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文学评论界的三驾马车
在陕西评论界，不管你认可不认可，他们三个总在那里；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凡是有他们三个出现的会议、活动，层次和品位一下子就提高了。近些年，尽管因为精力等原因，在陕西许多评论会上，肖云儒的身影出现得不是很多，正如长期担任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不得不频繁出现在各种评论会场合的畅广元先生所言：“我和李星就像柿子树枝头挂的仅存的两颗柿子，往后就看你们年轻人了”，[3]但是我们发现，陕西的作家还是那么看重萧云儒的意见。陕西的作家和学者如果能得到畅广元等先生只 字片语的鼓励，就会不由自主地激动和兴奋；陕西的评论家如果能得到李星等的肯定，就自然进入了陕西评坛或者文坛。有人称他们是“三把**”，更有人敬称他们是“三尊活雕塑”。畅广元、李星、萧云儒，分别作为当下学院派、专业批评、新媒介批评的代表[4]，已经成为陕西文艺批评界至今依然活跃的三张硬铮铮的文化名片和最后的守门人，影响着陕西文学的方向，引领着陕西的评坛，至今依然是陕西文坛公认的三帧不老的文学风景。
一、文化·人格：畅广元“学院派”批评关键词
畅广元先生这个因“敢于表达自己，而具有独立见解、独立思想”的被文坛称之为“陕西文学的良心和思想库”的有深度的文艺评论家[5]，是陕西文学文化批评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之一（其实，根据学术影响，有“全国贾平凹研究第一人”之誉的西北大学费秉勋教授等也是相当当量级评论家，可惜70岁后，费先生等逐渐自我淡出文坛）。他主编的《文学文化学》等教材至今仍有其无法忽视的学术拓荒作用。近些年他在《文学评论》等发表了《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危机与文学的价值取向》《再定义自己——全球化时代对人文知识分子的历史要求》等近百篇论文。除了《文学文化学》之外，他的《陈忠实论——从文化的角度考察》也是其学术压卷之作。总览其研究指向，如果要用相应关键词进行概括的话，我觉得应该一是“文化”，二是“人格”。批评家必须彰显自己的批评人格、文化品格。这个思想在畅先生的评论活动中，是一以贯之的。
畅广元自己说过：“我的活动主要不在文坛，但对文学的状态很关注，也时有参与”[6]。但我们已经发现，无心的介入已经让先生全身心地融入了陕西文学研究之中，而且俨然成为陕西学院派的评论领袖之一。作为陕西文学文化学批评转向理论奠基和文学批评实践的先驱，先生的学术领地一直集中在“文化”这个场域，甚至向文学的泛文化批评进军，切实构建具有陕西特色的多学科融渗的文学文化评论体系。“自1979年至今，畅广元较为系统地深入文艺心理学研究……他撰写的《诗创作心理学： 司空图<诗品>臆解》专著还试图用现代心理学的知识来臆解我国古代著名文论家司空图《诗品》中的文艺心理轨迹，从而开创了研究整理我国古典文艺心理学优良传统的先河”。[7]其后他的在陕西文学界引起相当影响的《神秘黑箱的窥视--路遥、贾平凹、陈忠实、邹志安、李天芳创作心理研究》[8]编著独领风骚，引发了陕西文学心理学批评的热潮。特别在研究生中间，掀起了人人热读荣格《心理学入门》等的现象，至今久热不衰。
如果说早期的心理学与文学结合批评还是尝试的话，后期畅广元进行了全面的文学文化批评的探索。其在陕西各个大学固定的学术讲座内容之一就是“意义的危机与文化的应对”。2000年，他和李西建主编的教育部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文学文化学》出版，[9]系统梳理了自己对文学文化学批评转向的认识。正如李星所说：“畅广元和他的同事李西建教授的《文学文化学》‘强调当代文学理论形态体系的建设应具有突出的文化观念和人文视点，提供文学文化学的研究方法，并坚持从整体的文化视点和视野出发，建立和逐步完善一种行之有效的文学理论形态’。”[10]该书作为研究生使用教材，对陕西学院派批评理论建构影响深远。
