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失意英雄的名字十分耐人寻味―――刑天：天者，颠也；刑者，戮也。刑天二字一方面意味着被割去头颅的人，即刑天其人，另一方面又表达了刑天誓戮天帝以复仇的决心。这两方面完全相反的含义竟如此和谐地存在于一个词中，呈现出一种奇异的平衡。然而在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心中，这种平衡却是他们在精神上反复挣扎的源头。
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在有关中国知识分子，即“士”阶层的话题中，“刑天”意味着对他们精神自由的阉割。“天”是士族阶层对于自由思想与独立精神的最高追求，而统治阶级却往往给这天字下面加一个“理”字，并宣扬着“存天理灭人欲”，人欲即性情，这就使“天理”成为压抑知识分子一道精神枷锁。老子在《道德经》中说道：“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长久……此谓天全道长。”而“天”就是历代知识分子所追求的天全行知。
陶渊明在《读山海经》中写道：“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从这首诗中我们就可以看到陶渊明对于“刑”的反抗和对“天”的不懈追求。有人说陶渊明几次在仕与隐中徘徊，他的隐居也不过是一种对于世俗的逃避。我想说出这种话的人是没有能够真正理解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他从来不是一个懦夫。陶渊明的隐居是为了彻底的反抗世界施予他的束缚，他希望跳出体制外，来追求自己的本真的没有被污染的“天”。倘若我们带着“体制”的有色眼镜去看他，自然是无法理解这种彻底的放弃与追求。
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
司马迁是谈论知识分子被刑天这个话题不能绕过的一个人物。他是一个以黄帝为正宗的中原文化传人，他是一个漠视炎帝、无视刑天的探访者，他是一个出身史家却因私干政的愤青。司马迁是一个另类被刑天的人，然而宫刑却造就了他的发愤著书，他在残缺的刑天中不断追求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事业重于泰山就是他人生的救赎。
与司马迁不同，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却在刑天的压力下选择了自戕。并不是说王先生没有知识分子的担当，而是在那样一个时代那样一个环境下，他对不能追求“天”的自己产生了深深的失望，于是把寂寥的背影留给了世界。陈寅恪先生在给静安先生写的悼文《海宁王先生之碑铭》中说道：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这段话与其说是为了悼念静安先生，不如说是为了抒发他自己心中的感慨。陈先生在五十余岁时双目渐渐失明，即使他在黑暗中承受着刑天的苦痛，也要挣扎着发出振聋发聩的呐喊―――“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寥寥十字，道出了千百年来文人墨客的心声，遥遥地，回应着末路英雄刑天操舞干戚的猎猎声响。
何为天全？独、自、坤、天
刑天刑天全，史迁阉天全，静安戕天全，恪公失天全，陶潜得天全。何为天全？不过“独、自、坤、天”四字而已。
独，即独立之人格。如陶诗《形影神》中所言，精神之虚无，必依形而立。而此处所言之人格，亦即文之气格。君不见，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所写到的“是气也，寓于寻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间。……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者矣。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岳，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与文天祥《正气歌》之“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岂非遥遥呼应哉？气格，是比意境更为重要的价值尺度。
自，即自在身心。自由是一种偏公众的价值取向，而自在则是属于自我的本心需求。其实，不论是佛家还是道家，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不也是“大自在”境界吗？人生有五个阶段：生存、品质、炫耀、感觉、精神。人生如旅，可遇五舍：一舍为有我，二舍即自我，三舍是他我，四舍乃本我，五舍方无我。“忘我”则无我之境，并非所有人均能抵达。年届九十，尚活在他我之中，亦不罕见。本我未达，无我、忘我更无从谈起矣。珍重有我，修正自我，淡化他我，坚守本我，趋近无我。
坤，即坤健气度。《周易・乾卦》中说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其实地势坤是应该放在天行健之前的。唯有先阴后阳，先坤后健，先地后天，先行后知，我们才能更好地把握人生，追求性灵。正所谓先脚踏实地再仰望天空，如是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