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张爱玲的《金锁记》和日本德富芦花的《不如归》虽然并不存在着直接相互影响的关系，但在刻画曹七巧和浪子这两位儿媳妇的时候却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对受压迫儿媳妇这一形象都做了成功的描写。通过对作品进行比较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拥有共同文化背景的两个国家的作家对女性悲剧原因的探寻。
关键词：《不如归》；浪子；《金锁记》；曹七巧；悲剧命运
古今中外，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一直都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长期以来主流社会对女性地位的定位，导致女性遭遇了很多悲惨经历。因此各个国家都就此问题进行不同的研究，并通过各种作品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在此，通过对日本作家德富芦花的《不如归》和中国作家张爱玲的《金锁记》两部作品中儿媳妇形象的分析，试探讨女性婚后悲剧命运产生的原因。
一
日本有一句谚语是“别让媳妇吃秋天的茄子”。意思是说，秋天的茄子是最好吃的，婆婆们不会给不讨自己喜欢的媳妇吃好吃的茄子。这句谚语体现了日本女性在家庭婚姻中的地位。
但早期历史上，日本女性在社会中地位并不低，从远古母系社会到平安时期，女性一直受到人们尊崇。但镰仓以后，随着男权社会制度的建立，女性地位发生了巨大的逆转。两性关系中，女性由主导变成附庸，她们活在男尊女卑的封建道德下，没有话语权，不能反抗。江户时代，日本实行身份等级制度，家庭内部按照男尊女卑的原则划分了等级，从此，女性陷入历史上最屈辱的境遇。
《不》的故事发生在明治初期。这时日本开始明治维新，积极引进进行文化改革。这一系列改革对封建家长制进行了沉重的打击，也加速了封建家庭的解体，男尊女卑的观念开始改变。但这一次改革是结合封建势力的自上而下的改革，经济政治上的变革与意识的变革不同步，封建思想仍占据重要地位，并非充分近代化。因此，女性在家中的地位还很低。那些吃尽了苦熬成婆的女性在媳妇进门后，把她们的痛苦都回报在媳妇身上，她们严格训练媳妇，甚至欺负媳妇，把她们当佣人看。在《不》中，川岛的母亲就是封建家长的代表，是封建伦理的化身。封建家长制赋予他们的权威和传统道德下女子的屈从地位，成为悲剧的根源。＼+①
而《不》中的浪子就是一位受压迫女性的典型代表。浪子本是大家闺秀，不论从其自身形象还是在旁人的眼中，浪子都是一个端庄温婉的女子。在丈夫武男写给浪子的信中的“浪妹之玉照，始终深藏于仆之内衣怀中”等语句可以看出他对浪子的喜爱，若浪子不是一个温柔的女子，武男也不会如此喜爱她。还有浪子的婆婆，虽然总是挑三拣四，但心里还是很满意，她感觉到“浪子不管家风和教育的不同，尽量抛弃自己的趣向而迁就她”，常常在骂她时心里暗想“我做新媳妇的时候功夫远不及她”。这样一个好女人，在嫁入夫家后孝顺贤惠，却还是遭到了欺压，更因传染病遭到婆婆的厌恶，被迫与丈夫断绝关系，导致心情不畅病绝而亡。
性格决定命运。浪子是出身高贵的千金小姐，父亲是陆军中将，母亲出身于有名的仕宦人家，本该是个家教极好的女性。但由于母亲去世，后母的冷落以及亲妹妹的排斥，造成了她软弱的性格。她与父亲相互关心却忌惮后母不能表露感情，只能收敛自己的感情，看别人的眼色行事。正如书中所言“不被爱是不幸的，不能爱更加不幸”，浪子不能爱自己的父亲，她成了“一朵生在阴暗地方的花”。这导致了浪子内向、软弱的性格，使她在受欺压时，缺少反抗的勇气，造成了她的悲剧。
虽然浪子嫁给了自己心仪的对象，但在既无公公、丈夫又外出的家中婆婆就成为了最大的独裁者。＼+②而浪子的婆婆，因自己做儿媳时受到欺压，现在便将自己受的委屈发泄到新媳妇身上，寻求内心的平衡。再加上浪子的婆婆早年丧夫，独自一人把武男拉扯大，母子间感情深厚。单亲家庭中母子在心态上比正常家庭有更多怜惜，容易形成“心理变异”。浪子婆婆对自己的儿子有极强的占有欲，儿媳的到来将儿子对母亲专一的爱分散，母亲不能忍受与别人共享儿子的爱，故对儿媳百般挑剔。
尽管如此，浪子还是对婆婆毕恭毕敬。初嫁过来时，她发现夫家和娘家的行事作风等截然不同，她不适应但还是“打定主意，决心抑制自己，完事依照家风”。后来遭到折磨时，她也百般忍耐，拿出丈夫照片安慰自己。中国人说“爱屋及乌”，因为爱丈夫，所以不忍让他为难，她从不提婆婆对她不好，反而总是把错归在自己身上，“为了丈夫，她觉得无论怎样艰辛都是快乐的，她就牺牲了自己来服侍婆婆”。即使这样，还是不能避免婆婆不满。之后浪子得肺病直接导致她命运的悲剧。“不合家风离婚，不生小孩离婚，害上讨厌的病离婚，这是社会上的规定”。浪子的病成为婆婆强迫她离开的借口，传宗接代的观念最终杀死了无辜的浪子。