如果用一个词语形容畅广元的批评姿态，我以为应是“眺望”。不满足于既有理论，以陕西文学为蓝本，进行深度实验，积极地全方位地探索中国特色的理论批评路径。他主要运用西方（主要是原苏联）行之有效的理念、方法论检验中国文学，尤其是陕西文学，最终目的是希望建构有一定竞争力和活力的民族特色的话语批评理论体系。但他一直把自己的理论话语之根深深扎在陕西本土文学审美体验的沃土之中。学界已经发现，第一、二代西方汉学家对我国现代文学研究产生过非常大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帮助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建立了一种整体意识和良性发展的可能。但是，第三代汉学家想重振早期汉学家的影响，感觉明显地缺乏经验和实力。人们已经注意到这个现象，畅广元先生所供职的陕西师范大学，不断在文学批评方法论领域开拓，一直引领着陕西甚至全国文学批评方法论研究的走向，《新时期文学批评模式研究》、《秦地小说与三秦文化》、《晚年孙犁研究——美学与心理学的阐释》、《陕西当代作家与世界文学》《执着与背叛——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等著作的出现，不仅保持并巩固了陕西师范大学在全国的学科学术研究地位，而且直接营养了陕西学院派批评家。畅广元先生出版的《陈忠实论——从文化的视点考察》[11]，可以视做当然的文学文化学批评转向实践的典范之作。作为陕西著名的文学评论家、社会活动家，畅广元先生摒弃“匍匐式”学院派研究理念，在自己开创的文化领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至今，他和他们依然奔走在建构中国特色理论批评话语体系的路上。
“人格”是畅广元先生文学批评的第二个关键词。针对当下学风浮躁、非文学因素对文学的负面影响，畅先生一再提醒陕西的评论家要有人格和骨格，不能猥琐自己的批评品格，一直要求自己的学生要从“他者”的文化语境中“剥离”并找到自己，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些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文艺学的人文视角》[12]、《告别“附属” 走向自主、自觉——改革开放30年文学社会的精神维新》、《为“我”定位──初读〈歇马山庄〉的一点想法》等论著之中。他指出：作家或艺术家首先要有独立的人格，即不攀附、不媚俗、不唯上，自始至终要发出自己的声音，表现自己的思想，袒露自己的真容。人格是学养，更是一种崇高博大的文化，二者互为作用，互相关联。畅广元在陕西率先使用了“批评的学术人格”概念。他指出：“评论家有自己的学术人格，或者有他的评论人格，现在我们常常由于受某种非文学力量的支配，使我们的价值观念常常在面对文学作品的时候，缺乏一个中立的态度”、“批评家必须具有批评的学术人格，批评家的学术人格的根本内涵是学人面对现实、面对真理时所表现出的自律品格”。[13]面对新的批评语境的挑战，畅广元敏锐地感到：知识分子必须重新定义自己，“再定义自己，是全球化时代对人文知识分子的历史要求。面对全球化时代所呈现出的不平等、不公正的事实，人文知识分子理应把全球化理论转换成一种批评新论，并在批判中再定义自己的价值取向……再定义自己，需要人文知识分子以一种大视野、高文化和担道义的精神来支撑”。[14]他再三呼告，“文学人必须有真正的主体精神”、“文学人告别‘附属’，走向自主、自觉，是改革开放30年中国文学社会的精神维新”。[15]可以说，在“人”“人格”研究范畴，畅广元用了较大心力，为构建现代批评家的学术批评人格苦心孤诣，不断探索，取得了一系列颇富开拓意义的进展。
