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钱学森精神中，传统文化的影响不可忽视，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士人”文化传统对钱学森人格的塑造。在梳理钱学森精神的基础上，总结出钱学森对中国古代“士人”文化传统的继承，分别是理想精神的高扬、精英意识的弘扬以及家国情怀的凝聚。在继承的基础上，钱学森的一生极大地发扬了这种传统，从而让他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典范。
关键词：钱学森精神；士人文化传统；继承；发扬
何谓钱学森精神，2007年钱学森当选感动中国年度人物时，组委会授予钱学森的颁奖词当是最佳阐释：“在他心里，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五年归国路，十年两弹成。开创祖国航天，他是先行人，披荆斩棘，把智慧锻造成阶梯，留给后来的攀登者。他是知识的宝藏，是科学的旗帜，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典范。”
称钱学森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典范”，一语中的。在这一句定评中，有一个关键词需要特别关注，这个关键词便是“中国知识分子”。何谓“知识分子”？大多数人对这个词的理解是“受过高等教育，有知识的人”。这样的理解未免粗疏且肤浅。事实上，对知识分子的解读恰好是深入钱学森精神的最佳切入点，我们也可以借由“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对自身行为和思想进行观照。知识分子首先必须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他可以是教师、律师、作家、艺术家、科学家以及任何其他行业的脑力工作者。以上只是知识分子的外在标签，因为知识分子并非泛指一切有知识的人，在西方的文化语境中，知识分子被称为“社会的良心”，他们除了具备专业知识技能之外，还应该是人类的基本价值，诸如理性、公平、自由的维护者；另外，除了献身专业工作以外，知识分子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还必须是超越个人以及个人所属的小团体之上的。用以上概念来比照钱学森生平，可吻合之处颇多，钱学森自是知识分子中的楷模。但是，有一点不能忽略的是，钱学森是“中国”知识分子，他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典范。上述知识分子概念的阐述，是以西方近代知识分子为原型进行的解说，而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近代形成的“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务上运用理性”的知识分子在精神气质与人格精神上多少存在差异。本文由于关注点和篇幅所限，并不打算探讨中西知识分子在历史渊源和思想传统上的共性和差异，只打算从钱学森这个特殊人物出发，探讨这位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一种默契传承。孔子曾说：“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文化对人的影响，恰如这芝兰芬芳，潜移默化、耳濡目染地影响并决定着人的思想和言行。钱学森赴美留学之前，其父亲钱均夫留给他的字条上写着：
“人：生当有品：如哲、如仁、如义、如智、如忠、如悌、如教！
吾儿此次西行，非其夙志，当青春然而归，灿烂然而返。”
这就是润物无声的文化影响。钱学森终其一生爱憎分明、光明磊落、百折不回，决定其人格因子的，就是他身上始终流淌着中国知识分子的血液，而这种血液的基因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士”之精神。文化传统就像一种羁绊和纽带，将钱学森与这个古老而又新生的国度紧紧联系在一起，从而在现代中国再次奏响了知识分子的“正气歌”。如若条分缕析，钱学森对中国传统“士人”精神的继承与发扬，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理想精神的高扬
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在儒家精神的熏陶下，都洋溢并激励着一种理想主义精神，在他们身上都贯注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与信条。这种精神的来源，自然出于孔子。孔子曾在不同场合对“士”这一群体做过如下阐释。
“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
