和引安子婆姨、文革子婆姨等七八个女人参差不齐的坐在木头上，唱着耶稣歌。他们一个个眯着眼，张着嘴，神态安详而平和。”
（为红鞋祷告）“侯方方听到她行云流水，说得这么流畅，一时就呆了。真是的，平时这些婆姨怎么就不显山不显水的，个个土不溜溜的，而此刻的口齿怎么会这般流利。不由得多看了她几眼，但见她此刻和所有的妇女一样只是低垂着眼皮，满脸虔诚。”
这篇小说中描写基督教的篇幅很大，是不是基督教可以成为栖息群众精神的大树，恐怕也困难。为什么，她们信奉的基督教似乎也已经变形了，已经失去了太多的科学精神。自己家的犍牛生病了，祷告可以好，自己家的猪能卖掉，以为是信奉基督教的原因，红鞋因为上访被抓到派出所，也是围在一起进行祈祷。向来中国民间信仰是杂糅的，道教佛教都是混在一起的，像《西游记》中既有玉皇大帝道教的神仙，也有如来佛这样的佛教神仙。
小说中提到乡村文化建设的困境。“镇上李书记常强调文化建设哩，前年修了村部，盖了五间房子，图书馆还送了些书，还有蓝球、象棋什么的，可至今书没一个人借，娱乐活动没一个人搞。村里还净出些怪事儿，老的那一套婚丧嫁娶现在全恢复了，建庙啊，信耶稣啊，神鬼啊，赌博啊，打麻将啊，整个村里人除了劳动以外天天都弄这些。长这样下去，这和旧社会有什么区别哩？”
这是作家发现的问题，也是农村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值得大家关注。对于民间信仰缺失问题，作家有一个朦胧的认识，在小说《贵人相助》中折文治是一个忏悔者的形象，曾经参与了冤死江涛父亲的事情，一辈子的忏悔，这其实就是前面讲过的“耻”文化，而镇党委书记折方宇清廉为官，作家也认为是以张载、胡瑗为代表的文化影响，让他们守住了底线。受到儒家文化影响，他还说：“自我从小到大的记忆中，我们村几百口子人从经历集体化到包产到户，从贫困到富裕，从男到女，从老到少，从来就没有一个人因触犯刑律而被判刑的，甚至没有一个家庭离婚的。村民间偶有小磕碰，但很快就和解了，大家和睦相处，人情味浓郁。”（《譬如一棵苹果树》）而这正是梁漱溟所倡导的，认为要培育群众向上的一种精神，需要利用乡约来管理农村，教育为先，礼让为本。这个观点是非常有见地的。其实要建设农村的文化还是离不开传统文化。这或许才是打开农村文化建设困境的钥匙。 民俗为代表的乡土风情描摹
前面把侯波小说定义为新时期乡土小说，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侯波对于乡土民俗的描写。民俗向来和文学关系密切，沈从文对于湘西民俗，比如《萧萧》三岁的丈夫找一个十二岁的媳妇，就很新奇，后来萧萧和长工怀孕，本来要沉潭，或者嫁出去，小丈夫不愿意，萧萧自己也不愿意，就依然平静地过日子了。还有《边城》中唱歌求爱的民俗，这些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汪曾祺也是大写高邮民俗，为其小说增色不少，比如《受戒》中写荸荠庵的三师傅耍大缸，《白鹿原》中的鬼附身、看风水等民俗也很鲜明。
陕北的民俗，和关中陕南完全不同，陕北的红石峡以前是汉族和北方少数民族的分界线，但经常是少数民族越界而来，不同民族经常杂居在一起，因此陕北的民俗是夹杂着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民俗。侯波小说《黄花闺女》中体现的是配阴婚的习俗，这种习俗似乎在山西和河南一带盛行。中国古来一直强调“事死如事生”，看来还是陕北继承的更好。为死去的顶门的儿子花去7万元买个女尸体，也算一大特色吧。这篇小说没有直接写配阴婚，主要写了为了配阴婚盗取女尸体的故事。
