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文章研究路遥作品对陕北地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强调路遥以地域特质为背景，把发掘地域人文环境看作文学主要目标的一种创作;认为路遥通过对积淀在黄土高原这片土地厚重文化的深刻观察和敏锐的嗅觉刺探到陕北文化的精髓，使陕北文化迸发出历久弥新的生命力和张力。举例解读了路遥的文学对陕北语言文化特色的继承与创新，对陕北民歌文化的继承与创新，对陕北民俗文化的继承与创新。
【关键词】 地域文化;路遥小说;方言文化;民歌文化;民俗文化
一、路遥对陕北语言文化特色的继承与创新
方言土语往往具有普通话所匮乏的独特韵味与深厚意蕴。将地方方言融入自己作品成为特色是文本创作者对方言自觉的运用。在路遥的作品中，如“圪崂”“山峁峁”、“塄坎”、“火炕”、“窑掌”、“炕拦石”等描绘的是黄土高原特有景观，称呼年轻男子为“后生”，称呼年轻女孩为“女子”，称呼妇女为“婆姨”等等。这些极富地域风情的语言，展现了陕北奇特的地貌地情和乡农的生活面貌。路遥坚定的认为，人民生活的大树万古常青，作家栖息于它的枝头就会情不自禁地为此而歌唱。只有不丧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作家才有可能把握社会历史进程的主流，才有可能创造出真正有价值的艺术品。[5]在路遥看来，人民才是我们的母亲，而生活是艺术的灵感源泉。他的大部分作品也正是从陕北民间文化中汲取营养，呈现出现实主义创作的真实性和还原性，自觉的让自己融入到民间文化中去，将文学触觉伸入到民间最底层，从中攫取最具有原始意味，最具有蓬勃生命力的民间文化，他始终把自己定位为普通劳动者中的一员，所以才能生动的运用民间语言。
如《平凡的世界》中的孙玉厚在训斥女婿王满银时“暴跳如雷地骂道：不要脸的东西！你成这个熊样子了，还能什么哩？你不想想，你那老婆娃娃这阵儿在家里j惶成个甚了。”[6]多个具有陕北地域特色的词汇的连续运用，是路遥对原生态的陕北民间方言准确把握和提炼的结果。高加林的父亲高玉德知道其要告大队书记高明楼时说道：“好我的小老子哩！你可千万不要闯这乱子呀！人家通天着哩！…往后可把咱扣掐死呀！我老了，挣不行这口气了…”[7]一系列陕北方言的组合形象真实地反映了这个老实巴交的老农对基层干部以权谋私等现象的痛恨。富有浓郁陕北地域气息口语的使用，让刻画的人物特征等更加生动，具有民间性泥土气息的口语让作品人物语言焕发了生机，无论是“烂包”（形容一个家庭、一个人或者一件事情陷入经济困难、濒临破产崩溃、到了无法收拾的境况。）“熬煎”（着急，烦恼），还是“j惶”（穷困潦倒），大量运用方言进行写作无疑具有了极强的代入感，使读者可以直观的走进陕北人的生活世界中去。
在创新性上，路遥将普通话与陕北方言词汇穿插，其小说作品中的陕北方言并非是完全意义上的陕北农民方言，考虑到读者受众与文学接受者的接受能力，路遥对陕北文化中的方言进行了继承与创新，将诘屈聱牙的古朴方言与普通话进行了融合，既保留了陕北方言的地域风味，又使得文学接受者更易理解与接纳。叶圣陶认为，作品里人物的对话，如果使用该地区的方言土语，可以增加描写和表现的效果。方言确实是地域文明的生长土壤，路遥对于陕北方言的提炼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如《在困难的日子里》，马建强说“我主要是怕路上碰见相识的同学，怕他们对我外出打食又胡乱想什么。” [8]像这样的人物对话一方面符合现代汉语的语法形式，一方面又恰当的表现了陕北人的语言风味。《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对妹妹说：“你怎敢晚上一个人住在这？再说，这家里有什么金子银子要照哩？…白给贼娃子都不要！” [9]寥寥数语中“怎敢”“要照哩”“贼娃子”几个极具陕北地方气息的方言词汇集合而成句，但却并不影响读者的阅读体验，不会因为词语意义生涩造成接受上的困难。路遥在创作时是有意识的进行把握与控制的。数十年的陕北生活经历成为了路遥作品中人物生动语言的坚实来源。
