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当前陕西城乡收入差距依然呈现日益扩大的局面，导致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财政支出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财政支出作为政府收入分配的重要调节手段，是否真的能够有效促进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并改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局面？本文立足国库视角，选取陕西1978-2015年的实际数据，利用协整检验和脉冲响应函数等方法，实证分析了陕西省财政支出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和财政支出水平既显著扩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导致了转移性收入差距的恶化。因此，单纯增加财政支出规模未必能够缩小收入差距，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才是最优策略。
关键词：财政支出；经济增长；收入差距；国库
中图分类号：F830.9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0017-2016（10）-0065-07
一、研究背景
自古我国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说法，如今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民众对于“公平”有了更高更迫切的要求，缩小贫富差距，实现社会公平，更是成为“两会”最热议的话题之一。尽管2004年以后我国先后采取了若干强有力的惠民措施，但2015年我国基尼系数仍高达0.462。陕西地处中国内陆腹地，近年来在转方式、调结构、惠民生、促发展的富民强省战略指引下，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居民生活水平也得到大幅度提高，但城乡收入差距表现与之并不协调，2003年陕西城乡收入比为4.06（全国为3.21），2009年高达4.11（全国为3.21），直到2010年才首次小于4，但2015年仍然高达3.04，而此时全国已下降到2.73，收入比呈波动上升趋势。财政支出作为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手段，理应在改善陕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但现有的财政支出结构和效率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饱受争议。对此，笔者认为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必须得到证实和解释，惟有这样才能够找到提高财政支出效率以及缩小收入差距的有效路径。
二、陕西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发展现状及特点
（一）就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和收入比而言
1978-2015年陕西省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逐渐扩大，收入比呈波动上升趋势。其中1978年绝对差为176.00元，到2015年高达17731.00元，38年收入绝对差增加17555.00元。就收入比而言，1978年为2.31，2009年达到历史最高4.11，在此之后有所下降，但到2015年仍然高达3.04。很显然，收入绝对差逐渐扩大，收入比虽呈缩小趋势但与其他地区相比仍然较大。
（二）将陕西城乡居民收入比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见表1），陕西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的严峻性越发明显
就2005年而言，全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28，所选的10个省份1除贵州4.34外，其它地区均小于4，上海最低（2.26），陕西高达4.03，值得关注的是陕西比同处西部的新疆要高0.68。2009年上升至4.11，_历史最高点，此时全国为3.21，但新疆已经下降到3.16；直到2010年陕西城乡居民收入比才首次突破4，下降到3.82。2015年除贵州和陕西之外，其余省份城乡居民收入比均小于3。总体看来，2004-2015年间，陕西城乡居民收入比呈波动上升趋势，远远超过全国平均水平，2005-2009年陕西城乡居民收入比均大于4，收入差距问题的严重性不言而喻。
（三）从城乡居民收入构成来看
工资性收入作为城乡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2000-2015年间工资性收入绝对差持续扩大，由2000年的2938元扩大到2015年的12194元，15年扩大4.15倍，年均增长率高达27.67%。家庭经营性收入作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来源的重要保障（2000年-2015年平均占比为50.38%），对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影响不大（2000年-2015年平均占比为3.18%），收入差距由2000年的-808元先上升后下降到2015年的-769元。财产性收入作为城乡居民收入增收渠道，对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影响都不大，收入差额由2000年的105元增加到2013年的110元，但2014-2015年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急剧增长，导致收入差距激增，亟待关注。转移性收入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2000-2015年平均占比为27.35%，城乡居民转移收入差额由2000年的1445元增长到2015年的4184元，增长2.90倍，转移性收入逐渐成为农村居民收入新的增长点，但差距却被逐步拉大。总体而言，就收入构成来看，陕西省城乡居民工资性收入绝对差最大，转移性收入相对差额最大。
三、计量分析模型的建立
本文引入总生产函数作为基础分析框架，在这一思路中地方财政支出当做一项“投入”用于生产过程，基于此，笔者就以总生产函数为基础经转换变形得到本文所需的实证分析模型。
首先，笔者给出反映财政支出与经济产出关系的生产函数：
Y=f（K，L，PFE） （1）
其中Y表示总经济产出量，K表示总资本量投入，L表示劳动力投入，PFE表示财政支出。为单独考察财政支出以及与之相关的资本要素对经济产出增长的影响，本文在这里给劳动投入加一个容量限制■，从而就有：
Y=f（K，PFE）min（L，■）■，θ>0 （2）
令m=（■）■，表示经济的最大生产力，此时一旦达到最大劳动容量，经济就面临恒定的规模收益，总产出就取决于总资本与财政支出。（2）式就转化为：
Y=mf（K，PFE） （3）
对（3）式经全微分转化，得到（4）式：
dY=m■dK+m■dPFE （4）
对（4）式两边同时除以m就得到人均产出增长模型：
■=■dK+■dPFE （5） 分别用b1和b2表示资本边际产出和财政支出边际产出。假设不考虑收入分配的结构和制度、政府行为、城乡税收差别等因素的影响，利用模型（5）就可以分析陕西省财政支出与资本投入对居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更进一步，收入差距作为居民收入的一部分，利用这一模型，也同样可以考察财政支出与资本投入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于是就得到本研究的基础计量模型：