《春季里那个百花香》中提到年俗和秧歌的民俗。年俗有炸年糕、捏花儿、贴对联等等。秧歌民俗是陕北民俗中重要的民俗形式，小说中写得比较详细。
“陕北秧歌中伞头是核心，每一个变化都由他（她）来引领，大家跟着走就行。每每鼓点在一个干结尾之后，然后开始相互穿插，变队形，两列变四列，四列变八列，再变成双龙摆尾、二龙出水、卷菜心、蛇抱九颗蛋等等，然后在另一次干结尾的鼓点中“咚咚咚咚，咚咚隆咚咚”后大家又开始变新的队形。”
这些民俗描写和小说情节结合在一起，增强了小说的文化底蕴，增强了小说的知识性和趣味性。
写民俗最为自觉的是《贵人相助》中的丧礼描写。写得非常仔细。
“‘白事客，来到黑’是这里的乡俗，但仅指亲戚，他们来了，今晚不走，住下来，明天才走”
“吃完饭开始‘迎纸’，是将那些花圈先用三轮移放到村口，然后一大摊人走过去，再将花圈打回门口。吹手打头，吹吹打打，朋客帮忙打花圈，孝子披麻戴孝大放哭声走在后边，亲戚跟在最后。”
“开始‘迎礼’。这迎礼，却是极有讲究的。一共要迎三次，……每次迎礼时，前面有人打着铭镜，后面两个壮汉抬着香桌。临走前，善堂给每位祭客发一炷香挨个拿着，孝子跟在后边大放哭声，到了目的地摆下铭镜、香桌，祭客将燃着的香插在米中，然后开始四叩八拜。完了在乐队引领下一干人回来。回到门口，妇女大放哭声迎接，一干人等将东西放好，又四叩八拜。”
“迎礼”完了，是“入殓”，完了是“下话”，完了“行礼”，完了“打材盖”，完了开追悼会读祭文，完了吹手掏“剪子关”，折腾到十一点钟，仪式结束，一干人等起身向墓地奔去。这才算完。作家用了三四千字的篇幅来写丧礼民俗。对于这个礼俗作家在《譬如一棵苹果树》中说道，张载曾经在宜川县担任县令，创制了特别的丧礼标准，后人称为“夫子礼”，“夫子当然就指的是张载，据说这种礼仪正是张载为贯穿自己的忠孝仁悌观念而创设的。这种葬礼仪程极为繁琐，处处彰显着传统儒家文化精神，表明着儒家的价值趋向。”所谓的“夫子礼”就是在《贵人相助》中的礼俗。在侯波自己的创作谈《譬如一棵苹果树》中，特别强调了地域文化对于一个作家的影响，而代表一个地域文化的就是民俗。对于民俗的表现作家是自觉的，在他的小说中起到了调节小说的速度、增加小说起伏的作用。
基层政治生态描写，农村信仰缺失描写，民俗风情描写，在侯波的小说中是交杂在一起的，这样造就了他小说的丰富性。也是他乡土书写的最主要因素。侯波的小说结构上也颇有特点，似乎都是归零的，我将在另外的文章中专论，这里就不细说了。纵观侯波的小说，他始终关注着当代中国社会的变迁，关注着陕北这块土地上底层群众的生存状态与精神追求。他继承了陕西作家的现实主义创作风格，坚守和传递着真正的陕西文学精神和文学理想。但我以为他目前的创作还没有达到他的巅峰状态，他小说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对于镇村描写中还有一些硬伤，在逻辑上有些情节还值得推敲，在文字上也有粗糙的问题，但他的格局在，他的气象在，他有大家风范，是非常值得我们关注与寄予厚望的一位作家。我建议侯波对照一下陈忠实《蓝袍先生》以前的创作，或许能有所感悟，读一下陈忠实创作《白鹿原》的随笔《寻找自己的句子》或许会有启发。我希望侯波在创作上能尽快找到突破口，来一个化蛹成蝶，写出生命中的大作，给陕西文坛仰或是中国文坛抹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