二、路遥对陕北民歌文化的继承与创新
此外，运用民歌侧面表现人物细腻入微的情感流变同时淡化情节渲染诗一般的情绪也是路遥的一大贡献，在《平凡的世界》中陕北信天游《冻冰歌》先后出现了五次之多。“正月里冻冰立春消，想起我的哥哥，二月里鱼儿水上漂……”。[13]凄怆忧伤的感情基调渲染开来，这种将人物命运用民歌歌词暗示的手法可谓是路遥的创造，不断的铺垫与暗示，让读者对人物命运遭际有了预感。借助民歌营建作品氛围是路遥对陕北民歌的又一次创新，这也与之前单纯将陕北民歌作为凸显地域特色而刻意加入文本之中作为点缀的一种突破。不再作为可有可无的附庸被加入到作品之中。在《平凡的世界》中对田润叶与孙少安感情困境的民歌描写，“说下个日子你不来，崖畔上跑烂我十眼鞋”。深刻的烘托了两人面对的感情困境与自然环境。
三、路遥对陕北民俗文化的继承与创新
陕北具有悠久的民俗传统，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路遥对陕北民俗文化精神联系深深埋藏于传承自家族的血脉之中。同时，乡土文化非自觉地构成路遥独特的内部气质。这种“农民气质”转化为无意识创作趋向，渗透于路遥的小说创作中。[14]
婚丧嫁娶是一个地区民俗文化的集中展现。在《平凡的世界》中，金俊武的母亲去世后，路遥用了大量的篇幅去描绘其出殡时的场景，如进行了著名的“游食上祭”仪式。全体男女孝子……披麻戴孝在老太太灵前间……后跟两个三指托供果盘的村民，在孝子们的方阵中绕着穿行。……这实际上意味着老人能不能顺利入土。” [15]陕北传统的丧葬文化习俗被路遥忠实地记录下来，并将丧葬习俗完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另一方面，也用了讽刺幽默的笔法对这种文化现象进行了刻画。如“在这种情况下，死者娘家的人多少总要提点意见，向孝子们发难：俗称“抖亏欠”。……像老法官一般沉吟着说：“如今，他们入土合葬，你们为什么不给他们做个道场，让礼生来唱唱礼呢？。[16]这段话让读者忍俊不禁，“道场”“礼生”都是陕北传统丧葬仪式中必备的人物。路遥以调侃式的戏谑笔法写出了传统陕北文化中的愚昧与落后，深化了小说的深层意蕴，正是传统古老的陕北文化与新兴的外来文化进行激烈碰撞的一次交锋。在继承陕北传统文化的时候适当扬弃。陕北民间对于巫神鬼怪的盲目崇拜也体现在他的弊端，例如在《平凡的世界》中的神汉“刘玉升”谎称自己能够通神，而村民对此的深信不疑也侧面反映了陕北民间文化中存在盲目信仰。如“孙玉厚”在母亲患病后，诚惶诚恐的将神汉请来看病，科学文化在偏远乡村受到了古老民间文化的排斥。
路遥凭借独特的嗅觉和敏锐的思维，将陕北地域文化继承与创新，构筑起独具艺术个性和生命力的黄土高原文化世界。他以热情昂扬的态度投入到创作之中，在无数如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创造开拓出伟大历史的普通劳动者身上体悟生活的深层境界、艺术的高远是路遥在短暂的人生中持续的目标。[17]其植根于陕北富饶的文化土壤，将陕北独特的文化特质从大量的文化遗存中剥离出来，继承创新，使之成为自己作品中的文化符号与地理标志。
【参考文献】
[3] 安本实. 路遥文学的风土背景――路遥与陕北[J].济宁师范专科学校学报， 2004.5.
[4] 伊・切尔诺夫.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M].郑州大学出版社，2005.
[5] 路遥.不丧失劳动者的感觉[M].路遥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8] 路遥.在困难的日子里[M].路遥全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
[10] 郭沫若.答民间文学编辑部问.民间文学，195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