德富芦花作为和日本资本主义同时诞生的作家，他亲身经历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矛盾，但他热爱劳动人民，追求自由平等，渴望通过他的笔来抒发自己的情感，揭露社会的罪恶。《不》作为他最有影响的作品，他借助女主人公浪子的悲惨遭遇，抒发了日本无数受封建家庭压迫的青年男女的心声。他一方面批判了女性逆来顺受的软弱性格，另一方面也指出了日本资产阶级荒谬腐朽的道德观念，强烈的抗议了整个社会对妇女的歧视，谴责了整个社会的冷酷无情。
二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说过：“在一切蒙昧人中，在一切处于野蛮时代低级阶段、中级阶段、部分地处于高级阶段的野蛮人中，妇女不仅居于自由的地位，而且居于受到高度尊敬的地位。”中国也有过历史漫长的母系社会，那时女性占据着主导地位，受人们的尊重。但随着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转变，女性逐步变为男性的附庸。
从夏开始，我国进入奴隶社会，王位的传承规定传男不传女。皇室的传承影响了百姓家中的人物地位，整个社会形成宗法制度，以男性为中心，妇女依附男子。于是在生产生活各个方面都是男尊女卑。《礼记・内则》云：“子妇无私货，无私蓄，无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与。”明确规定女性不能拥有自己的财产，必须依附于男性。同样，《礼记・效特性》云：“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规定女子三从四德。这一系列的女性观迎合了统治者的需要，于是被流传下来，女性的地位也因此固定流传后世。＼+③ 至此以后，女人在封建社会里就是被命运枷锁困住的悲剧群体，她们来到世上的使命仿佛一出生就被注定了，遵循三从四德，顺从地等待自己一生的结束。在这种父权社会的家长制下，男子有当家做主的一天，女子却永无出头之日。她们永远处在从属地位，被“三从四德”牢牢束缚，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
《金》的故事发生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封建势力逐渐削弱，西方的新思想也开始传播，女权主义流传过来，女性意识开始觉醒。但封建旧习还扎根在人们心中，传统大家庭中更是坚持着封建家长制。因此虽然她们要求的“形式”平等有所改变，但“事实”平等却无从实现。且逢战乱，人们只求自保，卖子求财的事情经常发生，七巧就这样被卖到姜府。中国传统婚姻中，有没有爱情不重要，但门当户对却必不可缺。曹家和姜家门不当户不对，因而造成了她爱情悲剧。
《金》中，一开篇姜家丫鬟们对曹七巧的评价，体现了她市井小民的气质。接下来妯娌间的闲聊也都表达了对曹七巧的厌恶。且不说外人的态度，连曹七巧的哥哥嫂子，对妹妹也颇多抱怨“就没一点儿得人心的地方”。其实曹七巧也知道自己的地位，但却从来不自我反思，反而怨天尤人。出身不好，没修养，作风不好，吸食鸦片，曹七巧并不具备传统家庭中对儿媳妇的一切要求。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说过“女人不是生下来就是女人，而是后来才变成女人”，曹七巧也非一出生就是这样。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一个人童年的生活、情感体验会影响他的终生，甚至会决定他的气质、性格、命运。如果七巧出身贫寒人家，内向懦弱，安于普通的生活，她也可以平凡宁静。但她生于市井小贩之家，既没有受到严格的礼法教育，更缺乏少女应有的规范和约束，这样的经历导致了她性格倔强暴躁，行事自私任性，说话尖酸刻薄。＼+④
虽然高门贵族中不乏这样的人，比如姜季泽。他自私、不学无术，但都因他有钱而变得理所应当。而七巧，作为一个出身寒微，嫁入豪门的女人，她就必须有豪门儿媳该有的矜持端庄，她的泼辣豪爽是被厌弃的。她不但要承受着肉体、精神和情欲上的痛苦；更要承受姜家由于她出身的低微，有个残缺丈夫而产生的在精神上的歧视。
姜家是名门望族，有权有势，因儿子残疾才找了曹七巧，与曹家门不当户不对。而对于曹家而言，能够攀上这样的名门贵族，却是求之不得。虽然姜家二少爷是残疾，七巧是个健康的姑娘。可即使这样，在姜家人心中曹七巧也配不上，她虽是姜家的二奶奶，表面上和大奶奶她们平起平坐，实际上却被这个家族所拒绝，被贵族阶层排斥在外。因此在姜家，七巧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地位可言。
“出于发泄的目的，破坏性本能习惯上是为爱欲服务的”＼+⑤。作为一个泼辣果敢的女性，在发现自己不受欢迎时，她不会一味忍让，而是一一回报以发泄自己的不满。因为心存自卑，再加上丈夫对她的伤害，她恨这个深宅大院。所以她仗着自己少奶奶的身份狐假虎威，报复对她不好的人，用尖酸刻薄的语言和令人厌烦的行为方式来发泄她的欲望，显示她在这个家庭的地位身份。她一出场就引起了姜家的主人们的厌恶，更不用说平日里对丫头们的颐指气使有多让人怨恨。可这样只能更让人鄙视她，更显得她没修养。