毋庸讳言，常年教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课，畅广元先生是激情敏感的。但其批评态度相当严格。一个观点的提出，会影响文坛很长时间，比如关于陕西作家与农民相关乡土写作、民生题材写作，他总结的“精神进程反应论”成为分析这些题材作品的不二法门。几乎每一个重大的文学事件，他都能及时跟进发言，而且还能根据时代变化、认识嬗变进行微调，态度明确得近乎苛刻，立场鲜明，绝不拖泥带水。被批评者往往当面难堪，骨子里却都很佩服其深厚的学养、高尚的人品、精警的判断。比如《雪祭》作者曾这样写自己遭遇到畅广元先生批评的尴尬：
畅先生年过花甲，铁面无情，包公脾气。头次见面，他就亮开嗓门，唱起了“反调”，其实是讲了真话。这是难能可贵的。我们今天的文学批评、甚至于政治生活中，也是太缺少这样的声音。听好话、表扬的话是耳顺、舒服，就像吃岐山哨子面一样，顺溜可口，吃了还想吃，总觉不够。可否定的话，批评的话是逆耳，听了不舒服，就像喝汤药一样，苦不堪言，一口都不愿下咽，总是叫你难受。但仔细想想，正是这种声音的出现，才增加了研讨的学术气氛，对作者，对文学都是有益。[16]
无论是小说的作者还是学者必须构建自我的批评话语体系，不能猥琐（批评）人格，是他对自己和学生们的一贯要求。在他的影响下，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美学专家李西建、现当代权威专家李继凯、文学传播学专家李震等脱颖而出。而与陕西师大颇有渊源的西北大学文学院前院长、现西北大学副校长李浩、西北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段建军、西北大学教授周燕芬等都已经成为陕西评坛中坚力量。他们和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韩鲁华、西安工业大学冯希哲、西安音乐学院仵埂、宝鸡文理学院文学院前院长赵德利、宝鸡文理学院陕西文学研究所前所长冯肖华等一道，大多数以承担相关文学研究国家项目为标志，成为陕西后笔耕组时代主力军。这些人和畅广元一样，各自在方法论方面开拓了自己独特的批评领域，在陕西评论界也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群落。
二 思想·个性：李星专业批评关键词
有人已经发现一个现象，陕西三个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家，对李星都很敬重。这是其他评论家无法达到的。比如路遥临终前，将为自己的小说《人生》（英文版）写序的任务交给了李星。路遥《懂生活的评论家》一文中这样写李星：
这个人无论对重大问题还是对一般的艺术观点，都力求认真钻研以至透彻理解，而不是那种号称博览群书其实常常一知半解，最终只能用‘模糊语言’写评论的评论‘家’。李星的文章条理清晰，论断力求准确，且也不乏惊人之见；一旦灵性突发，甚至诗情如潮而涌，字里行间时有电光石火飞溅。[17]
陈忠实在《一个人的声音》一文中回忆起李星影响自己创作的两句话：一句是在《平凡的世界》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后，李星对自己说：你今年再把长篇小说写不完，就从这楼上跳下去！这句充满友情和坦诚的话语，终于促成了《白鹿原》的问世；另一句是《白鹿原》写出后李星感叹：“哎呀！咋叫咱把事弄成了！”[18]陈忠实说，就是这两句不是评论语言的话，让他认识了率直、热情，和陕西作家、陕西文学同呼吸共命运的李星。陈忠实还认为李星是继胡采之后陕西文坛最有影响的人物。他充满感情地说：“就我耳闻，作协院内的几位专业作家，每有自己看重的某个作品出手，先在私下里要听听李星的评说；谁在艺术上探索一种新的尝试，也要听李星的看法”。“新时期开始形成的陕西青年作家群的几乎所有作家，都受到李星的关注和关爱，对每一个人的作品都发出过坦率真诚地评说的声音，至后来出现的更年轻的一茬作家，及到新世纪跃上文坛的更年轻的作家，李星都发出自己的声音，予以评点，业已成为老少作家都不可缺少的一种声音”。
贾平凹也在《朋友李星》中写道：