dCX■=b■+b■dTZ■+b■dPFE■+μ （6）
其中bi代表常数项，μ代表随机误差项，CXt表示当前城乡收入差距、PFEt和TZt4分别表示当前财政支出和固定资产投资。为尽可能多的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纳入实证分析模型，本文在这里将GDP作为控制变量引入（6）式。同时，由于固定资产投资和财政支出对收入的作用往往存在一定的滞后期，因此，本研究为便于实证检验收入差距与财政支出及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设定了如下的向量自回归模型予以实际分析：
CX=b■■+■b■■TZ■+■b■■PFE■+■b■■GDP■+μ■■ （7）
四、实证分析
（一）指标和数据的选取
本研究所涉及的变量主要包括陕西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财政支出、经济增长和固定资产投资。其中对于城乡收入差距指标的选取，本文遵循大多数学者的做法，以1978-2015年陕西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作为衡量指标，在文中以CX表示；对于财政支出的数据，本文选取1978-2015年陕西省财政支出的资料，在实际分析中以PFE表示；对于固定资产投资水平，本文选取1978-2015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数据，实际分析时用TZ表示；对于经济增长，本文选取1978-2015年陕西省GDP作为原始数据，在实际分析时以GDP来表示。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连续性，本文拟选取陕西1978-2015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作为研究样本，研究陕西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各变量相关原始稻葜饕根据《陕西省统计年鉴》（1993-2014年）分析整理而来，部分2015年数据来自于《陕西省统计公报》，统计公报中缺失的数据通过专业网站补充。限于篇幅，本文将所搜集到的相关原始数据并未列出。为消除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所有数据在做实证分析之前均已做对数处理，数据分析与整理在Eviews和Excel软件上实现。
（二）平稳性检验
VAR分析要求必须是平稳的时间序列数据，因而在实证分析之前，首先对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按照AIC和SC准则确定滞后阶数，利用Dickey和Fuller（1974）提出的ADF检验法对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从单位根检验结果可知，各时间序列数据的ADF值都介于1%和5%的临界值之间，因此不能拒绝原假设（H0：序列至少存在一个单位根），但是将原始序列经过一阶差分处理之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所有时间序列数据都是平稳的，因而我们可以继续做协整分析。
（三）财政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静态影响效应分析
模型1：财政支出和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
经上述平稳性检验可知所有变量都是单整，因此可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判断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协整关系，并进一步确定相关变量之间的符号关系。但Johansen协整检验是一种基于VAR模型的检验方法，因而在作协整分析之前须确定VAR模型的结构。根据AIC和SC准则可以确定CX、TZ、PFE和GDP的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为2，同时利用Q统计量、怀特检验和JB检验加以验证，发现其拟合度很好，的确是最优模型。在此基础上我们得到协整检验的具体结果，如表4和表5所示：
由表4和表5可知，Johansen协整检验（迹统计量和最大特征值统计量）表明在1978-2015年的样本区间内，CX与TZ、PFE和GDP这四个变量在99%的置信水平上存在一个协整关系。
通过逐步回归建立如下所示的回归方程：
CX■=-1.1124-0.8690TZ■-2+0.4088PFE■-1+0.7374GDP■+μ■ （8）
T= （-4.2444） （-5.4761） （3.1607） （6.8971）
R2=0.8153 F=47.1044（0.000000）
模型检验结果显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模型各项参数均通过显著性检验，拟合优度高达0.82，残差序列为平稳序列。
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当期经济增长每增加1%，滞后2期的城乡收入差距扩大0.7374个百分点；当期的财政支出每增加1%，滞后1期的城乡收入差距同样扩大0.4088个百分点；当期固定资产投资每增加1%，滞后2期的城乡收入差距缩小0.8690个百分点；另外，三者对城乡收入差距变化的解释比例高达81.54%。
模型2：财政支出和经济增长与城乡转移性收入差距的关系
为更进一步分析财政支出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本文以城乡居民转移性收入差距作为被解释变量，通过逐步回归建立如下所示的回归方程：
ZYCX■=1.6906-0.2816TZ■+2.2314PFE■-0.0050GDP■+μ■ （9）
模型检验结果显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模型2的参数都能够通过显著性检验，模型的整体拟合优度达到0.91。为避免“自相关”现象的出现，对该模型新生成的残差项进行平稳性检验，发现该模型的残差项是平稳的。
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当期固定资产投资每增加1%，转移性收入差距缩小0.2816%，当期经济增长每增加1%，转移性收入差距缩小0.0050%，而当期财政支出每增加1%，转移性收入差距就会增长2.2314%。但财政支出对转移性收入差距的作用效果明显大于固定资产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 （四）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参考已有文献，在理论上，财政支出及经济增长必然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联系，为此本文进一步验证了这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财政支出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存在双向的Granger原因；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经济增长与固定资产投资都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变化的单向Granger原因。
（五）财政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动态影响效应分析