中国有句老话叫“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曹七巧既已嫁入姜家，那就是姜家的人，她不但要与姜家荣辱与共，更要忍受姜家的一切，包括对她的欺压。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曾提出只有当女性对自身的意识发生根本的改变，才有可能真正实现男女平等。七巧虽泼辣，但从小过苦日子的她，如今这种锦衣玉的日子早已使她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出于对金钱的追求，她不会主动跳离这个火坑。况且传统思想还扎根在她脑海里，她不会从自身去思考改变，更不会主动反抗。就因为她一时沉溺，导致了她一辈子追逐权力富贵，却一辈子都没得到。
张爱玲是个具有西方现代精神特征的小说家，具有文学反思性、批判性，深刻地挖掘人的本性、生存困境以及人类命运，采用了对情欲、心理、潜意识的描写来阐释人性的本质。同时因为张爱玲的家庭情感经历，她对人性命运有独到的见解。《金锁记》以独特的视角、出奇的冷静，通过曹七巧非人的扭曲向我们展示了女性生活悲惨的一面，揭示造成女性悲剧的根源，即社会对女性地位的消极态度以及女性自身对男权社会的依赖性，对自身价值的不确定。＼+⑥同时她也通过曹七巧来揭示整个社会对于女性的不公平对待，以及中国传统的封建道德枷锁对女性心理上造成的不可弥补的伤害，呼吁人们更加注重女性的生活。
三
无论中国还是日本，封建家长制根深蒂固，对女性的轻视也根深蒂固。在相似的社会背景下，才会有浪子和曹七巧这样的女性。虽然她们有相似的命运，但由于她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 所以她们具有彼此不同的特点。总的来说，张爱玲作为一位女性作家，比德富芦花更了解女性的心理，因此张爱玲笔下的七巧相对于浪子要神采飞扬得多。主要表现为以下两方面：
第一，张爱玲本身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加之其自身经历，她对女性在家庭生活中以及感情生活中所遭遇到的境况深有体会。她从自身出发描绘女性在感情世界中的劣势地位，把姜家不同女性对七巧的偏见心理描写得生动形象。相对于浪子，七巧无论从形象还是心理上都塑造得更为饱满。
第二，七巧与传统文学中的理想女性――即逆来顺受、听天由命的形象不同，她不像浪子那样压抑自己的感情，做“三从四德”的道德楷模。相对于浪子的逆来顺受，七巧更理解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她有强烈的女权主义反抗压迫的意识， 她努力在情与理的矛盾漩涡中苦苦挣扎，尽管她反抗的呼声微不足道，反抗的方式畸形可笑，甚至最终没逃出社会环境施加在她身上的悲惨命运，但仍掩不住她反抗不公正命运的光芒。＼+⑦
当然，无论《金锁记》还是《不如归》，它们描绘的那个年代已离我们远去，可两个女性的故事却留给我们无尽的思索，她们影射了传统伦理道德下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生存实态。鲁迅在《关于女人》中说“社会制度把她挤成了各种格式的奴隶， 还要把种种罪名加在她头上”。 他替所有女性说出了她们的心声，因为天生力量上的弱势，使女性在生存上受到了极大的阻碍，被压迫被欺辱，带着沉重的枷锁生活，还有无数女性因此送命。“来生再也…再也不做…女人了！”浪子临终前的话无疑是对封建社会残酷现实的控诉，这不仅是她一个人对命运不公的控诉，更是所有女性对于自身命运的悲鸣。
[注释]
① 楚永娟：生命的挽歌――《孔雀东南飞》和《不如归》的婚姻悲剧比较，载《名作欣赏》，2010年第6期。
② 郭晓梦：日本小说《不如归》的婚姻悲剧，载《剑南文学》，2013年5月。
③ 唐娅辉：传统性别文化的建构与女性地位的嬗变――中国女性从女神到女奴的历史追问，载《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总第69期）。
④ 李仕华：折翅的亲情，缺席的母爱――《金锁记》中曹七巧母爱裂变的悲剧心理分析，载《西昌学院学报》，2008年12月。
⑤ 弗洛伊德：《弗洛伊德文集》（第6卷），长春：长春出版社， 2004 年版第138 页。
⑥ 杨敏：论《金锁记》中曹七巧的悲剧形象，载《时代教育》，2007年7月。
⑦ 朱一红：对张爱玲《金锁记》中曹七巧的女性主义解读，载《浙江树人大学学报》，2006年5月。
[参考文献]
[2]张爱玲：《倾城之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6月。
[3]肖霞等：《全球化语境中的日本女性文学》，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
