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爱玲其人
张爱玲是一位在国内外具有盛名的高产双语作家，不仅她的作品得到文人学者的关注，曲折的人生经历也使她个人散发着一种特殊的人格魅力，就像一个传奇，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力。张爱玲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另类作家，自出道后，盛名至今不减，张迷遍布全球。
张爱玲系出名门，家世显赫，祖父张佩纶是清末名臣，祖母李菊耦是朝廷重臣李鸿章的长女，父亲张志沂、母黄素琼。可以说，张爱玲出生于一个封建落没贵族世家。出生荣耀的她，却从小生活在家庭的阴影当中。1930年入黄氏小学插班读六年级。同年父母协议离婚，母亲与姑姑搬出宝隆花园洋房，在法租界租房住，张爱玲仍然随父亲生活。后来与父亲和后母不和，跟着母亲离开中国移居海外。她有过两次婚姻，第一次与胡兰成维持不到三年的婚姻，使她伤痕累累;第二次婚姻是大她29岁的美国人赖雅。
她在文学上的才华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来，可以说是一个天才作家。所以，她曾是红极一时的上海大作家，也在香港和美国获得盛名。20世纪50年代以来，对于张爱玲的文学研究就已经非常盛行了。但是，作为一个熟练掌握中文和英文的双语作家，张爱玲在翻译领域的成就也是斐然的，在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
当代著名作家白先勇曾经评价过张爱玲：张爱玲当然是的天才，她的文字风格很有趣，像是绕过了五四时期的文学，直接从《红楼梦》、《金瓶梅》那一脉下来的，张爱玲的小说语言更纯粹，是正宗的中文，她的中国传统文化造诣其实很深。张爱玲作为一个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大作家，特别是在西方文化视角下，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非常深刻和通透，中国传统文化深入到她骨髓之中。
二、形成原因
张爱玲是先接受传统文化教育，而且是相当彻底的四书五经的私塾教育，然后从十岁起，就进了教会办的小学，然后一路是教会中学和大学。小学和中学是美国人办的，大学本应该去上伦敦大学，因欧战爆发，改为香港大学，又受了最彻底的西方文化教育。她的文化认同是首先建立在对传统文化的接受上的，这是她的遗老家庭的特殊家庭文化背景所决定的。（佘小杰，2001：103）
很小的时候，她就开始认字、背诗、读四书五经，后来受父亲的影响，又熟读《红楼梦》、《金瓶梅》、《海上花》《西游记》、《三国演义》、《七侠五义》、《老残游记》、《醒世姻缘》和《歇浦潮》之类的故事。这种先天的继承和环境的熏陶使张爱玲一生始终都有着清晰、执着的民族文化认同感，从她的人生态度到她后来的作品，不管有多少西化的成分，总体风貌上仍然是中国文化的风貌。
张爱玲也坦言喜欢中国古典文学，曾经说过《红楼梦》和《水浒传》比《战争与和平》好。同时，她也喜欢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的壮丽的意象。
三、小说主题
读张爱玲的小说，就会感觉到一种浓重的压抑、悲惨、冷酷、没落的气氛，人物性格常是变态、庸碌、沉湎声色，她的小说《倾城之恋》、《金锁记》、《红玫瑰与白玫瑰》、《茉莉香片》、《心经》、《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等都是如此，或是出于利益、欲望目的的爱情（《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或是饱受压抑后对他人的心灵摧残，或是变态的感情。这些都是来源于她对中国人生存境遇的深刻体认，这种痛苦越是深刻，基础越厚实，解脱、涅的动力才越大，动机也才越纯正，心地才越慈悲。这很大程度上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精髓的佛禅意蕴相统一。
张爱玲的小说从其主题思想和内容特点来讲，是虔诚地向往自然平和的素朴人生，迷恋于传统文化中幽柔的人情和人与天地万物在精神上共鸣的境界。张爱玲站在维护自然人性完美的立场上，进而对畸形的经济发展作了抨击，对丧失了中国文化精神的现代生活方式表示了深深的厌恶。张爱玲的小说主题一贯揭示恶俗的人性和社会异化等是由于真朴自然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失落。