为反映财政支出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动态关系，本文通过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来刻画两者之间的动态关系。
1、VAR模型滞后阶数的确定。在构建VAR模型之前，本文选取滞后阶数为0-3期的CX、TZ、PFE和GDP的VAR模型的LogL、LR、FPE、AIC、SC和HQ的计算结果。依据计算得到的LogL、LR、FPE、AIC、SC和HQ的值。我们确定模型的滞后阶数为2。
2、VAR模型的建立。利用Eviews软件，建立城乡收入差距、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支出以及经济增长四个变量的无约束VAR模型，模型估计结果如下：
CX■GDP■PFE■TZ■=-0.93290.316250.17856-0.6872+ 0.6057 0.6587 0.7471 -0.0031 0.1541 1.2005 -0.2155 0.2268-0.1022 0.0437 1.0667 0.2702-0.0061 0.9821 0.3602 0.4493CX■GDP■PFE■TZ■+
0.0754 0.1017 0.3999 -0.7253-0.0832 -0.3368 0.0741 0.00290.0271 -0.1115 -0.3560 0.0609-0.2058 -0.5883 -0.0536 0.0064CX■GDP■PFE■TZ■+ε■ε■ε■ε■
经验证，模型总体的拟合度都很高，其中CX作为被解释变量时，模型拟合优度为0.9169，其它3个模型的拟合优度都在0.99以上，研究结论和上文中协整检验的结果相吻合。
再进一步观察VAR模型的特征值，我们不难发现所有特征根基本都位于单位圆之内，因而我们可以认为VAR模型是相对稳定的，因此可以对其进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3、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基于VAR模型我们给出了CX对PFE、GDP和TZ及其本身的广义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图（图1），其中横轴表示冲击作用的响应期数（单位：年）。脉冲响应分析结果显示：一是城乡收入差距本身对其本身的冲击响应显著为正，但这种正向影响效应逐渐减弱，最终趋于平稳；二是经济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稳定长期的正向影响，给经济增长一个正向冲击，城乡收入差距会逐步走高，其正向效应会不断放大，其中在第2期达到最大，从第3期开始逐渐减弱，到第10期趋于稳定；三是财政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短期影响为正效应，长期影响为负效应，给财政支出一个正向冲击，城乡收入差距会逐渐走高，但最终由正转负，其中1-4期为正向效应，且在第2期这种正向影响效应达到最大，从第4期开始由正转为负效应，这种负效应一直持续到第10期；四是给固定资产投资一个正向冲击，城乡收入差距一开始为零，逐渐呈现波动变化趋势，其中第1-2期影响为零，从第2-5期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为负效应，且负向影响在第3期达到最大，第5-6期再次为零，从第6期开始负向影响逐渐加强，并最终趋于稳定。
方差分解的结果表明，财政支出、经济增长和固定资产投资对收入差距的贡献比重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增强，即存在时滞性，这也验证了协整检验和脉冲响应分析的结论。
五、主要结论和对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通过上述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动态影响关系的实证分析，最终可得出以下几点主要结论：
1.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加剧了陕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恶化，而固定资产投资有助于改善收入差距扩大的局面。一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绝对水平逐渐增加，但同时收入差距也随之扩大。二是财政支出规模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探索中，对公平认识不够，财政支出规模增加的同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反而被拉大。三是固定资产投资水平有助于改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局面，但效果微弱。
2.财政支出显著扩大了城乡转移性收入差距。转移性收入作为农民收入新的增长点，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以及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农村居民转移性收入逐渐增加，与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也被缩小。但财政支出作为收入分配的调控手段，财政支出规模的增加反而加剧了转移性收入差距的扩大。
3.财政支出、经济增长和固定资产投资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确实存在因果关系。一是财政支出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互为因果关系。二是固定资产投资对收入差距有影响，但收入差距的变化并不影响固定资产投资。三是经济增长发展变化会影响城乡收入差距，但城乡收入差距却不会影响经济增长。
4.经济增长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效果最强，收入差距本身和财政支出位居其次。一是收入差距其自身的发展具有很强的惯性，其中上期的收入差距每扩大1%，本期收入差距也将扩大0.61%。二是收入差距对其本身影响长期为正，且这种正向影响作用逐渐减弱；经济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正向影响作用先增强后减弱，短期影响大于长期；财政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果短期表现为正向影响，长期影响为负向影响，且最终表现为负向影响；而固定资产投资的促进作用不够显著。三是城乡收入差距、财政支出以及经济增长对收入差距增长变化的贡献度逐渐增加，而固定资产投资对收入差距增长变化的影响比重先增加后减少。总体来看，经济增长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效果最强，高达44.93%，其次是收入差距本身，然后才是财政支出，其贡献比例为18.05%。 （二）对策建议