“士而怀居，不足为士矣。”――《论语・宪问》
“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
由此可见，孔子是努力给“士”这一群体贯注理想主义精神的，他要求每一个士人都能超越个体和一己之小群体的利害得失，摒弃物欲享受与贪图逸乐，从而发展出对整个社会的深厚关怀。孔子的“士志于道”已规定了“士”是基本价值的维护者。他的学生曾在这一点上说得更明白：“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一阐释对后世“士”之阶层产生了深刻影响。每当天下无道，士人们便愈发显示出理想精神与气节力量。正如孟子所言：“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孟子・尽心上》。“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孟子・梁惠王》。
儒家先哲对士阶层的理想主义抱有极大的信念，所以孟子才说在理想面前，要用生命捍卫道义，更何论个人的利害得失。而在理想面前，也只有士可以摆脱个人经济基础而发展他的“恒心”。这种恒心，按照近代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的观点来说，就是士之阶层能始终坚守其“思想上的信念。”
钱学森是在《钱氏家训》的教导下成长，那些“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以及“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皆当无愧于圣贤”的箴箴格言，他一生未曾违背，始终恪守着胸怀天下，克己奉公的理念。钱学森自认“科学最重，名利最轻”，也说过“个人仅仅是沧海一粟，真正伟大的是党、人民和我们的国家”，所以，我们在钱学森身上才看到三个舍弃：毅然放弃在美国的优厚生活回到祖国；抛却温馨的家庭生活孤身前往边疆；晚年舍弃名利拒当科协主席，不同时期的钱学森身上始终有理想主义的闪光。虽为国家取得了巨大的荣誉，他的脸上始终是亲切的微笑，保持着一份恬淡的心情。在钱学森身上，始终有“澄清天下之志”，这份读书人的理想和豪情，是对中国传统“士人”精神的最好发扬。
二、精英意识的弘扬
中国古代的士人，绝非单纯的知识受众或知识的占有者。既然“以道殉身”、拥有知识，那就应该凭借己之所长和自身优势，完成历史使命。这就是士人骨血中的精英意识。正因如此，士人中的优秀分子，往往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孔子就是士人精英的典型。公元前496年，孔子周游列国时被匡人拘禁，面对如此困境，孔子却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在危急时刻，没有考虑个人安危。他认为，自己是古代文化唯一的继承者和传播者，应当以舍我其谁的勇敢精神，当仁不让地承担起这一历史重任。这种勇气，在钱学森身上也可以看到。钱学森曾说：“我个人作为炎黄子孙的一员，只能追随先烈的足迹，在千万般艰险中，探索追求，不顾及其他。”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艰难险阻都不可阻挡，始终“以天下为己任”，这就是精英阶层的使命感与责任感。 作为精英阶层，隔空叫嚣“以天下自任”，仅有满腔热血是不够的，还需要有过硬的能力，也就是要有道德与学问，思想与方法，这样才是当之无愧的精英。这种强烈的精英意识表现在思想上，正如孟子曾借伊尹之口的一种发扬：“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子觉之而谁也？”孟子自认为是芸芸众生中的“先知先觉”者，作为精英，他们的历史使命就是要用自己觉悟到的真理，去启迪和教育人民。并且自认为此种事业，“我们不做谁做？”这种大气磅礴的口气，固然有其强大的历史使命感作支撑，但是其中也有强大的知识基础和学问自信作为底气。一位知识精英，只有两者结合在一起才能成为精英。这就让人想到后世的知识分子，要么有学无识，最终沦为知识匠人，用钱学森的话来说，就是“尚未摆脱经营自己二亩地的小农意识，把自己的工作说成一门学科”，缺乏一种超越群体和时代的眼光以及使命意识感；要么则是有识无学，虽说也能喊出漂亮的标语和口号，但是无法落实到行动，也无法真正地启迪民众，救国救民，最终只能是“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图个虚名而已。
反观钱学森，作为知识界的精英，他将古代士人阶层的精英意识很好地进行了发扬，因为他不仅有知识自信，更有历史责任意识，这样的双重结合造就了新中国航天事业的奇迹。面对当时领导期待和外界威胁，也只有他能够义无反顾地说出“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干？难道中国人就比外国人矮一截”这样振奋人心的话语，并用终生的实际行动践行着一个知识精英的理想与信念。