他天生来的评论家气质，典型的年轻时不见年轻、年老了不显年老的形象，黑个脸，老成严肃。他一直在关注着我，给过我很多鼓励，但更多是眼光在寻找我的短处，或愤然不满，或恨不成器，但他从没有讥笑和作践过我。而我的好处是有辅导性，对他的批评虽脸上挂不住，有过尴尬，可总是当时不服背过身服，口上不服心里服，越挨批评越去请教，背了鼓寻槌，认作他水平高，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广泛接触文坛上的各层次各年龄段的作家，他当然给许多人说过好话，从说话的角度上、语气上你能看出他的善良，生怕挫伤了人家的积极性，而原则性的问题绝不含糊，保持着一个批评家的道德底线。而对于已有成就的作家，他评论的标尺就相应地高，意见中肯又有深度，能击中要害，即便言辞尖锐，也极富建设性。正因为这样，他赢得了众多作家的尊重。据我所知，在许多文化活动的会议上，但凡他发言，会场便一片肃静，大家都要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几十年来，我们见面都在文学活动场所，也去过他家几次，都是我写了什么自己觉得重要的作品了，拿了第二稿求他给看看，关了门让他“砸一砸”，砸过了回来再改，可以说，我许多作品里边都有他的心血。[19]
作为陕西当代文学发展的见证者、关注者、参与者和促进者，李星在陕西乃至全国文学评论界有着独特的影响。李星在评论界口碑公认的持论公允，态度认真，思想深邃，个性突出，文笔摇曳多姿，见解深刻独特。可以说，李星的评论关键词主要在“思想”和“个性”上。他的思想主要体现在独特的“眼力”（判断力）。满脑袋智慧的李星其眼力的毒、准、稳是有口皆碑的。经常能举重若轻，一语中的、一针见血。他不说废话、不说谎话，只说真话，有价值的话。他的这种“眼力”来源于不断的阅读、比较、参与、更新；来源于丰富而多样的批评实践；这种眼力当然是史识和个性的结合。正如李星自己所说：“批评家需要基本理论的武装，需要对某一文学现象所据以产生的社会生活的透彻理解，但是最能构成批评职业特点的却是一种文学鉴赏家的眼光”；“丰富的理论修养，严密的思辨能力，系统的学科知识，这些作为一个理论家的必备素质，批评家可以而且应该具备一些，但是文学欣赏者的眼光、敏锐精确地审美感受力，却是不可或缺的”。[20]无疑，这种眼光自然地凝结为鲜活的思想，使得他的批评厚重、大气、不学究、不酱缸，而且充满着深邃的哲理意味。
“个性”主要体现在从不人云亦云，而是审慎分析，独立思考决断。李星是这样认识“批评”的：“和‘选择’的说法比较而言，我更倾向于认为批评是一种理解，是一颗心、一个生命对另一颗心、一个生命的理解。批评的深度，常常不是来自于理论武器的伟大，而是来自批评主体对作品世界人生理解的深度”。“任何忽视作家感受世界、解释历史生活方式以及表现个性的批评，都不是我们观念中的批评”。[20]他特别欣赏别林斯基：“别林斯基不会被表面现象所迷惑，不为任何潮流所左右，他一下就认出了美和丑，真和伪，然后以毫无忌惮的勇气说出他的判断——全盘地、不折不扣地、热情有力地、信心坚定地说出来”；他还很欣赏傅雷的立场：“一切伟大的艺术家（不论是作曲家，是文学家，是画家……）必须兼有独特的个性和普遍的人间性。我们只要发掘自己心中的人间性，就找到了艺术沟通的桥梁。若能再细心揣摩，把他独特的个性也体味出来，那就能把一件艺术品整个儿了解了”。李星更认识到人生体验对批评工作的重要性。他说：“要了解作品的人间性，自己必须有丰富的人生体验，才能对源于痛切的人生体验的创作有敏锐的感觉，并且把这种体验的独特性传递给读者。”在《文学、小说和作家——自问自答十题》中，他更明确表明了自己对文学个性的认识：“我认为文学的最大、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充分的个性化：它是个性化的语言，是个性化的生活体验，个性化的情感表述，个性化的叙述结构方式，个性化生活理念、人生哲学，个性化的独特的生活发现和认识，个性化的情趣和智慧。好的散文、好的小说、好的诗歌，有哪一种没有打上作家个人的生活印记、感情印记、思想印记、文化印记、语言印记。什么时候你把自己写进作品了，或者从作品看到你了，你就是作家，你的作品就是文学。否则就不是”。[21]可以看到，始终坚持自己的批评人格，坚持做人的良心，做陕西文学最后的守望者，深度地介入作家作品，从而使李星的批评入骨三分，个性焕然，成为陕西文坛独特的“这一个”。