张爱玲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依恋与呼唤，她对现代物质和金钱的畸形文明，对人成为商品的恐惧和人成为金钱奴隶的揭示与批判，才是她小说的主要基调和总的主题。她自己就曾经说过，给她文学创作最大影响的还是中国的旧小说。在她的小说中，她对于中国的人情风俗与传统关系体会得如此贴切，观察得如此深刻，若不怀念和喜爱，绝对是办不到的。她小说中最见功力的是她描写中国人情世故和传统情调的圆熟和她对中国人的脾气的摸透。（李建秋，2005：52）
四、人物特点
张爱玲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其实也如她所说，真有其人。而这些人物都是脱胎于她在中国生活时期周围的人物，如《金锁记》中的故事、人物原型为李鸿章次子李经述一家，《花凋》则是以张爱玲舅舅黄定柱的第三个女儿黄家漪的爱情悲剧为底本的等等。这些人物都是中国旧社会下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她笔下的白流苏、曹七巧等等人物完全是旧文化的产物，还有这些作品中的没落的旧家庭的散发着腐巧气氛的文化氛围，这些人物及其背景，她都刻化得深得其神韵，这不能不说是与她对于旧文化的深厚理解有关。这些人物，从外貌、气质到思维方式和心理逻辑，一切都带着旧文化的积淀，不会等闲与其他时代的其他人物相混。如果不是作者本人对于他们生活于其中的那种文化有深入的了解，就不能够描写得这么真实。（佘小杰，2001：104）还有《十八春》中的女人，张爱玲对老一代旧式妇女对旧式道德的忠实表现出及其厌恶。张爱玲由此把一个旧道德规范下的女性的心理逻辑生动刻画出来，表现出这种畸形旧文化规范压制下中国旧式妇女的可悲、可气、可叹。张爱玲小说中人物的名字，如流苏、七巧、玳珍、童世舫，也都渗透着浓郁的传统文化的气息。
张爱玲小说中的人物都具有的一个特性就是，内心矛盾和性格的强烈反差对比。这是张爱玲对自然与人性结合中矛盾冲突的探索，这实际上浓厚地浸润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核之一的人生观。在所谓西式文明的冲击下，中国传统文化遭受着各种考验，当时中国社会中出现人性扭曲。张爱玲通过刻画异化环境下形成的人性变异特点，尖锐地攻击着资本主义的金钱文明，从而又肯定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文明，以对现代西方式金钱文化导致人性沦丧的真实写照来反衬出传统东方式自然人性的真朴形态。
五、艺术方法
张爱玲在文学表达中，不管是采用西式表达方法还是重视表达方法，在她深刻感知传统文化精神后，西方的艺术方法只是作为一种丰富和补充，用来开拓并建立基于本土文化内核的并符合中国道德与人伦关系的新的价值体系。张爱玲小说中常见的意象和通感手法的运用，都源自于唐诗宋词的艺术趣味和艺术表现方法。一定程度上，张爱玲是通过小说这样的艺术趣味来反映她的人生境界和对中国文化精神的呼唤。张爱玲的叙事方法也带有浓厚的中国古典小说叙事意味，特别是《红楼梦》式的笔调。如《金锁记》、《沉香屑》、《传奇》等等，都符合中国传统小说叙事方法、艺术风格和意象选取。对中国古典艺术情调和艺术表现手法的偏爱，正是表示了张爱玲内心对中国文化精神的维护与追求。在她的内心里极度认可和喜爱中国古典传统文化，因此在小说艺术方法对其进行沿袭，不仅有助于小说的表达，更在很大程度上昭明，张爱玲实际上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坚守者和捍卫者。
六、结语
张爱玲是20世纪中国文坛上的一个奇迹，她不仅熟练掌握中英文写作和语际转换，还通透地了解中西文化，又通过西方文化的视角深刻地解读和演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虽然在一定的时代背景下，她不得不远离国土定居海外，但在她心中中国是可爱的，同时她也用自己的作品不断完美呈现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令人惊叹的美丽和哀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