作为“以道自任”的知识精英，还有一个重要品质同样不可忽视，这就是士人的铮铮风骨――不骄不媚，不卑不亢。用孟子的话来说，就是“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钱学森这一生，不知道把多少唾手可得的财富和荣誉拱手相送，却甘心在不毛之地的陋室里醉心科学研究，在朴素的生活中思索科学的真谛。无论再多的名利都无法赎买他知识精英的高贵与傲气，这一点上，钱学森让人敬佩无比。后来很多知识分子，科研条件和科研氛围都要更为先进和优越，相反科研贡献却并不让人满意，究其原因，就在于精英意识的缺失带来的人格错位和心态失衡。中科院力学所第二任所长郑哲敏在《钱学森的科学精神》中转述钱学森的话说：“一方面是精深的理论，一方面是火热的斗争，是冷与热的结合。这里没有胆小鬼的藏身处，也没有自私者的活动地，这里需要的是真才实学和献身精神。”这一段“夫子自道”，可看作钱学森对士之阶层精英意识的最佳阐扬。
三、家国情怀的凝聚
钱学森身上最闪光的，莫过于他爱国主义精神和为国奉献的精神。这种精神，也是浸润在中华民族两千年的家国传统中，并做了一次耀眼的爆发。事实上，早起春秋时期，孔子就谆谆教诲他的弟子：“己欲立而力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立己达人，拯救天下，孔子的言论是朴素的家国情怀的萌芽。汉末党锢领袖李膺，史称其“高自标持，欲以天下风教为己任”，又如范滂亦有“澄清天下之志”，汉末尽管朝纲废弛，然而国家情怀渐成气候。转至北宋，在积弱的国势下，范仲淹起而提倡“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终于激起了一代读书人的理想与家国豪情。晚明东林党人的“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也在振动其时知识分子的心弦。明末清初鼎革易代之际，顾炎武旗帜鲜明地喊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最强音。作为士人，对于家国的这份责任，顾亭林在《与潘次耕札》中有更清楚阐发。“君子之为学业，非利己而已也，有明道淑人之心，有拨乱反正之事，知天下之势之何以流极而至如此，则思起而有以救之。”
可以说，明道淑人，拨乱反正，思起而救，皆是知识分子求学为学的重大使命，其中也可看出士人在其中的一份担当和一份责任。而这种担当与责任，在钱学森的生命历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对于自己的国家，钱学森说过这样深情的话语：“我是中国人，我到美国是学习科学技术的。我的祖国需要我。因此，总有一天我要回到中国去的。”“我为什么要走回归祖国这条路？我认为道理很简单――革命先烈为兴邦，为了炎黄子孙的强国梦，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血沃中华热土。……再看看共和国的缔造者和建设者们，在百废待兴的贫瘠土地上，顶住国内的贫穷，国外的封锁，经过多少个风风雨雨的春秋，让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屹立于世界东方。想到这些，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丢呢？”
这些话语，都闪动着一个爱国赤子家国情怀的深情凝聚。这种情怀，也体现着民族精神在一个知识分子内心中的代代传承。钱学森说：“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成就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任何一个有爱国心的人读到这朴素的话语，内心都不会不受到触动。一言以蔽之，家国情怀，正是钱学森取得辉煌成就的不竭动力。
钱学森曾有著名的“钱学森之问”，面对这个让人尴尬的问题，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然而深度剖析不难发现，知识分子当中的很多人，在这个浮躁社会中，都逐渐丧失了传统士人的优秀品格。而理想信念、精英意识以及家国情怀，恰恰是当今知识界不少人在随波逐流，贪念荣华，追名逐利的时代潮流中丧失的最为重要的东西。我们生活在文化传统当中，追根溯源，我们的很多精神品质都可以在历史中找到文化的基因。钱学森学贯中西，在他身上仍然有极深的传统文化的烙印。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只有正视传统，正视传统文化这根纽带，潜心静思，才有可能解答出“钱学森之问”；才能在文化自信、文化创新的道路上真正找回民族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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