也就是说，一个优秀评论家需要的基本素养，比如深厚的理论功底，敏锐的思想，比作家高超得多的感悟生活能力，过硬的言语表达和写作能力等，李星都具备，而且是其中的佼佼者和集大成者。如果用一个词语形容李星的批评姿态，我以为应是“蹲踞”。从不轻率发言，而是深度观察，认真阅读、体味，然后发声，微言大义，语惊四座。李星曾经对记者说“自己是一生都在用眼睛和心吃字的人”[22]，“吃”了那么多字，写成心得就那么一点。许多作家著作等身了，而作为大评论家李星的文集三卷本才200多万字。贾平凹看到李星日子过得很清苦，曾感慨地说：“评论家在中国文坛是最难做也是最穷的，如果下辈子托生，干什么都可以，就是不做评论家”。而李星面对社会对茅盾文学奖的质疑，这样说：“无论如何还得继续评下去”， [23]这应该也是这个大评论家自己的心声。
三、西部·对视：萧云儒专业媒介“两栖”批评关键词
萧云儒是著名的文化学者、书法家，任中国西部文艺研究会会长、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等职，被聘为中国人民大学等十余所大学的教授。他关于散文“形散神不散”的论述和关于中国西部文学等的论述被写入中国当代文学史。专著有《八十年代文艺论》《中国西部文艺论》《民族文化结构论》《对视文化西部》《美》等14部900余万字。在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和各地电视台作了40余次重大的人文话题和学术讲演，其个人小传和学术成就被英国剑桥《世界文化名人传记》等十一种辞书介绍。
萧云儒在陕西评论界多才多艺是公认的。倘若也用一个词语形容他的批评姿态，我以为应该是“出击”。萧云儒一直不满足自己的文学评论家的身份，他说：“由于过早地定位于搞评论研究，几十年来形成了相对固定的评论家角色形象……我的性灵，实际上处于有意无意地被理性压抑的状态，起码是处于长期得不到启迪、滋养和育化的状态”。他还说“自己是北方面食中的臊子，一勺一勺舀到别人的面碗里，却很难有自己的一碗面”。[24]殊不知，他在稳稳端牢自己的饭碗的前提下，却去抢吃别人锅里的饭，出击并抢占一个个文化高地，吃得骑墙，吃得自在，吃得理直气壮。他的目标是重塑陕西文人形象，拓展拓宽文人的生活和审美空间（场域），尽力彰显文人用智慧参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可能性、必要性。作为专业批评和媒介批评的“双栖型”评论家，他在散文理论、小说评论、影视评论、书法评论等领域都有非凡建树，是名副其实的文艺评论家；他又是业绩丰硕的作家，尤其是他的散文写作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和高度，著名学者、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中国《红楼梦》研究会会长冯其庸评价萧云儒的散文“秋水长天、恬情淡韵的中年风和书卷气”、“感悟和思考都有力度”、“他视点多，胸襟大，能够宏观地、综合地把握对象，时有独辟蹊径的巧思……同时具有感觉和感情的灵悟，这种灵悟让你感到了难得的诗人气质”；他还是省内外著名的书法家，他的字功力深厚、个性独特、极具生命感和文化个性。贾平凹评价说：“老萧的字里充满了激情，充满了尖锐，有生命感，潇洒而有灵气”。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西安交大教授、著名书法家钟明善也感慨地说：“大家都知道萧云儒先生是文艺评论家，这几年才知道他还是书法家，求字的人和求文的人一样，越来越多。他的字是学者字，秀美，潇洒，有书卷味，看得出一些基本美学原则的自如地运用，还有综合的智力结构和笔情墨趣的把握”。