1.加快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全面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本文实证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对陕西城乡收入差距的抑制作用最强，这主要是由于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所导致，而加快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是提高农村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破除“二元”经济的关键因素。为此，一是要强化政策引导，通过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大力引导国内外知名劳动密集型企业落户陕西农村地区，并鼓励企业将生产基地建在人口密集区，以充分吸纳和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二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坚持“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的思路，加大财政对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力度。三是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重点支持良种培育、丰产栽培、农业节水、疫病防治、防灾减灾等领域的科技创新；依托重点农业科研项目、重点学科、科研基地，培养农业科技高层次人才。四是大力发展特色产品，最大限度地选择和发展关中、陕北和陕南地区的优势特色产品，例如洛川苹果、榆林红枣、眉县猕猴桃、商洛核桃和板栗等等，深挖特色经济的魅力和活力。五是注重龙头企业的发展壮大，紧密围绕优势产业，依托基地建设，努力兴办“农字号”乡镇龙头企业，财政鼓励和扶持家庭农场建设，带动农民结构调整。
2.调整农村财政支出结构，拓宽农民就业和收入渠道。由本文实证分析结论可知，在扩大农村地区财政支出规模的同时，调整农村财政支出结构也是解决城乡收入差距问题的关键环节之一。因此，应从以下几个方面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着重增加农村教育及培训等涉农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占比。一是持续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的财政支出，做好偏远山区基础教育工作，同时充分调动现有资源，做好农民职业教育培训，以缩小城乡教育资源的差距。二是提高农民工培训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将农民工培训、就业指导和权益维护相结合，切实提高农民工外出就业技能。三是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扩大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覆盖面，逐步完善失业保险制度。四是运用财政和税收政策，一方面支持中小企业和服务吸纳就业，另一方面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鼓励自主创业。
3.改善财政转移支付管理，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本文研究发现，作为“调高增低”的重要手段，财政转移支付在陕西的实施反而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因此改善现有财政转移支付管理是目前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迫切的现实需要。为此，一是要严格规范和减少专项转移支付的规模，适时调整现有税收返还制度，适当提高一般转移支付比重，以优化转移支付结构。二是要提高财政转移支付效能，中央转移支付资金应进一步向欠发达地区倾斜。三是要加大对农村地区财政转移支付的总量，重点关注对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调整工资转移支付等项目的补助，提高贫困乡镇居民的生活水平。四是要不断增加对化肥农药、农机具、良种以及家电下乡等涉及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直接补贴力度，同时建立补贴与农资价格联动机制。五是要逐步改进财政支农补贴机制，尽量采用国库直接支付方式将补贴直接发放给农民个人，变暗补为明补，强调公开透明，确保财政补贴政策能够真正增加农民的转移性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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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the Financial Expenditure on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in Shaanxi and the Strategy Choices
1GU Danna AN Xifeng 2GE Long
（1Xi’an Branch PBC， Xi’an Shaanxi 710075 2Shangluo Municipal Sub-branch PBC， Shangluo Shaanxi 726000）
Abstract：At present，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is expanding increasingly. The reasons leading to this phenomenon are various， and one important aspect is the fiscal expenditure. As an important means for the government to regulate and distribute the income， can the fiscal expenditure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growth of urban and rural income and improve the situation of the increasing expanding of the income gap？ From the angle of the state treasury， sel
ecting the actual data of Shaanxi from 1978 to 2015， using cointegration test and 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 and other methods， the paper mak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impact of Shaanxi’s financial expenditure on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fiscal expenditure levels both significantly widen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and lead to the deterioration of the transfer income gap. Thus， simply increasing the size of the fiscal expenditure may not be able to narrow the income gap， and optimizing the structure of the fiscal expenditure is the optimal policy.
Keywords： fiscal expenditure； economic growth； income gap； state treasu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