他的字和贾平凹、陈忠实、雷涛、赵熙等的字相比肩，已经成为文人书法、名人书法的经典代表，由他担任主讲之一的8集电视片《千年书法》在中央台播出后，反响 热烈；由他担任总撰稿的电视作品《金瓯赋》等获得广电部“星光奖”。他又是公认的社会策划人、活动家，有他出面主持的各类文化创意活动总能刮起一股“肖旋风”，产生激烈的社会震荡效应。作为陕西西部文艺研究公认的开拓者之一，他所做的包括文学陕军在内的西部文学研究至今无人能出其右；尤其是近些年，他在各种重大的文化、社会场合尤其是在国家级电视荧屏上频频亮相，精彩的发言和精准大气到位的点评，提升了陕西文艺批评家的社会影响力和贡献力，同张贤亮、余秋雨等一样，完成了从文人到文化人的成功地华丽转身，在文学式微，评论家普遍地位、口碑不高的不利状况下，为陕西文人的文化转型提供了新思路。
当然，萧云儒最大的贡献和专长还是文艺评论（含文学、影视、书法、社会文艺评论等）。在陕西文坛上，萧云儒以自己的扎实的理论功底、开拓性的研究成果和敏锐独到的批评眼光独领风骚，成为我国文艺评论界一名卓有成就的骁将。至今人们还无法忘记散文“形散而神不散”的论断对中国文学创作的冲击和贡献。不少人都对他的评论和批评个性记忆犹新。陈忠实曾这样评价：“云儒是我的老师……他的‘形散而神不散’，现在已经成为中国散文界公认的对散文写作最具概括力的一句箴言，可以称为萧氏语录”。陈忠实还说：“从新时期文学开始，云儒对陕西的新文学发展起到了一种不可估量、也不可量化的促进作用，我是受益者之一。新时期陕西涌出一波青年作家，几乎每一个人都受到云儒的关注和品评，对他们的创作的发展，都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云儒的文学评论已经从陕西文学界的影响扩展到全国，成为全国新时期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声音。到新世纪以后，他的言论已经不局限于文学，而是涉及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现实，完全成为一个很令人敬重的，又令人佩服的一个学者，学者型的萧云儒”。 [25]
作为“笔耕文学研究小组”主力成员，萧云儒和笔耕组其他成员一道，积极践行并贯彻笔耕组精神。笔者曾经提出：“总揽‘笔耕组’三十年批评实践，坚持社会历史批评传统，坚持现实主义批评原则和人本主义、人道主义理念，高扬时代精神，以‘尊重’、‘对视’‘理解’作家创作为关键词，不猥琐批评人格，从阶级性、人性、人民性等角度体察中国文学，在批评的文学性方面做了大量‘去魅’和‘还原’的工作，鞭挞假恶丑，弘扬真善美，批评充满着时代风格和个性体温。”[29]在“笔耕组”成员里，萧云儒可谓一个特例。他那双锐利的眼睛，一直切入中国文化的核心和内里。他的280万字的“对视”书系，更是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批评立场。评论家和作家是平等的，既不仰视、也不俯视，而是“对视”，是别一种意义的切磋和碰撞。这种“对视”是建立在充分尊重理解作家作品，洞悉陕西乃至中国文坛现状，热爱并关切陕西文学，和陕西文学同呼吸共命运的基础之上的。我们现在已经发现，只有“对视”，才能改变作家一家独大、自说自话的局面；只有“对视”评论家才能找到自己的自信，才能构建自我批评人格，才能对作家作品发出真正的声音。同时通过作家的相关回应，不断地修正并提高自己的理论诸素养，从而实现双赢，最终达到文学的前进和繁荣。
总之，萧云儒的悟性和灵气，畅广元的精警和大气，李星的率真和深刻，都以鲜明的批评个性打开了局面，为自己开拓了批评领地，也为陕西文学批评在中国文学争得了一席之地。至今这三位“教父级”文学艺术家，仍然满腔热诚，躬耕于陕西这块文化热土中。不是老气横秋，而是老当益壮，老有所为，老而弥坚，正发挥着其重要影响力，为陕西文学发展、文化繁荣做着自己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